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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之缘(作者：张艳平)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16日 16:35
我与赵春霖老师是普通的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授业方式。九年时间，我与赵老师幸有三面之缘，他在眼睛高度近视且右手不能写字的情况下，仍用放大镜坚持用左手给我写回信，批改作业，鼓励我学以致用，持之以恒。这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女儿来说，是怎样一份帮助和关怀
啊!
一九八四年，我带着未能上大学的遗憾回到家里,怀揣着一个袖珍收音机,田间地头或出门在外,总是在听,晚上睡觉也放在枕边伴我入眠。那时候听收音机不仅仅是一种寄托，也从中学到不少知识,知道不少信息。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湖北电台即将和全国十二家电台还有苏州日语函授中心联合办学授课，我便倾出所有，其实把分分角角都算起来一共只有三十六元。好在报名费书杂费只需要二十元整。我是在电台开课两星期后才收到教材的。“啊、伊、乌、窝、卡、克、枯、棵”地开始了日语的自学。学日语并非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农村虽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而在我们这个还很闭塞的乡村学日语却是没有什么作为的。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我想能用日语看懂日本的文学作品，加之刚出校门，对书本的眷恋太深，不知不觉跟着电台学完了教材《日语入门》的上下册。八五年九月,电台通知离沙市较近的学员在九月十日到沙市三中参加由赵春霖教授率领的日语辅导团的面授。我于是抓紧时间做完田里该做的事情，九月九日便带着教材赶往沙市三中。临出门时,母亲不放心我初出远门，她听说沙市人贩子较多，叮嘱我早去早回。
辅导团的成员有赵春霖教授、湖北电台外语节目编辑韩月英、湖北学区辅导站站长熊天生，还有一位姓胡的日语老师。到沙市参加面授的学员六十九人。面授之前独自跟着电台学，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经面授老师一提示竟觉得解开了心中的许多疑问。十一日下午,赵老师讲语法,他在黑板上出了两个日语句子要我们改为被动句，学员们都在纸上做，我因水笔断墨便在心里做。赵老师点名道：“坐在二组第四排的穿红春装的学员上来做。”我心里不觉发慌,坐在我旁边的学员推了推我说：“是在叫你呢!”我紧张地上去演排。幸好那两句改对了,赵老师又问了几个要点，我也一一作答。
晚上，老师和学员们在一起开了个座谈会。要学员们各抒己见，探讨这样函授教学是否有效果。座谈结束以后，学员们纷纷离去。我走在赵老师的后面，突然,他的拐杖打在走廊的柱子上，我才知道赵老师的眼睛走夜路不方便，那几位与赵老师同行的成员到沙市去拜亲访友去了。我赶忙上前去牵着赵老师的拐杖和他一起走，赵老师问“您是......?”
我说：“赵老师,我是下午演排的学员”。
赵老师很高兴：“你住哪儿?”
“我也住在三中招待所，就在您们的斜对面。”
赵老师试着用日语和我说了几句话，无奈我的口语很差，尽管能听懂赵老师说的意思，也许笔答能回答，而口语却答不上来。回到住处便蒙头想睡觉，加上那天牙痛，左脸已微肿，心绪极不佳。正要睡着，有人敲门，是韩月英编辑。她说：“对不起，打搅了，是赵老师要我来叫你。来了很多学员，过去坐坐好吗?”我便跟着韩编辑去了。来看望赵老师一行的学员们买了很多香蕉和苹果，那一份师生之间的亲切令人感动。平时和老师见面的机会少，见了面既是师生又是朋友。谈课本，谈经济发展，谈各地的改革开放，也谈风土人情，赵老师把苹果平分给十二个学员，说：“我们言归正转，你们每人读一篇课文，我们想听听读音准不准。”第一位是潜江某中学的一个中年老师，他说：“我学日语，感到最难的就是读。简直念不成句。”第二位是建筑工，他像个大姑娘一样涨红了脸，第三位第四位......，赵老师很是失望，指着坐在最后面的我说：“你敢不敢读?”
我接过教材，硬着头皮读了教材中的第五课，题目是“我的故乡”，读完后，赵老师问我为什么喜欢这篇课文。
答：“凡描写故乡的文章都有一种亲切感，读起来语气好处理，就显得很深动.。”
赵老师伸出大拇指：“哟西!”，日语意思“很好”。他对坐在旁边的几位老师说：“小张的成绩，证明了我们办学的成功!”
在我的带动下，一些学员也抓住老师当面辅导的难得机会，大胆地读起了课文，虽然读得不太准，我看得出赵老师仍是很高兴。
第二天，我要乘车走了。顺便去和赵老师道别。赵老师要我把地址留下，当他从地址上知道我来自农村且听我说家境困难时，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眼睛。这一动作令我终身难忘。赵老师鼓励我说：“不要中断了学习。”
我因怕母亲挂念没敢多呆半天便匆匆返家了。
一个星期后，收到赵老师寄来的袖珍《日华辞典》和一封鼓励我学习的信，我心里充满了对老师的感激。
第二次与赵老师见面，是在武昌阅马场中学的考场上。这一次与赵老师见面只有短短几分钟。在考试前十分钟，赵老师和他爱人凌德慧老师还在给学员解答题目。我其实不想打破那热烈的氛，但还是忍不住地叫了一声“赵老师!”
赵老师很惊讶，说：“这声音好熟啊!”
我说出自己的名字，赵老师热情地伸出手来并对他爱人说：“就是她,她的日语学得不错。”
赵老师问：“你为什么不在沙市参加考试呢?”
我说：“在填考场的时候我也同样没有去过沙市。”
“来一趟好，来一趟好啊，多一些见识也是长知识。”
因为赵老师那天要赶到苏州去参加日语教学研讨会，商谈继续办学事宜。要我和他继续通信联系。那一次的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应该说，我们的学习期满，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书信往来解答疑难似乎也应该结束了。而我和赵老师之间的通信倒是在学习结束后更加密切。从信中得知赵老师的眼睛已不能看书，即使看书也不得不用放大镜。对于我在信中介绍的江汉平原风景，赵老师回信说：“听凌老师念完信，真是看景不如听景，你的来信,扩大了耳闻，也增长了见识，望多来信，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农村情况。”那字迹，虽难得认，但是想到赵老师眼睛高度近视又用左手写的，那一份辛苦与关怀怎不令我这个渴求知识渴望有人指点的农村女孩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一次我在田间锄草，邻田的大妈告诉我说：“你又来信了，武汉的”。因为这一年我自修<<中级日语>>课程，我算了算时间，与上封信刚好相隔半月。这一年是我与赵老师通信最密切的一年，无论在农田做事，在灶旁做饭，在冲洗猪栏，在外出办事，总能如期收到赵老师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诫我：“我非常羡慕年轻人，常常把年轻人比做富豪人。但要节约，节约使用金钱(时间)。”
八七年我为县农牧局的一位同志帮忙翻译了一份近两万字的日文资料，写信告诉赵老师，赵老师回信说：“此信息，胜过千金礼品，给我慰藉！”
为加强联系，赵老师写信要我给他邮寄几粒棉籽，想试着盆栽棉花。增加兴趣。并特咐要我信中指导，我邮寄了十粒。不知是什么原因，棉籽没有发芽，试种几次没能成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第三次与赵老师见面是我成家后的第三年。我们回新洲老家过春节返回枝江时途经武汉，和爱人一起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去看望了赵老师和凌老师。因提前信中联系好说那几天要去的，赵老师和凌老师谢绝了外出做客的好意，专在家等候我们。去的时候，已有电台的两个同志在拜访赵老师。
我们在赵老师家吃晚饭。赵老师的视力更微弱，他说只能凭听的感觉知道我们一家人的模样。我听了心里好难过，赵老师这个样子还坚持给我写信指导，这是来之不易的收获啊!我们离开时，赵老师和凌老师赠送给我四大部日语工具书。因见面时太高兴，随便谈谈就是几个小时。竟忘了包里带的照相机，我们在去的路上还想着要和赵老师凌老师合影一张照片，爱人安慰我说：“下次吧,再去看望赵老师凌老师的时候，一定与他们合影一张！”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没有通信联系，因为赵老师凌老师的去处较多，我想一定是他们外出旅游去了。九四年七月，收到凌老师的来信，因为以往赵老师的信都是凌老师写的信封，我以为仍是赵老师的来信。折开信封，是从<<光明日报>>上剪下来的复印的一则消息，写着：九三学社社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武汉市友好日语进修学校校长、日语教授赵春霖，因病于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廊坊市逝，终年七十六岁。
获悉这不幸的噩耗，刹那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赵老师，我们还打算着春节回新洲老家过年时一定要去看望您和凌老师的。
九年来，您为我书信授业解疑，指点人生，关怀着我的每一步成长，您的离去,加重了我心头的沉重，我把您写的信一次次重读，不仅仅是一种怀念，更有一种振奋的力量。
细算起来，赵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每当结束了白天的忙碌而独坐书桌前的时候，我就感到赵老师他并没有离去。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眼 前，因为他的精神他的谆谆教诲已潜移默化在我的志向中，在我为人处事的原则里。
幸与赵老师有三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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