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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霞满天 风采焯然 （蓝瑞柠）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16日 16:48
温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每个夜晚，我都禁不住想起韦启良先生。霓虹闪
烁的城市夜空，他那一双温和的眼睛穿越窗台，注视着我——
时间又倒回到2001年7月27日下午，河池师专中文楼二楼的一间教室，我在焦急等待着新的任课老师——虽然我知道是他，而且熟悉他，但是一扪心思仍然不停地想，先生如今怎么样了，他能坚持给我们上课吗？毕竟，他因肺癌动了大手术，离开讲坛已有七个年头了。
离上课时间还有两三分钟的时候，韦启良先生轻轻走进教室。他向大家微笑示意，就走向讲台坐下。他还是老样子，我心里有些激动。因为先生，也因为自己。虽说我曾经在师专求学三年，心里仰慕先生，却因为专业限制，课程不同，无缘聆听先生授课，这个我盼望多年的愿望如今突然变为现实，怎不令人高兴。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先生的开场白已收尾，他说：“要我上课，是出我的洋相。而且要打个问号，今天能上，明天可说不准……”
我心里又悬下一根线。
这是不是先生又一处伏笔？
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虽然已离开课堂多年，韦启良先生风采依旧。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现代文学，他一句话就切入正题，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教室里很安静。一节课很快过去。我突然发现，先生的前襟和后背，不知道什么时候濡湿了一大片，而讲台上面飞转的吊扇，似乎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我们的课程只开了四十多节，而且要求在一周多的时间里上完，时间紧，任务重。我有点担心先生的身体吃不消。然而，每天上课时间一到，他都准时走进教室，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快上完这门课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先生有些消瘦了。确实，为了上好这门课，先生费了不少心机。先生的课有口皆碑，许多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每每说起，记忆犹新。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枯燥。然而经先生顺径理脉，启发点拨，这门课程变得很有趣味。先生不照本宣科，而是带有启发和研究性质授课，“他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借题发挥，时而现身说法”，带有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往往有独到的见解。
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文学史早有定论，先生肯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鲁迅在1919年《致傅斯年信》中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而所有的评论都不引用这句话。先生认为，“作家本人对他自己的作品的看法最有权威性。当然，作品的思想要大于作家的思想，现在很多人都避开这句话——你承认这句话，那么《狂人日记》真的幼稚，或者说鲁迅谦虚。谦虚是实事求是的说。如果说假话，那是虚伪的，而鲁迅是反对虚伪的。我宁愿相信鲁迅的话。”先生还指出，许多版本对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出处闪烁其词，“未详”或者不说最聪明，但如果谁有新的发现，请告诉他一声。
像上面的例子每一节课都有，他引用的观点涵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历史，有的甚至是当时刚刚出版的报纸杂志。先生曾说自己“博而不专”，其实他自己在三十多年的教学中，甚至在病休多年里，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先生曾两年前曾作了一次以《读书 教书 写书》为内容的讲座，那六个字是他几十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宜山师范已退休的彭老师也赶来听课，而且一节不落，认真做了笔记，他说：韦启良先生的课我三十年前就听过，如今仍然很有味道。
课堂上，先生经常告诫我们：多读书，多积累，教书与写作并不矛盾，“我在课堂上介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及其成果。有时为了把课堂上的工作加以延伸，以收补充之效，我也写作。但我的写作，基本上是来源于文学教育，又直接或间接地为文学教育服务。”先生在河池师专任教期间，主编了中南地区师专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上下集）、编著传记文学集《现代名人的母亲》，还在《广西日报》、《河池师专报》等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散文。这几年养病，他仍笔耕不止，除了修订再版《现代名人的母亲》外，还写了数万字的散文，仅在《河池师专报》发表的就有《〈宜山会语〉及其著者马一浮》、《只见冒烟 不见火焰》等十多篇；同时，先生还担任河池市二十一世纪园丁工程的导师和一些校园文学社的顾问，“这样，会心安理得一些”。韦启良先生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一名有良知的人民教师的诺言——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桂西北的教育事业。
可惜的是，由于工作和时间关系，我没能多听先生的课。一个月的面授时间很快过去。然而，能亲自聆听先生的教诲，作为他的谪传弟子，我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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