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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老年人的“童话” 青年人的“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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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从禁读武狭小说到今天把武侠小说，尤其把金庸的新武侠小说看成是最上等的文学，这的确是一个颇令人深思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过去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治的观点视一切武侠小说为封建遗毒，一概禁绝之，不仅如此，甚至连《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一些伟大的古典著作也不让人阅读，这种愚蠢的文化禁锢，事实已证明，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
今天的武侠小说，事实上也远 不只是武侠小说，人们已经可以自由地阅读了，不仅小市民们可以热衷，而且大政治家、大作家、大学教授们也都可以视之为某种最高级的文化享受了，更有甚之，近来人们几乎普遍一致地赞美起金庸的新武侠小说来，如严家炎先生所列举的，从政治家（邓小平、蒋经国……）到科学家（华罗庚、扬振宁、李政道、陈省身、黄昆、甘子钊、王选……）到中外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到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桓、钱理群、陈平原……），当然也包括列出上述名人清单的严家炎先生本人（见《中华读书报》1998.11.11.）。不必讳言，笔者本人也曾很有兴趣地阅读过金庸先生的少部分作品，但也很快就感到扫兴了。这些要说起来，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的确相当吸引人。真正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近来一些人，特别还是一些专业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论之高、之惊人，在用词用字上，简直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例如有人说，金庸由于他的新武狭小说可以被列为与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并列的中国第四大文学大师，还有某著名作家甚至动情地说： “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依此公之言，自然是中国的无论什么人，从老人到少年、从男人到女人，为了表示自己的神经的确没有毛病，就只好去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了。
全中国人都成了金庸的武侠迷，那么全中国人就可以永远免患神经病了。怪不得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要特别颁给金庸先生以文学大教授的荣誉头衔了。我不知道香港或台湾有哪家大学也曾如此大方地赠给金庸先生什么头衔没有，至于外国的大学，我就更不知道了，恕我孤陋寡闻。按此赞美和评价的架式，如果瑞典人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不抓紧时间颁发给金庸先生，那也简直就是他们瞎了眼了，甚至也是有了神经病了。
说句心里活，看到这些大教授、大作家、大文艺评论家仍对金庸的武侠少说的如此没边没沿、没心没肝地廉价地大吹捧和毫无原则地大拔高，我心里只觉得一阵阵发寒。在中国，连如此挂着大教授、大作家、大文艺评论家招牌的人们的文学趣味、思想深度也都只是如此无聊、如此浅薄，可见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前途竟是多么艰难，更是多么暗淡！中国文人们还有什么脸面去大喊什么“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金不发给中国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金真是如这些人所愿发给金庸，我倒觉得，这与其说是对中国人文化人格的尊重？还不如说是对中国人文化人格的羞辱。全世界的人？恐伯还真是会认为，中国人大概是不可能拿出更象样的作家和作品了。不错，金庸的新武侠小说确实很吸引人，人们一旦读开了头，很可能就将难以撤手，非得阅读到终了不可。这的确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大长处。但仅这一点也并不能就断定，金庸的小说即是最上等的文学。这就好象吸食“白面”的人一旦开了头，他也就将永远难以离开它一样，你不能说那“白面”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令人忧虑的是，上述的比喻决不是毫不相干的风马牛，尤其是对于中国的青少年来说。
掩卷而思，如此吸引人的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到底给予了人们什么样的教益呢？华罗庚先生是在研究数学之余，也很喜欢阅读金庸的小说，他的评价我认为还是相当到位的。他说，金庸的书是写给老年人看的相当出色的“童话”，简言之，即老年人的“童话”。换言之（至少我是如此看），决不是写给青少年儿童看的真正的“童话”。因为金庸的小说内容，几乎全都是教人如何做白日梦，而决不是启发人们面对真自然、面对真社会，总之面对人类所处真实的环境如何做真正有文化意义和人性价值的思维和想象。
“五千年来中国最会赚钱的文化人”
诚然，金庸很会利用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用看似丰富的想象（实为做白日梦的想象）和看似动人的情感（实为空洞无物的情感）构造了一幅幅似魔似幻、如痴如醉的风情画，以此把读者的嗜欲和兴趣一点一滴、一步一趋地引向他预设的钓饵，使读者非终篇读完不可，如此也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掏自己的腰包，这的确是金庸先生商业写作技巧的高超，也是他赚钱术的高超。
正是因此，他才获得人们称之为“五千年来中国最会赚钱的文化人”的惊叹。
可是，“最会赚钱的文化人”是否也一定就是最上等的文学家呢？最上等的文学家难道不应该具有另外更高的标准么？有人把金庸的武侠小说与长期以来脍炙人口的中国伟大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相媲美，这除了说明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知道《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究竟对于中华民族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价值之外，更只说明了他们自身思想的浅薄和艺术趣味的无聊。设想《三国演义》不涉及对真实官场的尔虞我诈，对现实为政者的伪善和极恶的淋漓尽致的揭露；设想《水浒传》不涉及对中国下层老百姓在极权专制统治下的官逼民反，和英雄好汉们锄暴安良的侠义行为的社会真实现象的历史再现；设想《红楼梦》不涉及实际生活中男女老少、上下贵贱人等的生计、人情、爱欲、痛苦等等的维妙维肖的描写，它们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古典著作吗？而这些正是涉及实实在在向往人性的真、善、美的永怛主题的文学的灵魂的东西。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丧失了引导人们向真、向善、向美的永恒的力量，即使它们可能拥有如鸦片、白面一般吸引人的魔力，又怎么可能在若干代的人们中获得他们的由衷的赞美和感佩呢？任何作品都必须在经过人们的如此这般的掩卷而思之后，才可能真正判断其优劣。然而我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显然经不起这种掩卷而思和涉及人性价值和意义的判断的。
金庸先生不会武功，却把武功描绘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这除了表明他有高深的说谎技巧和做白日梦的超人本领（说得好听一点是非凡的空想功夫）之外并不说明其他。这与世上的人们用做白日梦的手法天花乱坠地吹嘘某些假气功师的功夫如何如何神奇的现象，其实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金庸先生明言自己是在做小说而已。书中的大使们或修炼于大漠，或深居于孤岛，或久蛰于古墓，或苦蹲于洞窟，几乎全都是一些假得不可能再假的不食人间烟火之辈，至于他们的功夫也全都是做白日梦的产物，是一些永远不可能成为真实的虚无，完全脱离了人性自然的“真”，因此，完全可以说，其作品非“真”。
金庸先生作品中的人物——武侠，非工、非农、非商、非学，几乎全都是些不治生计却生活得比谁都更自在惬意的人们，他们的全部的生活活动均只在寻仇、比武、衅事、挑战，与政治、经济活动漠然无干，更不必相干。
金庸先生自己所言他的作品“不是写是非，更不是写历史，我想写的，终究是美丽的情感。”“不写是非”，即无是非，无是非的作品即不可能真正言“善”，所以金庸先生的作品同样非“善”。剩下来就只能说“美丽的情感”了。“美德的情感”从何而来？非真，非善，缺乏真实、善良的实际生活体验和反映，美丽的情感便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水沫浪花虽可以偶尔映出日光的虹彩，但毕竟也只是水沫浪花，稍纵即逝。这种东西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什么样“美丽的情感”的记忆呢？更又能从如此“美丽的情感”
之中获得什么样的教益呢？关于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引起较大的争论，内中的理论问题也不是此短篇文字所能说得清楚的，欢迎展开辩论。
总之，在我看来，金庸先生的小说只不过是让人闲得无聊、消遣度日的小说而已。真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凡是远离实际生活的作品都不太可能真正成为伟大的作品，甚至在文学上也是难以入流的，不要说上等，二等三等都够不上。且不要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伟大的古典著作无法比，即使与近代著名的小说如《孽海花》、《老残游记》等也难以相比。如果真要就其社会意义，特别是其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意义而言，我反而更认为，其负面的影响要远大于其正面的价值。诚如华罗庚先生所言，金庸的小说只不过是老年人的“童话”，让来日无多的垂暮者做一些令他快乐的白日梦，以达到其精神上安乐死的效果，这总还算有些价值，但要让青少年儿童也沉缅于此种白日梦中，那可是对整个民族的下一代的罪衍。我认为，在中国广大的青少年儿童中盛行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无异于毫无防范地任他们染上做白日梦的恶习，而实际上是任他们自行折断自己理性力量的翅膀。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武侠小说其实是青少年儿童的“朽话”，是他们的精神“白面”。在通俗文学作品方面，英国人有柯南道尔、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法国人有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日本人也有他们的推理小说，甚至前苏联的反特故事也远比中国流行的所谓武侠小说要强千万倍。不管怎么说，这些作品均有助于增长青少年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不象中国的武侠小说，只教会他们做白日梦，反而戳伤青少年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然而青少年儿童在他们的成长中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要求不断进步的能力。中国武侠小说与同样运用丰富的想象能力构造的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甚至切近人类社会现象的神魔小说都是无法相比的，至少至少后述的种种小说不妨害青少年儿童正常的理智能力的发育。
最被中国文人们看好的是金庸小说中所描绘的“情”，这种“情”更被一些文人们吹嘘为是在作者“博大精探”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理念和知识，诸如史、地、易、儒、佛、道、兵、典、武、医、诗、琴、棋、书、画、酒、食、俗等等之下或之中天衣无缝地融汇贯通起来。于是乎中国文人们便同时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痴如醉如迷如狂起来，于是乎金庸先生便成了中国几千年来有数的文学大师了。
中国人命运的谶语——金钱世界的庸人国文人们做中国传统文化的梦做了不下两千年，从明君梦到清官梦，再到武侠梦，最终没有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做得高到哪里去。直到近二十世纪，中国人尚不知科学与民主为何物。自秦汉至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天空暗淡无光，一片漆黑，只除了帝星、官星硕大如斗，相比之下，人口不到中国人二十分之一的犹太人的思想天空却是星光灿烂，更不要说与整体西方人如何相比。几千年来好不容易从石板缝中伸出了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极少数几部尚保留了中华民族一点点人性精神的伟大文学遗产，今天的文人们却不知其精神为何物，还要把它们与俗不可耐的武侠小说等量齐观，此情此景，既让人愤慨也令人悲哀。中华民族呵，你有一批什么样的子孙？中国人长期历史以来即缺乏理性，中国文人们更是缺乏理性，他们还要用他们的作品使世世代的中国人永远缺乏理性。上层的中国人缺乏理性只知道极权专制，愚民愚己；下层的中国人不知道公德为何物，却知道做顺民，或者相反，做暴民，根本没有想过要做一个社会的公民；文人们上下其手，趋炎附势，如鱼得水，自丑不知。长期以来中国文坛变成了权坛的附庸！如今更又成了钱坛的附庸；过去是最有权的人最有文.现在又是最有钱的人最有文。当代中国最有钱的文的人是金庸先生，所以他既可以当上中国最高学府的名誉文学教授，还可以被奉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大师！真不知道中国文人们患了神经病，还是别的什么人得了神经病。
我今天仍旧坚持鲁迅先生当年告诫青少年的真言，中国人的书要少看，中国文人的书更要少看，特别是中国的武侠小说，最好不要看。虽然我知道，我的这种呼吁在今天是不会有多大用处的，谁不知当今的影视、出版已经对武侠小说趋之若鹜了，据说，仅金庸先生的作品在全世界华人区就已经印刷了上亿册，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圣经》了。无怪金庸先生会成为最有钱的文人。然而金庸先生的名字是否竟可能成了预兆中国人命运的谶语——金钱世界的庸人。上帝啊，但愿这不会成为事实！
十九、二十两个世纪是全人类兴起理性主义人性大潮的世纪。理性主义的两大支柱，其一是自然科学的理性，另一是社会民主的理性。在这两个世纪中，一切关心人性命运的文学著作都不可能不在或正或反、或迎纳或抗拒的人物、情节、场景等等的切实的描绘中展开，在这个意义上称文学是人学，一点不错；而相反，一切回避这两股大潮的作品都只能认作是反人学反人性的东西。所以，凡是完全回避这两股大潮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品，甚至都不可能入文学之流。从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到俄国的的托尔斯泰、陀斯陀也夫斯基，到中国的鲁迅、沈从文，他们均可以称为是伟大的文学家，因为他们均以自己的作品关心这两股人性的大潮，反映这两股人性的大潮，并从而推进这两股人性的大潮。
当代中国流行的武侠小说，包括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即非真，又非善，其“美丽的情感”空洞无物，亦非美，更与二十世纪科学与民主两大世界人性主潮断然无干，这种作品有什么资格被称作上等的文学呢？难道中国人真是没有作家没有文学了么？写作此文决不是要跟金庸先生本人怎么过不去。金庸先生依旧有他的钱有他的名有他的政治地位，他的作品依旧在出版，依旧在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其弊病优劣却不能不让人批评。令人深深遗憾的是，中国的“评论家”、“作家’们的无聊炒作实在让人受不了，更是可能对中国广大青少年儿童巨大的诱惑和毒害。我坚持认为，新武侠小说至多是老年人、垂暮者的“童话”，但绝对是青少年儿童、青春者的精神“白面”，青少年儿童应少读，最好不要读。有鲠在喉，不吐不快，有所得罪，也顾不得了。（文：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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