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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的新男人和依然混沌的旧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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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谁说我不在乎》是受了朋友的推荐，按朋友的说法，它和杨德昌的《一一》有相通之处，而《一一》为杨德昌挣得一项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自然了得。和了得的影片相通的影片当然也应该了得，所以去看的时候就有些兴冲冲的。
结果当然是《谁说我不在乎》和《一一》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一一》里连七八岁的孩子都说“我觉得我也老了”，可《谁说我不在乎》里13岁的少女还在哭着喊着不让她爸她妈离婚，在对人生了悟的境界上，有十万八千多里的距离。我不知道黄建新对现在这拨儿十来岁的孩子了解多少，如果冯巩和吕丽萍的闺女不哭不闹，只是默默地甚至冷冷地等着他们离婚，他们离不离呢？而如果他们离了，冯巩的那位风情万种的助手也不离开，还继续跟她的老师眉来眼去，冯巩又未必扛得住，那黄建新的深刻和无奈岂不顿时落空？其实如果让故事沿着这样的走向再向前走一段，然后让冯巩和小助手之间再产生点无奈，最后让吕丽萍幽怨地看着冯巩疲惫而漠然地归来，则应该比现在更深刻一点也更接近事情的真相一点。不过这么一来它就成了《一声叹息》了，人家已经在那里等着，黄建新就不能再奔那儿去了。
我觉得黄建新的真正出路，在于为冯巩和吕丽萍排除了诸如女儿的阻挠和没有结婚证就不能离婚之类的外在干扰，而让他们出于某种内心的转折而放弃离婚。比如如果冯巩发现牛振华也陷入寻找“结婚证”的疯狂之后，不是就此决定离婚而是决定不离婚，那就厉害了。不过如果是这样，则不但在编剧的技术环节上有太多的难题需要解决，黄建新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恐怕也会面临巨大的考验。就目前影片所呈现的状态而言，黄建新的“黑色”只涂在了生活的表面，却远没有渗透到生命的深处。在目前的影片中，吕丽萍开始寻找结婚证的动机是成立的，但病着了似的锲而不舍却缺乏足够的心理依据和情节的推动，所以除了说她也是精神病之外就很难有别的解释。但如果黄建新的思路不仅限于揭示人的中年危机和婚姻危机，而是还想揭示一下人生自身的荒诞和危机，那么这个荒诞的道具是有可能获得足够的动力，被一直荒诞着推动到影片的结局，成为一颗比女儿出走“重磅”得多的炸弹。
不过上述的议论都是依据我们的期望而在“高端”进行的一相情愿的献计献策，但黄建新可能压根儿就没想把这部片子弄得有多么复杂，我们其实也不好缪托知己。比如如果我们踏踏实实地认定黄建新就是想通过这部片子来表现一下他对中年危机的认识和感慨，那么他无疑已经成功了，因为尽管在情节的推动上还有太多的破绽可以指摘，但它所呈现出的状态和尴尬却大致不差，否则电影院里也不会有那么多会意的笑声，报纸版面上也不会有那么多兴致勃勃的议论。社会肯定是进步了，不过社会的进步并不体现在我们有了多少解决问题的招数，而是更多地表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知道自己时刻都面临着无数的问题。现在连十来岁的孩子都知道他爸他妈陷入了中年危机，这世道已经接近于一种残酷的透明。从这个角度再看冯巩和吕丽萍于影片最后时刻的秧歌，就有一种隔着玻璃看两条热带鱼在鱼缸里进行思考的刻薄。
另外的一个题外话是，不管是《谁说我不在乎》，还是《一声叹息》，甚至包括《一一》，也许由于都是男人执导的原因，所以尽管陷入危机的都是男人，但思考的主体和最终的智者都是男人，他们在思考了一圈也徘徊了一圈之后，终于回到一直等着他们的女人身边。于是一个清醒的新男人和一个似乎依然混沌的旧女人重新开始了似新还旧、似旧还新的生活。或许男人会把这解释成女人天生具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深层智慧，但估计女人未必同意，所以如果有女人来倒过来看一下男人，估计够男人一受。让她们尽快开始吧。（选自：北京青年报 文：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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