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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罗大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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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又来了，距上次到来仅一年时间。
我这么说，不是在告诉你一个新闻，而是在表达我的一种情绪，一种对于他的再次到来有点担心又有点腻烦的情绪。
我这样说估计要挨板砖了——对一个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大家是这么评价他的吧）怎么能这么无礼呢？尤其是当一众媒体都借着罗大佑的再次到来重新回忆青春年少的时候，当一众文化名人都在反复昭示罗大佑在其成长过程中的、远远胜于父母乃至其他人的影响的时候，当罗大佑和他音乐的存在已被人为地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即使这些话我在去年罗大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听够了——我怎么能引起众怒呢？
这是一个罗大佑的时代，你会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是听着罗大佑的歌长大的”，或者是：“在我还对生活这个词似懂非懂的年纪，在我还在被父母禁止观看电视中情侣拥抱接吻镜头的年纪，我就开始听罗大佑的歌了”等等，甚至都让你害怕，要是没有了罗大佑，这一代人该怎么办？因此，当5·27的演出因为罗大佑而人气指数飙升的时候，“5·27”已经是罗大佑的2001代名词了。多可怕。
当然，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个人爱好方面看，我曾经也算是个罗迷，也曾经为了马上看到《海上花》的歌词而拿着手机狂打长途；也曾在2000年听到他要来的消息时很是兴奋过，甚至也想疯狂地到上海去看他的演出；也曾经认真地阅读每一篇与他有关的报道。总之，那是一个有些疯狂甚至神化的年代，因为罗大佑离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遥不可及。
但当这一切发生在2001的时候，当罗大佑再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的时候，当那种距离被人为地解除的时候，我的反应竟然是麻木和冷漠。
其实，罗大佑一次也没有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过，一切有关他的信息都是别人的转述，而我对他也充其量是欣赏，欣赏他的创作，还没来得及上升到崇拜的地步。所以我可以不用像罗大佑的歌迷们那样为了一窥他的音容付出种种——我的两个朋友为了能到上海看他的演出，加班加点一个月赚到门票和旅费。据说在现场，激动到潸然泪下，声音嘶哑。
有个老段子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这个段子说明“距离产生美”这个美学理论是被广大劳动人民接受并熟练到普遍应用的。那么，对于罗大佑呢？曾经，我们为遍寻不到他的磁带而加深对他的渴望，我们为不能收集全他的专辑而更加执著，我们为不能见到他而产生幻想和欲望。我们对于罗大佑的种种欣赏因为那段距离而上升为崇拜。那段曾经放在我们与他之间的时间、空间甚至心理的距离现在看来是那么美好，但是一旦这些都因为商业价值的存在而消失或者缩短的时候，你还能像曾经那样爱他、崇拜他吗？我不能。
如果说2000年罗大佑的内地个唱是满足广大罗大佑迷的心理渴望的话，那么2001年的北京演唱会其实就是个补充，对罗大佑而言是地域补充——北京也唱了，对歌迷而言是精神补充——尤其是众多的没能到上海去观看的歌迷，对演出机构而言是收入的补充——毕竟这里是北京，影响不同。2000年的时候，罗大佑第一次来，每个媒体以能上一篇罗大佑的专访为荣，每个记者以向罗大佑提出过问题为耀，每个网站以能邀请到罗大佑来聊天为傲，每个年轻的文化名人以能说一句与罗大佑有关的话为时尚。那个时候，媒体上连篇累牍的与罗大佑有关的文化回顾让人觉得：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共鸣，让人觉得能生活在一个罗大佑的时代里是多么幸运和幸福，更何况有那么多人跟你有共鸣。
总之，2000年的时候，罗大佑特别新鲜。
这是一个商业社会，我可以理解罗大佑的再次到来的商业价值，尤其是当2000年的北京个唱未能成行的时候，这个价值的升值对商家具有的吸引力，谁让罗大佑就一个，更何况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呢。但是曾经写下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歌曲的罗大佑也该算是智慧的吧，他该明白走下神坛的“神”就不是神，而是个人了吧。“不明白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划你的样子”，也许真的是因为年龄，这个人不再愤怒了，就像他说：“幸福是一种冷静”。
罗大佑，如果我说我对于“5·27”的期待和兴奋不是因为你，你会不会伤心呢？2001，说也说够了，唱也唱过了，来也来过了，所以，为了你的形象，2002，你可别再来了。 （文/西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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