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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罗大佑——解剖他的音乐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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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记者 郑红伟 5月25日北京报道）在我对生活这个词还似懂非懂的年纪，在我还被父母禁止观看电视中情侣拥抱接吻镜头的年纪，我就开始听罗大佑的歌了。《童年》，《恋曲1980》、《你的样子》、《光阴的故事》陪伴我从一个萌动的少年到一个在社会中工作奔忙的青年。每次听这些歌都让我心潮起伏，所以这次可以有机会见到罗大佑对我来说实在是令人血压升高的好消息。
对于罗大佑和他的音乐我了解得不可谓不多。和很多人一样，我也觉得自己非常理解罗大佑的歌，觉得自己对他的歌是最有感触和发言权的。然而面对面的交流后，我还是对他和他的音乐有了更完整的认识。
象昆虫挣扎蜕皮一样面对自己的音乐
记者：我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听你的歌，到现在我已经24岁了还仍然在听，而且我知道很多比我大不少的歌迷也还在听你的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坐下来审视一下自己的歌。它们为什么那么有生命力，为什么能被那么多人喜爱？
罗大佑：其实我创作一首歌，首先是要面对自己，这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要让自己感动，写一首歌需要背后有很多的支持，或者说是积累。需要有对生命的价值观的认定。我讲得可能血淋淋一点。可这的确是真刀真枪的做才成。你必须进入到感情最深处去，抓住灵魂最真的东西。当然说起来很简单，其实这种感受是不能刻意得来的。这就要你持之以恒，要看你有没有真正去面对你自己真实的感情。第二是要不断背叛自己，更确切的说是象昆虫一样的蜕变、脱皮。要背叛自己来做音乐，时代一直在变，做音乐的手法也在变。比如，我们原来用木吉他拌奏、后来用电吉他拌奏，现在有了MIDI。它可以做出各种乐器的声音来。作曲也是一样，我总在背叛自己的过去。其实这很简单也很正常，很多认识都是一点点变化，就象每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都会背叛他十七岁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不懂法律你不能说你现在还是不懂法律。其实说背叛还不是很确切。应该是一种象昆虫一样脱壳的过程。有时候你自己的身躯就是一个牢笼。创作上也一样，你不能总是在一种思路上。所以非常有背叛自己的必要。
记者：情歌是你的音乐创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人都说你的情歌是有真感情在内的，绝没有现在很多流行歌曲中的无病呻吟。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你的每首情歌都是你真实的感情生活呢？
罗大佑：应该说是这样吧。1974年我写了第一首歌，之前我有很多练习曲，那时候主要就是情歌。当然现在看来都拿不出手。可以说我每首情歌后面都有它的故事，而且每一首歌的对象也不一样，即使是对同一个人也是写感情生活的不同状况，你知道激情有最高潮的时候也有低潮的时候。
记者：你还有很多歌曲是嘶吼着唱的，很痛苦很压抑。那些更象是你的心声。
罗大佑：是这样的，我一直喜欢胡思乱想。而且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很压抑的事。我生活中就有很多压抑。我又是一个所谓的知识青年。又喜欢听各种类型的音乐。所以我很自然就会想用我的音乐把这些感受表达出来。有时候我会花很多时间跟自己心平气和地谈话。有时候我会用很多时间和自己争论不休。有时候就需要这样，比如象《鹿港小镇》这首歌，我在写它的时候就要有这样一个环境。我心里必须有这样的拨动。这是心里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挣扎。这时候就会有嘶吼和抗争。
记者：你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那你是喜欢在舞台上为大家演唱还是喜欢从事音乐的创作工作。
罗大佑：我还是喜欢幕后的工作，包括写词啊，作曲啊还有制作。你们都知道我的嗓子唱歌是非常差的，可是说起创作来我的底气就足一些。我刚才说过了。那种蜕变和超越的感觉很好。真是太好了。而唱歌是很累的，我感觉有时候是要用命去拼的，尤其还有那么多观众。不过对于一个歌手、一个作曲家，我希望我最好能死在舞台上，那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总比被车撞了或者是病死好吧。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你在音乐方面是一个天才，觉得你在音乐界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动摇的。的确，说起罗大佑的歌，好象已经不是几首流行歌曲而是已经升华到一种文化、一种现象了。你自己觉得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罗大佑：我可不是什么天才，莫扎特才是天才。我只不过是在工作，我就是个音乐制作人。20多年我写了150多首歌曲，20多年来就一直靠这个来挣饭吃。你可能不知道。台湾的录音棚是非常贵的。我录一首歌要花掉很多钱。我想让自己生活的好点就得拼命工作。你看我唱得又不好，长像也不好。就只有拼命工作了。说到这里，好多朋友想做音乐又觉得非要是天才或者要有什么很突出的地方才成，其实不是这样啊。像貌有多重要呢？其实大家没什么可失望的，你不能当歌星的话可以作曲，不能作曲可以编曲，不能编曲可以去学弹钢琴，不能弹钢琴的话还可以弹吉他，不能弹吉他还可以写词嘛。是不是？
记者：我知道你曾经出过一张专辑。都是重新演绎的著名民歌大王王洛宾的作品。那么你对大陆的音乐了解吗？
罗大佑：我是出过这样一张唱片，那时候我还专门去过新疆见到了王洛宾。那次我们聊了很久，聊了很多。这张唱片中有很多优秀的大陆音乐人参与。他们都很优秀。另外我对崔健的音乐有所了解。崔健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民乐，民谣和西方音乐结合在一起。听起来既有对过去的声音也有现在科技的声音。
生活中的捕手
记者：我知道你非常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是它的什么地方吸引你呢？
罗大佑：对对，我很喜欢这本书。台湾把“守望者”翻译成“捕手”。捕手就是棒球队中的那个捕手。你知道，在棒球比赛中有打击手，打击手很出风头，他打出一个好球就会有全场的欢呼。投手也为大家熟悉。因为他站在最前面。而最不为人知的就是捕手。他蹲在最后，没有多少人注意他。而且他还要戴上面具。这个人，有功劳的时候没有他的份。球对赢了，好象没他多少功劳。球队输了。他却有责任。为什么你没有接好球啊等等，总会有人来埋怨他。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中有很多象捕手这样的人。他们默默做着一件事，没有人知道。甚至要一直到老都是这样，但他们却起着别人取代不了的作用。他们很忘我地做一件事，他们心中也一直有一个希望。他们也在演出，也一样很精彩。我希望写歌给他们听或者说也是写给自己的。他们非常值得尊重。
记者：你从小就喜欢音乐吗？熟悉你的歌迷都知道你从小就会弹钢琴。但你为什么还是先选择了学医呢？
罗大佑：哎呀，哪个小孩子从小就喜欢弹钢琴啊。还不是父母逼的。喜欢音乐和从小弹钢琴可不是一会儿事。另外学医的事是这样的。我是喜欢音乐，但学医是我家的传统。我父亲是医生，心脏病医生。我母亲是护士，我姐姐是医生，我家里人都是医生。我连姐夫都是妇产科医生。虽然我父母从小就让我弹钢琴，但到考学校的时候我肯定还是要学医。这是一定的。
记者：那你后来放弃了你的专业或者说是远离了家里人的期望开始做音乐，你的家里人能接受吗？
罗大佑：这问题好象很简单，其实花了我十年时间来回答。我一直在用家里的钱，生活啊，上学啊，都是家里花钱。所以那时候得我要说服父母，我在医学这领域不是最优秀的。而我在写歌方面自己觉得已经有点成就。要不我怕我会让父母担忧担忧我会饿死。当然当时他们也不是马上就可以接受的。那时候我态度虽然很坚决但心里还是很痛苦的。
记者：你的生活中还有什么让你感到痛苦的阶段？
罗大佑：在八五年吧，八五年我离开台湾到纽约去，那实际上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走。因为在台湾我的歌唱得声音大了一点，歌词中有的内容让有些人不太喜欢听。于是我就有些压力。另一些人他们则希望我声音再大些。我在八四年出了一张专辑叫《家》，他们发现罗大佑怎么变得温情起来了？你怎么不继续反对了？你不是应该继续愤怒吗？他们也对我不满意，我找不到别人的理解，在爱情方面又经历的失恋。那时候很痛苦，我知道自己要过这关，人生中总有些无奈。
记者：说到痛苦和幸福的时候，好象你总是讲到热恋和失恋，说说你现在对爱情的认识好吗？
罗大佑：这个其实不好讲，感情实际上是很私人的问题。不过大体上我有一个原则，你看我在歌中唱过，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大概感情就是这么回事吧。不要一时冲动而说出很多华而不实的承诺。比如说结婚，就说你白头携老，共相私守，海枯石烂。可是你从没看到一对爱人是可以从一而终的，就说死去也是有先有后的。每个生命都是一个个体，不可能让他们永远一致。就说你为了伟大的爱情而牺牲生命，你能说现在的牺牲就能代表永远的不变吗。到底是当时的一种激情一种冲动，还是被爱情这个伟大的网罩住了呢？我永远爱你，也许你可以用最大的声音对她嘶吼这句话，但当时你有没有想到过，人是很脆弱的，环境的改变，时间的改变，物质生活的改变，还有比如你亲人的离去这些事对你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呢？我不能让她对我有这样的承诺，同时我也不能这样做。诺言就是诺言，你在说的时候要考虑你要担负的责任。我们不是靠讲话来生活的。每个人都应该靠行动。而行动是要时间来证明的。有几年的伴侣，有十几年的伴侣还有几十年的伴侣。他们靠什么证明呢？靠时间。时间是唯一的方式。
记者：感觉你不象很多港台歌手那么招摇，有时候觉得你很低调，还老戴着墨镜。是不是因为你的经历啊。
罗大佑：差不多是吧。我的确有时候不太喜欢把自己暴露出来。我家里人都是医生，所以我一毕业，最重要是一件事是考医师执照。结果竟不幸也被我考上了。在此后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我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缺少那种进入到社会最基层做起的那种经历。我好象是有一种优越感，所以当我进入到音乐这个圈里之后面对五光十色的舞台。面对摄影师那么强烈的灯光我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想把自己保护起来。这可能就是你说的低调或者是我老戴墨镜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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