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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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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图书市场上各种各样的鲁迅选集出得不少，但编选水平高低不一。有的几乎是随手拿来一些鲁迅的文章印做一本，谈不上有什么编选的体例，态度很不严肃认真。也有好些的，但比起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来，并没有什么进步。不久前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集”之一，周楠本编注的《鲁迅集》（插图本），却以其明显的长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要在一部不足九十万字的小集里展现出鲁迅这样一位大家所达到的高度，编注者在选材方面就很用了一番心思。全书分为“小说散文卷”、“杂文卷”两册。前者包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的全部；回忆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的大部。并加上若干篇从其他集子里选来的散文。这个选法是有道理的。当年鲁迅编《自选集》，二十二篇文章全选自这五本书，并且在自序中说，“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杂文卷”选自各个杂文集，所选的也都是重要的、有代表性、足以显出作者特色的文章。当然，要求在一部篇幅有限的选本里将鲁迅的重要文章收罗无遗，是不切实际的苛求。因这部小集引起了兴趣的读者，自然会去找全集看的。
小集里的每一篇，都有一条带题解性的题注。当年讨论《全集》体例的时候，有两种意见。李何林先生就是主张要有题解最力的一人，他以为题解可以帮助读者理解鲁迅的作品。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全集》并不是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再说题解要写得恰当也很不容易，结果就没有用题解。最初为准备《全集》所出的征求意见本是有题解的，今天拿来看，那些把鲁迅纳入儒法斗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题解，要是当真印上了《全集》，那么这一部《全集》的科学性、稳定性就大成问题，而且会将读者导入歧途。周楠本给这一部“小集”写的题注却不是这样性质的。它在交代本篇的发表情况之外，尽量提供一些有关的材料。例如，《狂人日记》的题注，不但引作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关于本篇的自述和自评，而且引作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说的，“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固成此篇。”这就真有助于读者理解原作了。
注释方面，超过《全集》原注的还很不少。这里举几个例子。《阿Q正传》序中“引车卖浆者流”一语，1956年版《鲁迅全集》注为：
指白话文。当时复古主义者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有“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等话。
而1981年版《全集》注为：
这是当时林琴南攻击白话文的用语。参看本卷第190页注〔27〕。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作者给日本山上正义的校释中说：“引车卖浆”，即拉车卖豆腐浆之谓，系指蔡元培氏之父。那时，蔡元培氏为北京大学校长，亦系主张白话者之一，故亦受到攻击之矢。
这里要参看的第190页的那条注，即上面我已经抄下来的1956年版注。增加的是1931年作者校阅山上正义日文译本时写的注释，这是1981年版的进步，这注释原件的复制本是1975年才由增田涉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送交中国的，1956年版的注释者还不知道有此材料。
不过这条注释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蔡元培在他的自传中说他的家世：“孑民之祖名嘉谟，字佳木，为某典经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为钱庄经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版，第318页）典当业和银钱业的经理，在商界都属于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人物，怎么会是拉着一车豆腐浆沿街叫卖的小贩呢﹖鲁迅在“校释”中这样写，有什么根据呢？这个问题，在周楠本编注的这本“小集”里得到了解决。他在这条注文中，引用了作者为山上正义日文译本写的这一条校释，也引用了林纾给蔡元培信中说的“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这些话。只是他不像两版《全集》那样说这是林纾给蔡元培信中的话，而指出了这见于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上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
更重要的是，注文引用了同年8月7日、8日同是这一张《公言报》刊登的一篇署名思孟的《蔡元培传》，并指出了思孟其实是北京大学被辞退的教员徐某的化名，他为泄愤，写了这篇造谣以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其中说：“蔡元培者，字鹤卿，浙江绍兴人也。父某，以卖浆为业。数见侮，谓其子曰：‘吾以贱业见轻，汝不勤学雪耻者非吾子也。’……年二十，毕诵经，始习帖拓，应童子试，游泮，明年应乡试，会试皆捷。廷试及第，报至里，父抵掌曰：‘吾乃今日始见天日矣’”这篇文章给鲁迅留下了印象，没有注意到它是造谣诽谤，在校阅山上正义译稿的时候就这样写了。引用了这一材料，这条注释就可以说是圆满了。
这样解决《全集》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再举一例。《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文中，第三自然段之末：“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全集》在此处未加注释，而在末段“中山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处加注：“〔6〕‘革命尚未成功’见孙中山遗嘱。”按体例说，在同一篇中，注码一般应该放在应注词语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具体到这一篇，这句话两次出现，第一次是引语，第二次是承上次而来，注码更应该在前面而不是后面。为什么《全集》要这样注呢﹖因为，孙中山的《遗嘱》说的是：“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继续努力。”假如原来引文写的是“同志务须努力”，还勉强过得去，而“同志仍须努力”一语，就不好说是出自遗嘱了。把注码从第一次出现处挪到后面，就是为了绕开这一句。现在，周楠本编注的这部“小集”，就查明了这完整的两句注出来了：“1923年11月孙中山为国民党改组在《国民党周刊》第1期上题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后来这句名言成为孙中山的遗训（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他的行馆灵堂内遗像两旁即悬挂着这副对联）。”看来，汪精卫是根据这一题词为孙中山草拟《遗嘱》的。找出了这两句一字不差地出自孙中山的题词，就扣住了原文中的“他说道”一语，又指出它曾经在灵堂悬挂，原文说的“临终之际”也就有了着落。这条注释显然超过了《全集》的原注。
《国民党周刊》创刊号是1923年11月25日出版的，这题词就印在那上面。不过，这也许还不是最早的出处。据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版下册第1746页）说，“《国民党周刊》第一期有先生手写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联。《中国国民党党员恳亲大会纪事录》之‘题词’，首为此联。此联似系先生为该恳亲大会所题。”很可能这两句最原始的出处就在这本纪事录上。只是我不知道这本纪事录的出版时间，无从确说了。能注到现在这个程度，也就很可以了吧。
还有改正《全集》原注缺点的，这就更多一些。这里只举一例。《灯下漫笔》第二段开头：“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全集》是将袁世凯称帝和蔡松坡反袁分作两条注的。注袁世凯称帝：“……一九一三年十月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得到各省响应，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死于北京。”另一条注蔡松坡：“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加以监视。一九一五年他潜离北京，同年十二月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从而在“小集”里，将这两条注文合成了一条，并且提出了几个日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布称帝，13日接受百官朝拜，宣布废除民国年号，明年改元洪宪，并决定元年元旦登基。蔡锷是于1915年11月潜离北京，辗转到达昆明组织护国军，于12月25日通电云南独立起兵讨袁。”这样，时间线索就比《全集》原注要清楚得多了。
当然，“小集”的注释虽说多处有所改善，但也不是毫无缺点了。也有少数注条是不切题、不准确的。例如《朝花夕拾》中的那篇《狗、猫、鼠》，其中有“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一句，“小集”注章士钊：“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甲寅派’首领。”在这一处的注文里，这两句都是不必要的，这就不如《全集》原注扣紧正文了：“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译有《茀罗乙德叙传》和《心解学》。”也许是编注者为了努力和先出的版本拉开距离以避免侵权的嫌疑，它这样写过了，我就不这样写了。其实像一个人的生卒年、籍贯、字、号、著了或译了什么书，例如严复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选译本叫做《天演论》，章士钊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译做心解学，前人说过了，后人也只能这样说，无法立异的，当然也就不会被指为侵权的。附带说一下，“小集”注文这样写章士钊的履历也不确切，至少，得把“时任”改为“曾任”。鲁迅此文作于1926年12月21日，这时章士钊已经没有担任这些职务了。查《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等编，中华书局版），章士钊任职情况是这样：1924年11月24日被任命为司法总长，1925年7月28日调教育部，署理总长。司法总长遗缺由杨庶堪署理，杨未到职前仍由章士钊兼代，杨于8月18日到职，章就专门做教育总长了。所以章兼任两个部的总长，只不过这二十一天过渡时间。他的教育部长职务也于这年12月31日免去，由易培基接替。可以推知，编注者在这一条注文之前没有查书。这样凭印象、凭记忆写的注文，常常不免有错。幸好在这部书里这样的情况很少，成绩是主要的。
这部书是“插图本”，两卷书一千二百多页共有图九十九帧，平均十二页多一点就有一幅插图。有一些，是很有关系的历史照片，如鲁迅生活过的地方：百草园、三味书屋、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北京绍兴县馆、八道湾十一号、广州中山大学大钟楼；和鲁迅有密切关系的人：父亲、母亲、藤野先生、范爱农、王金发、冯雪峰、杨杏佛，等等。照片之外，更多是艺术家为他的作品作的插画，从早年的丰子恺、丁聪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裘沙、王伟君，此外，还有日本的永井洁，俄国的毕珂夫、克拉甫琴科，智利的万徒勒里等。替《阿Q正传》作插画的艺术家不少，本书中就收有七人的作品十八幅，最难得的有一幅阿Q像是瞿秋白的作品，从这里人们可以了解到秋白的另一个方面。这许多精美的插画（有好些幅是彩印的），不仅可以增进读者阅读的兴趣，而且，这里也反映出了画家对鲁迅作品的理解，这对于读者也会有所启发吧。 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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