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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代表“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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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一本名为《“六十年代”气质》的书，心灵曾为之深深地震撼和共鸣过。按书中的划分，出生于1970年的我也应属于“六十年代”中的一员。但严格说来，“1970”从数字上看还是属于七十年代，混迹于“六十年代”的队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六十年代”已经有自己的气质了，那么七十年代呢？七十年代的气质呢？谁能代表七十年代？
某些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女作家我就不说了，正是她们，使“七十年代”变成了庸俗、浅薄、浮躁、嚣张的代名词。我虽不才，但若让她们来代表，却也是万万不能同意的。前不久，出生于1971年的丁天在《青年时讯》上撰文，宣称要“退出七十年代”，大抵也是因为不甘与某些人为伍或“七十年代”这个词本身就让他深感奇耻大辱。但无论怎么不情愿，丁天是退不出“七十年代”的，谁让他生不逢时呢？总不能“充大”为“六十年代”或“装嫩”成“八十年代”吧。前两个月，我读过一本名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随笔集，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1970S”的字样，编辑者的用意一目了然，即1976年出生的北大才子许如远才能代表“70年代”。但我仔细一读，在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顶礼膜拜的许知远的文章中，怎么也找不到“代”的特征，其人其文也无法让我认同，字里行间有意无意显露出的雅皮士风范和“名士”气度让人一看便敬而远之。倒是在出生于1974年的余杰的某些著作中，偶而还找得到一丝半缕的同感。
不容否认，余杰身上还有许多缺点（我曾撰文在报刊上毫不客气地批判过他）。比如：浮躁、年少气盛、偏激、缺乏理性的沉淀和积累等等。或者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余杰只是学到了鲁迅的皮毛而算不上他的接班人。但这些缺点可能同样表露在我自己以及大部分“生于七十年代”人的身上———有的还“发扬光大”了不少。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如此，像余杰一样的同龄人尚还属于凤毛麟角。有多少同龄人的思想达到了余杰的深度，历经挫折后仍保持着同样的棱角呢？又有多少人不大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真理和正义摇旗呐喊呢？余杰的不足，只是年青人的通病，就像大部分人对流行性感冒缺乏足够的抵抗力一样。对许多人而言，叛逆只是他们为表现自己而做出的一个外在姿态，攫取名利才是他们的真正动机。如果不过分苛求，以“矮子里面拔将军”的眼光非得从“出生于七十年代”里的人丛中找出一个代表人物的话，我宁愿选余杰———尽管他的缺点同他的近视眼镜一样明显。但我的推举未必会得到通过，尤其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弟妹们，他们定会毫不迟疑地举手表示反对，就像我喜欢的罗大佑和崔健被他们不屑一顾一样。
那么，谁能代表七十年代呢？这真是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去年，《芙蓉》杂志搞过一个“重塑七十年代”的活动，企图拨乱反正，还“七十年代”本来面目。其动机虽好，奈何“七十年代”的这一帮人就是不争气，好端端一个舞台摆在那儿，就愣是唱不了一出好戏。不仅没有“出彩”，反而露了丑和怯，使本已不大光彩的“七十年代”这个词再次蒙羞。是力不从心，还是根本就无志以咏，无情以表？或者说苍白贫瘠的青春空无一物，无从说起？“六十年代”里面至少还出了海子、骆一禾、崔健、张楚等几个叫得响的人物，再看看比我们更晚些的“八十年代”，韩寒已经在那儿叫板了。可是“七十年代”呢？“七十年代”的代表人物在哪儿？虽然分化更加严重是“七十年代”的特点，但如果没有一个让这一代人叫得出口（不敢奢望引为骄傲）的名字，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七十年代”？当我们年老时，该怎样向孩子们描叙我们的年青时代？（北京日报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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