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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写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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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年近期颐的钟敬文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撰文说，他一生中只写过三五篇论文，因此对那些能够写出数百篇论文者表示怀疑。钟老先生从事学术工作数十年，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如果他才写了三五篇论文，我们又该写多少呢？
因为在一家学术刊物担任编辑，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论文。面对那些为了评职称、拿学位或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写的论文，我总是想起毛泽东的那几句话：“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从这些文章中，我看不出问题的由来、研究的路径，也看不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更看不出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这让我非常尴尬：刊物要定期出版，手中又没有很好的稿件，因此只好在筷子里面拔旗杆，找几篇差不多的凑数。有些文章不用说编辑不想看，同行不想看，就连作者自己也不想再看。前几年我编发过一篇研究晋商的稿件，按照编辑部规定作者应该校对一次，可是当我把清样送去时，作者却推来推去不想再看一遍。
这些年一些学术刊物出版后几乎没有人看，也是一种普遍情况。平时，编辑部收到兄弟刊物赠阅的杂志，往往是束之高阁，无人过问。图书馆里订阅的那些学术期刊也备受冷落。我常常想，全国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刊物，每年不知要发表多少这样的论文。平时，大家为了写论文、发表论文而忙碌着，但是许多人写论文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学位，不是职责所系，而是职称所逼。于是，许多学术期刊除了在评职称、拿学位时还有点用处外，惟一的出路，便是卖到废品收购站去做造纸的原料。每逢看到我们院里那个收破烂的女人满载而归的样子，我只能用灾梨祸枣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梁启超说过：“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智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智识能传给次代。……倘若智识不可以教人，无论这项智识怎样精深博大，也等于‘人亡政息’，于社会文化绝无影响。”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不知道我的编辑工作究竟有何价值，有何意义。
如今的论文，无论是形式、内容，还是功能、作用，都与当年的八股文非常接近。为了抵制论文八股化的趋势，多年前《读书》杂志曾倡导读书札记、学术随笔等“不三不四”的文体，拒绝装腔作势的高头讲章，发表了许多雅俗共赏、学识俱佳的文章。然而现在许多大学的师生还是很少看这些“读书体”文章，他们在现行职称评定体制的制约和现实利益的诱惑下，只能把写论文当作终南捷径。这也就是“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的主要原因吧。
我总觉得，既然走上问学之路，就应该有一种为维护学术尊严而抗争的精神。20世纪50年代章培恒先生在复旦大学当助教时，曾在蒋秉南先生的指导下进修。当时学校规定进修教师每年要写一篇论文，但是蒋先生却对“论文”这个词非常反感。他说：“写什么论文，还是写一篇读书报告的好。”一开始许多人对这话很不理解，到后来，章培恒才明白其用意。他说：“蒋先生用‘读书报告’这个词，并不是降低要求。在他看来，较好的读书报告仍应达到发表、出版的水平；但使用这一名称，再配以相应的题目，作者就无法在报告中说空话和搞趋时的玩艺了。”
其实，古代读书人本来就有写札记随笔的传统，这种传统又被五四学者所继承。翻开20世纪上半叶的报纸杂志，这一类文章俯拾皆是，许多人由此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可见看一篇文章是否真有创见，并不在于它是不是论文，是不是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相反，那些专为评职称拿学位而写的论文，往往是瓶子里的假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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