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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与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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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傅聪谈音乐》一书中，傅聪曾说过：“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莫扎特的音乐与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国文化扯得上关系吗？扯得上怎么样的关系？
接触过西洋音乐的人都知道，莫扎特是古典派时期的音乐家。他的音乐风格特色在于旋律纯朴优美、澄澈剔透，组织干净细致，结构完整。他的音乐和谐、简单、平衡，因此可以说是平易近人的；但又时而有扑朔迷离之感，因为它纤细而又充满种种复杂的感情。
傅聪说：“中国的文字完全是莫扎特式的，如‘明’吧，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三岁孩子都懂，看来很天真很稚气，可也是最高的诗意，最富象征性的东西。我所以称它为莫扎特式的，是指最朴素，最天真，最富有想象力，最有诗意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老早就达到了这种境界，而欧洲艺术史上只有几个高峰才达到，就像莫扎特。”
这是傅聪认为莫扎特的音乐与中国文化相似之处，天真、朴素而又富有诗意。莫扎特音乐之伟大不在于技巧艰深难弹，炫人耳目，而在于它单纯、返朴归真，其中又蕴涵着发掘不尽的乐意。著名小提琴家Issac Stern曾形容莫扎特的音乐作品为Artliss，即浑然天成，无斧凿痕的意思。这正是中国艺术所希望达到的最高境界，中国音乐所说的“大乐必易”，“大音希声”，中国画评的所谓神品、逸品的最高标准。中国书、画所追求的是拙而不是巧，拙所指的当然 不是缺乏技巧或技巧不足，而是在技巧极度圆熟之后，恐防过于花巧流丽而特意追求的拙。不然，艺术就会流于匠气。齐白石的画，弘一大师的字，陶渊明的诗都达到这种返朴归真的境界，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在跳动。他们的艺术正如Issac Stern所说的Artliss，浑然天成，圆融无碍。
其实，莫扎特的音乐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远不止在于双方所追求的朴素、天真、诗意、平和的境界，还在于那种天生的，乐天知命的气质；那种永远以乐观、达观的态度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挫折和不幸；那种“为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目之所遇而成色，耳得之而为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的旷达心境。
傅聪说：“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莫扎特的作品有的地方偶或也带着挣扎苦痛的气息，但他竭力保持平衡，那颗敏感慈悲的心，即使反抗，也是带着那种哭里带笑、笑里带哭的Irony。音乐史家说莫扎特反映的是他的灵魂，而
不是他的生活。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当做苦难的。
见证，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和天使般的温柔。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最可欣慰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可以说他先天就得到这种灵气与福气。精神的健康，理智和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决条件吗？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苦难，以永远乐观的心情应付残酷的现实。“有了视患难如无物，超凌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
傅聪的这一番话道出了莫扎特艺术的精髓，也为他的那句“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作了最好的诠释。莫扎特以乐观的态度、大慈大悲的心和天使般的温柔来包容生命中的扭曲和顿压，这是一种何等高贵的情操。他与贝多芬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把艺术作为受难的见证人”。贝多芬的音乐中往往有一种抗衡性的张力，不管是与命运的搏斗，还是奋勇向上，试与天公比高的壮志。总之，贝多芬的音乐中充满着种种的挣扎、呐喊和不甘，并在这种奋斗的过程之中表现着人性的尊贵。人以他不屈不挠的坚忍战胜了命运，不受命运的作弄。而从某个角度而讲，莫扎特的境界比贝多芬的更高，他“视患难如无物”，天生就达到了贝多芬挣扎了一辈子才达到的境界。贝多芬的尊贵在其过程，而莫扎特的伟大在其结果。苦难的中国人、苦难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和扭曲后仍屹立不倒，就因为“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
一位教音乐的友人来信告诉我他教授莫扎特音乐课的情形。他说：“给学生讲莫扎特音乐时，脱口出了这八个字：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没再解释什么，学生们都懂了。”这真是一个使人感动的场面，莫扎特的音乐反映的正是中国人“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心境。友人在信中继续说：“据说，弘一法师（李叔同）在圆寂之前的一段日子里，很喜欢写作这八字偈。法师的深意，我不敢妄测。但我觉得这八个字是对艺术意境的高度概括：达到这一层的艺术，是属于锺嵘所谓神品一类，它脱去了一切人为的痕迹，清新、质朴、不矫作、不过火，浑然天成。”西方有位研究莫扎特的学者说：“贝多芬的成就完全是人与自然搏斗的结果，他倾毕生心血 所得来的，对莫扎特来讲，却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的赐予，他的音乐，得天地之锺。”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生命达此境界，夫复何求？此身生为中国人，也不知是何种福报了。（文：叶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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