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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宋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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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春光无限好
人生晚霞更美丽
——宋春丽座客《艺术人生》
一、
虽然宋春丽演的角色大都是警察、军人、共产党员，都是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那种，实际上生活中的她是一个挺随和的人。
宋春丽塑造的银屏形象给人的印象总是特别好，都是比较善良的母亲的形象，都是正面人物，像让她成名的《便衣警察》中第一次扮演的警察形象。在电视剧中，宋春丽把便衣警察演得活灵活现的，让真正的警察都很佩服，都说是演出了真正警察的素质。其实她跟警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她的名字宋春丽是一个警察起的，那是她周岁上户口的时候，还没有名字，警察听说她是正月生的，正月是春天，又是女孩子，春天美丽，于是就叫她春丽了。
据说，在拍那部电视剧的时候，她特意到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体验了一个多星期的生活，而演周志明的胡亚捷还专门给关到号里去了。宋春丽打趣的说她从分局出来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人什么都可以没有，就不能没有自由，一到晚上，天一擦黑，那个大铁门“咣”就这一声，就真撞到心上，一下人们就觉得什么全没了。”
有人就建议她能不能演一个反面人物？宋春丽说在广州军区话剧团的时候，他们就给她定位成贤妻良母型的干部戏路，有时候她也挺痛苦的。作为一个演员，其实她特别希望尝试各种类型的角色，也很希望朋友们将来能够接受她演其他方面的角色。
她曾经在黄建中导演的《屋宅》中尝试过一次，大概就两三场戏，但演完以后她就接到很多来信，包括朋友和圈里的人，都说不能接受她演这种角色。宋春丽认为一个演员演某种角色的时间长了，戏如其人，或多或少会影响本人的性格和对事物的看法和处理。但演反派人物不一定要做坏人，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和塑造的反派角色让观众对生活中的假恶丑更加痛恨。
二、
宋春丽告诉我们，她是O型血，从小就喜欢蹦蹦跳跳的，性格外向，是一个一碗水能看到底的人。但是小时候她根本没往当演员那方面想过。在她小学五年级要考六年级的时候，如果不是老师因为她的成绩好不给开证明，她差一点就被招去战友文工团跳舞去了。后来她考到女十三中，结果广州军区歌舞团的郭华平老师到女十三中招生，最后把她招走了，当时她的妈妈就说了句“该着我闺女就吃这碗饭”。于是13岁的宋春丽独自来到广州军区歌舞团当舞蹈演员，练功是非常苦的，教员还会打屁股。13岁本该是上学的年龄，本该有父母的疼爱，可是13岁的宋春丽一点都没有觉得苦，还学会了独立生活。
宋春丽说，这可能与她倔强的性格和家庭生活对她的影响有关。她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全家四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和她，一个月靠父亲37。5元的生活费，月月要借帐，那时候她和哥哥都要上学，母亲总是先把他们俩的书本费、学杂费先拿出来，其他的钱再安排家里的一个月的生活。那个时候经济困难，宋春丽大概7、8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妈妈特意买了一个秤，要出来一块面，然后把这块面分成四份，爸爸的那份最大，哥哥的其次，她的再其次，妈妈的最小。然后用来煮面，或者和葱皮葱叶子一起蒸。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她并没有觉得生活苦。她是1964年到广州军区的，一下到部队，就觉得到了天堂。第一天她就把一大盆炒荷粉吃得光光的，2两一个的包子居然一口气吃掉六个。那时候女同志还有6。75元的津贴费，比男同志多6毛5。于是她两个月攒10块钱给家寄去，一切再苦的日子，她都觉得都能挺得住。
记得当兵头7天她就去参加拉练，那个时候13岁的孩子，要背着背包，昼夜兼程，跟战士们一起，第二天因为吃了凉的东西，她吐得很厉害，但她是个生性好强的孩子，咬着牙就跟着走，脚上也不知磨起了多少个泡。正是军队生活里那些难忘的经历给她日后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础。
三、
宋春丽正而八经练了一年舞蹈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转到了话剧团，从此开始了演艺生涯。宋春丽说在她的一生当中，有几个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将她引入艺术之门的郭华平老师，还有就是原广州军区话剧团的团长李常华，那时候话剧团和歌舞团两个楼对着可以遥遥相望。她在歌舞团练功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个孩子好像有点灵气，就跟舞蹈队的队长李聪说，你们这孩子将来上我们话剧团来吧。当时正好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话剧团排演《海港风暴》的话剧，演员不够，缺一个红小兵这样的演员，因为她是北京来的，普通话没有问题，于是就被借到话剧团演红小兵。结果演出后大家的反映特别好，都说这个小孩演戏不错，等到文化大革命整编，歌舞团、话剧团打乱，就把她从歌舞团调到了话剧团。
宋春丽在话剧团一干就是17年。期间她演过很多戏，但都没成名，等到宋春丽第一次获奖的时候，她都已经是28岁奔30岁的人了。主持人问她当时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宋春丽坦言，她的弱点就是不会设计自己的未来，包括现在很多人问她，戏演到这个份上，年龄也到这儿了，你准备将来干什么，她都没有想过。“我在话剧团那个时候很不起眼，而且团里有很多年轻漂亮的演员，当时我跟我爱人结婚以后，就想回北京，团里也同意。于是自己去联系海战话剧团，中央戏剧学院，但是都没有成，很失落。后来拍片子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时候我到长影去参加《苦难的心》的拍摄，走之前，我们团长对我说，拍电影也可能一举成名，但是也可能就是一败涂地，遗臭万年。我说团长，你就让我去一败涂地，遗臭万年试一试吧，然后我就去了。”
1987年，宋春丽凭借电视剧《便衣警察》获得了电视剧飞天奖，当年她还凭《鸳鸯楼》获得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不过她真正获得金鸡奖是1996年主演了电影《九香》。
宋春丽说，获得这个奖要感谢柏寒把这个机会给了她。她和柏寒本来不是特别熟，但是方青卓是我们俩的朋友，一次在两人机场遇见特别亲热，好像很久的朋友一样，柏寒要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去拍《九香》。宋春丽则是跟团里到合肥去答谢部队。结果等她回来以后，接到孙沙导演的电话，让她去演《九香》，而提供电话的正是柏寒。“我非常感谢柏寒，她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作为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之间，有时候会有各种矛盾，其实她完全可以说没有见到我，不知道我的电话，摄制组就要费尽周折来找我，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四、
由于小学的时候就到部队，宋春丽没有机会上学，所以特别羡慕人家上大学，觉得有学历的人特有文化。当时的她一直想上电影学院，但是没有自信，真正促使她上电影学院还是因为拍了电影《姐姐》，当时她觉得既然搞电影，就应该了解电影，应该到电影学院学习，于是她下定决心报考明星班。
谈起《姐姐》这部电影，宋春丽告诉我们，《姐姐》的导演吴贻弓也是在她的艺术旅程和人生旅程中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个人。当时小有名气的宋春丽有好几个剧本可以选择，不知该怎么办，最后她选择了自认为最有把握演好的《姐姐》。那是叶南从《黄沙掩不住的刻痕》改编过来的，被当时称为中国第一个电影的剧本，再加上吴贻弓导演因为《城南旧事》拿了国际上的大奖——金鹰奖，所以影片呼声特别高。对于这个片子，应该说宋春丽投入了生命与情感，一方面拍戏时，在河西走廊受了很多的苦和罪，甚至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在她出去拍电影一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因为天天都有她的戏，家里为了不影响她的工作，没有告诉她，一直到外景地拍摄全部结束以后，回到北京，她才从母亲那知道实情，她本来不打算回去拍戏，所以把好不容易买到的卧铺票撕掉，但在家里人的劝说下只得又买了票赶回摄制组。这算是她在感情方面的失落。然而在她期望的艺术上的成功也落了空，当时正好赶上反精神污染，影片总是审察不通过，最后只卖出11个拷贝。
1985年，宋春丽终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明星班学习，当时班上23个同学里人们熟知的有唐国强、郭开敏、刘信义、肖雄、宋小英、吴玉芳等。宋春丽说在这个明星班里她是压力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他们都是影视界的“腕儿”，“你看这些人都是当时很也成绩的了，唯独我名不见经传，没有代表作。”虽然刚去的时候，宋春丽特别不自信，但正如她所言，她身上融合了自信与不自信的两个极端，真正上课了以后，宋春丽又凭借着她特有的自信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拿下来了大专学历。
五、
宋春丽扮演了很多母亲的角色，演得都挺好，她说其实她的生活体验除了来自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个是她自己的母亲，一个是生活中其他的母亲。
提起已经83岁的母亲李真，宋春丽目光里充满了敬意，“我们的家境很贫困，37。5元钱的生活费支撑四口人的家庭，虽然我父亲的朋友会给我们很多帮助，比如说把他们穿旧、穿小的一些衣服给我们。但是我母亲让我和我哥哥上学，衣服上有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的，我妈有一手的女红，现在做出老虎的枕头，绣出来的鱼，虎头鞋，漂亮死了，我喜欢死了。我就说要拿到街上去卖，那真是卖大价钱。”
母亲在宋春丽心目中是一个女强人，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女强人。“我不知道在座的母亲，谁能够像她，在我13岁，我哥15岁的时候，一南一北把我们俩送出去了。我到了广州军区，我哥给送到宁夏建设兵团。但是我真的感谢我的母亲，如果没有母亲当时的那种硬心肠，我觉得我和我哥都不会在外面去闯荡世界，去受生活的磨练来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宋春丽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看到母亲来到《艺术人生》演播现场，宋春丽感到十分惊喜，能有机会和母亲在一起同观众们聊天，在她来说真是很难得的事情。
六、
母亲的话题是宋春丽的爱也是她的痛，作为女性，在人生的角色中与“母亲”失之交臂，是一件多么令人感伤的事，宋春丽坦言她一直很后悔，如果她要了第一个孩子现在，他应该是21岁的大小伙子。
人的一生有很多事情阴错阳差，“那是我第一次接拍八一厂的一个戏叫《奸细》，当时没有在北京落下工作，又想到八一厂，又是八一厂的第一个片子，又是第一个女主角，很有挑战性，而且试下戏来，大家呼声很高，但是我没想到到了外境地，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马上跟我们的化妆师的女同志说了，她说赶快得跟支部汇报，然后就开支部大会讨论我这个事。”
支委会讨论后，派化妆师找宋春丽谈话，说组织上的意思是“我们不能说让你不要这个孩子，但是我们希望你不要这个孩子。”当时宋春丽决定跟爱人商量一下，就通过手摇电话打到北京，找到爱人，把怀孕的事和支委会的意思告诉他。当时宋春丽已经是29岁了，为了替摄制组考虑，她毅然决定不要这个孩子。在拍戏的时候从卡车上往下跳，冰天雪地的戏她也根本不去管它。但就来回折腾，孩子都依然坚强地在妈妈的肚子里呆着。最后宋春丽回到北京，爱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她到了协和医院，住进了妇产科做了引产。
宋春丽说，她现在有点后悔，但是当时好像不一样，很茫然。“现在特别是当冬天冬闲的时候，屋里就我们两个人，暖气没来，我爱人用一个毛毯盖住自己的膝盖，我躲在被筒里的时候，我们两个没有什么话聊的时候就觉得屋里很清静，这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跑跑闹闹的一个孩子，但是我们两个经常回说有得到的就必然有失去。我们当初失去的那些，也可能是促成了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但是得到的和失掉的有时候真是不见得能成正比，而现实就是我如何用一个平和的心态里面对，就是说我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丈夫，有一个还算顺利的事业，这是我用平和的心态。”
宋春丽表示自己其实是一个很知足的人，现在她在事业上比较顺，特别在这个年龄段上还能有戏演，而且屡屡有成绩，生活也挺幸福的。但如果当时不是做了那种选择，她可能会走另外一条路，可能会干点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写点东西，或者是搞搞编辑。
七、
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支持她的男人。在谈话中，宋春丽多次提到自己的爱人，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恋爱特别地罗曼蒂克，当年他们鸿雁传情，一直书信来往，有点像现在的网恋。到后来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颇富戏剧性。
当时，宋春丽在父亲的鼓励下到中央音乐学院找他，因为心里怕对方如果没那意思我去了多丢人，所以就戴了一个大口罩，把军帽压得很低，就留两个眼睛。“他给我寄的照片是没戴眼镜的，那个时候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可能会觉得别让她感觉是个近视眼，不喜欢他。他照了一个很端庄的没有戴眼镜，我们在闹市口那条路，现在已经拆掉了，我下了10路汽车，一直往前走，碰鼻子拐弯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他骑车过来，真的就是一种感觉，他也停下来我也停下来，他透过我这个口罩感觉可能是这个人，他说哎，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哎，你怎么戴眼镜了。”于是两人自行车骑回学校。过了两年就是1978年两人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宋春丽因为拍戏东奔西走的，根本没时间照顾爱人，而爱人从来因此责怪她，更没有因为孩子的事责怪她，对此她一直挺内疚的。
宋春丽说，他们已经结婚20多年了，一切语言都不足以说明什么。“我感觉得出来，我在他心里是有分量的，他在我心里也是有分量的。经常我到外地，几乎我每天要打电话，他每天晚上必会坐到那儿等电话，如果没打电话，他会打过来，说你怎么今天没来电话，我说正在拍戏，或者没有拍完，或者怎么样，感觉不打这个电话就是个事。”“我们俩老打架，真的，经常会是为一点小事或者怎么样就呛起来了。我觉得我们俩到现在，应该说我们俩比较成熟，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知道对方应该在什么时候提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时候不要提什么样的话题，我觉得维系一个家庭，我觉得这点其实挺重要的。”
宋春丽说初恋的时候是一种浪漫的这种恋情。结婚以后会有两个人适应的过程，你有你生活的习惯，我有我生活的习惯，两个人碰撞到一起，或者那个时候的生活习惯，觉得他适合我，就会出现感情危机，就会出现家庭危机，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相互的一个我适应你，你适应我。宋春丽总结他们夫妻现在是“晚霞永远比朝霞灿烂”。
八、
宋春丽在塑造角色时总是非常的投入，以致于当年得过了一个绰号叫宋更，就是更年期那个更。宋春丽说，现在是没人这样喊她了。那是拍《风雨丽人》的时候，在棚里两个多月，她天天拍哭戏，最后她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特别容易躁动，几乎天天跟任何人都会起急。所以大家就误认为她已经到了更年期了。连她们的副导演在楼道里都开玩笑地喊她宋更。宋春丽知道他们都是朋友，不会有什么恶意，所以也比较想得开。
在节目录制现场，有观众问宋春丽，和现在的一些当红的年轻影星相比，是不是觉得他们的成功得来太容易了？宋春丽说她觉得任何事情的成功或者出现肯定它有它的因素，现在这些明星年轻的人，他成功有他的合理性。第一，现在生活节奏加快。第二，现在媒体非常地发达。第三，艺术多样化，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只有电影，没有电视，话剧、歌舞就是舞台上的，多少舞台的好演员，优秀演员，他们在话剧上的成就，要比他们在电影上的成就棒得多，但是他们在电影上成名了。
现在的中年演员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主要的角色常常被年轻的女演员占据着，还有观众问宋春丽作为一个中年演员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
宋春丽告诉我们，作为中年演员，她同样就面临这个问题，从3月20日拍了《龙州风暴》的古装戏以后，一直到7月份她才接了一个戏。这当中大概有小半年的时间，您想演的角色不找你，你不想演的角色老找你，有时本子不是太理想，或者角色比较概念化，所以不太想接。那怎么办？“我觉得我苦恼过，我觉得人在这个时候，用刚才说宋更，人更年期的时候是一切都在更，从青春时期转到中年时期，甚至转到老年时期，你的生命变化了，你的事业也会变化。我这样觉得，首先就是说你身边要有好朋友、亲人要给你鼓励，再一个必须有一个平和的心态，你演不了主角，你就去演配角，而且你演配角，你必须和年轻演员合作好。因为我觉得当你把演戏当作事业的时候觉得无所谓。”
宋春丽说其实做名人也难，有时候她特别希望回归到平凡人的生活当中去，比如她爱逛街，逛商店，也愿意跟小贩子讨价还价。（由《艺术人生》剧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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