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忆的徜徉



  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记忆里,有这样两个熟悉的名字——二妹子、春妮。

  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记忆里,有这样两部感人的电影——《柳堡的故事》、《霓红灯下的哨兵》。

  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位好演员——陶玉玲。

  在九九那个艳阳……的熟悉旋律中,陶玉玲走进了《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

  生命里的第一次

  对于一名影视工作者而言,在他关于艺术之旅的回忆中,总会有几点最亮的星光,闪耀在自己的艺术星空中,那便是若干个关于第一次的回忆。

  “偶然”是陶玉玲对自己第一次走上荧幕的概括。“因为导演觉得我好像气质比较符合二妹子的形象。当时八一厂要拍《柳堡的故事》,就到处找二妹子,作者是南京军区的胡志岩同志,而我当时正在南京话剧院演话剧。当时,我演出的时候,他们看到过我,选演员的同志说这个小姑娘还不错,气质比较符合二妹子,她就可以了!于是他们向王平导演推荐了我。演话剧的时候,我在南京演出,八一厂组织了一个找演员的小组,不远千里跑到了南京,我随文工团下部队到杭州,他们就追到杭州,等他们到了杭州以后,我又上了舟山群岛,他们又很辛苦地跑到舟山群岛,找到了我。”虽说工夫不负有心人,但正当摄制组找到陶玉玲的时候,没来得及激动,却着实吓了一跳,因为连续演出,有时一天要演两场大戏,所以陶玉玲的眼睛感染了,肿了一个大包,用她自己的话说:“简直大得要命的包,别人说我是独眼龙。”虽然也很羡慕演员的职业,虽然田华的照片也天天摆在床头,但陶玉玲最开始却对这次机会没抱什么希望,“就这样摄制组给我拍了许多照片,然后我独眼龙的照片被拿到八一厂,有的人说怎么找了这么一个演员,太失望了。但是王平导演她认为我在气质上和二妹子特别符合,另外当时八一厂厂长拍板了,我就这样走上的荧幕,成了二妹子。”也许正是因为偶然走上的荧屏,二妹子的表现才更为本色,“本色得什么也不懂,什么镜头,什么近景、远景,一概不知。”

  真实,是陶玉玲关于自己拍摄第一个镜头时的记忆,“我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在拍《柳堡的故事》,风景很漂亮,柳树、小河、慢慢一条小船……我的背影,我跟我爹就这样划着船出来了,慢慢地上岸……上岸以后,听到有人在唱歌,实际上是在帮我们家盖房子,在修房子……我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没见过这么多解放军,这么多男孩子,一上岸一看这么多,就很不好意思地从这些部队的中间这么低着头走过去了。然后就问小牛他们都是谁啊?他说这就是副班长……”陶玉玲用蒙太奇的手法为我们描述了她对于第一个镜头的记忆。

  紧张,是陶玉玲第一次看到自己在荧幕上的形象时的心情,“那是1957年,我看样片的时候很紧张,总觉得自己演得不好,但导演对我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事隔多年,许多人还对二妹子的“甜”记忆犹新,“镜头把我拍的确实很美,很甜,这个甜和王导演关系很大,导演经常启发我,二妹子给我们加点儿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笑的再甜一点。”“我不甜,我也不好看”这是陶玉玲对自己不变的认定。

  关于成功与成名

  在《柳堡的故事》这部60分钟的电影里,陶玉玲的台词一共才208个字。而在《霓红灯下的哨兵》中,她也不过就是两场戏,但就是这样,二妹子和春妮还是走近了中国人的生活与记忆,虽然陶玉玲对自己的努力轻描淡写,用最简单的理论总结了原因“二妹子和春妮有中国妇女的典型的性格,温柔、善良。”但无可否认,陶玉玲是名人。提及名人,我们就不免要“落入俗套”地关心一下她成名之后的心理感受。

  正如主持人所说,“我们把时光往前倒腾几十年,那个时候人们见到你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表现?”“人家不知道我叫陶玉玲,但是好多人说这不是春妮吗,这不是演二妹子的吗。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和现在的人不太一样,一个挺怕难为情的,这么多人认识我,我怎么办?所以我有时出去戴个大口罩,别让人认出我。”在《柳堡的故事》和《霓红灯下的哨兵》之后,认识陶玉玲的观众多了,而知道陶玉玲的业内人士也多了,“于是有好几个电影制片厂都找我去拍电影。北影要找我拍《精灵传》,从画上走下来的一个大美人,画中人。我国第一个和苏联合拍的影片《风从东方来》也要找我,但我就是南京前线话剧团的,我听党的话,党叫我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没有接这些影片,当时下部队是我的第一要务。”也许这就是主持人所说的军旅情节吧。

  《柳堡的故事》和《霓红灯下的哨兵》播出以后,春妮和二妹子这两个角色深得观众喜爱,于是在这几十年当中,陶玉玲会时不时地被某些新闻单位、社会团体请去谈这两个角色,“谈了这么多年,我想问您的是,您实话实说,您烦不烦?”朱军开始“逼供”了。“我不烦。”陶玉玲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我觉得人家找我,我就很感谢了,我没做出什么成绩,这次来录制《艺术人生》,我心里也很不安。原来做《艺术人生》的许多都是老艺术家,人家都是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我说我算什么呢?现在演戏也是这样的,人家找我,我能排得过来的,我都去参加,请我参加的活动,只要排得过来的,我都去参加。我说这么多的演员,全中国,这么多像我这样离退休干部,大家能想得起我来,年轻年老的导演都会时不时想起我来。虽然我的戏并不多,但是我觉得人家都想到你了,老的想到你了,小的想到你了,你不应该拒绝人家,我一点都不烦,我们欢迎他们老找我。”

  如今,已年近古稀的陶玉玲仍然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每年都要到拍摄《柳堡的故事》江苏的保印县去,到拍摄《霓红灯下的哨兵》的好八连去,“因为没有他们的世界,就没有《柳堡的故事》和《霓红灯下的哨兵》。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很多作品来源于生活,我觉得我能为曾经为我们付出了辛勤劳动的这些老乡们做一些事情是应该的。”永远如春妮和二妹子一样质朴、善良,这就是陶玉玲,这就是功成名就后的陶玉玲。

  天有不测风云

  正在陶玉玲生活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厄运又残酷的降临到了她的身上,这时陶玉玲已经60岁了。当时陈国中导演正要拍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请陶玉玲演女主角。陶玉玲清楚地记得,那天下雨,她去总政门诊部看病,“看牙的李辉大夫给我看完牙后,发现我脸上长了个包,怀疑是肿瘤,就建议我住院检查。回家后我爱人又领我到301医院。到医院后,医生说得住院,医院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陶玉玲面部的包是肿瘤,必须开刀手术。但开刀就可能要毁容。对于一个演员来说,陶玉玲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与其毁容还不如不动手术。正在为难之际,八一厂的厂长王晓棠同志来了,还有关心她的各级领导来了,他们与医院研究,还是要尊重陶玉玲的意见,不能毁容。

  301医院重新制定了手术方案,决定从口腔内部实施手术,这样就避免了手术后的毁容。

  第一次手术后,医生开始说是肿瘤是良性的,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五个小时以后,医院确诊,陶玉玲的肿瘤是恶性肿瘤,需要再做一次手术。

  第二次手术后,医院为陶玉玲换了一个上鄂,“所以术后我根本不能说话,不能吃饭,当时只能靠输液维持营养,当时的痛苦可想而知。”身在痛苦中的陶玉玲却从没表现出自己的痛苦。当时为陶玉玲开刀的李主任谈到当时的情况感触依然很深,在李主任的记忆里,陶玉玲非常坚强。“因为这个病是一个肿瘤,在口腔里边,是恶性肿瘤。本身得病就痛苦,恶性肿瘤更痛苦,更何况是一个名演员。两次手术,手术完了以后,要输液,不能吃饭,而且口腔是很敏感的部位,非常痛苦的。她从来没有说过疼,也从没有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当时护理过陶玉玲的护士长也回忆说:“她住院时间挺长的,四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面,她心情总是那么好,每当我们到病房的时候,她都是笑脸迎着我们,包括做完手术不能吃饭,每次输液的时候,她眼睛总是在笑,她从来没有愁眉苦脸的。”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在这里展现的是生命的瑰丽花朵。

  命运虽然给陶玉玲带来了不公和痛苦,但病魔在这位坚强的女性面前最终退缩了。陶玉玲出院后,始终没有消沉,而是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最近,她已经吃了十年的中药终于停吃了,生命之花又重新向她绽放。

  在整个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开朗而健康的陶玉玲,她总是笑得很甜,而这次的糖是她自己加的。(由《艺术人生》剧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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