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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艺人的历程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10日 00:46
杨恩洪
二十年间，抢救了一部频临灭绝的史诗——这只有政府行为才能办到。
今天，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可汗传》，下统称为《格萨（斯）尔》）作为一部至今还活在民间、世界上最长的口承史诗，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10月召开的第31届大会上，我国史诗《格萨（斯）尔》的千年纪念活动被列入“会员国2002-2003年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的周年纪念”项目，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被列入联合国的参与项目，这充分说明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格萨（斯）尔》为世界所认定，更是国际社会对我国抢救工作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前，藏族史诗《格萨尔》在民间却是另一番景象。它是由一些被称之为乞丐的说唱艺人口耳相传，为人贬之为下里巴人的俚曲。艺人浪迹高原，以说唱为生，被上层人士称为“乞丐的喧嚣”而拒之于大雅之堂之外。由此，民间艺人处于自生自 灭的状态。文革的十年浩劫，又使这一频临消亡的民间说唱几乎毁于一旦。在青海，《格萨尔王传》就曾作为歌颂帝王将相的大毒草而禁止传播，大量的史诗抄本被焚烧、民间说唱艺人被斥为“牛鬼蛇神”而受到迫害，一时间《格萨尔》的说唱与传播在藏区嘎然而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人们迎来史诗的春天时，我们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为了抢救这一频临灭绝的史诗，中国社会科学院适时地将这一计划纳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之中，以后这一计划持续了三个五年计划，并得到了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等部委及各有关省区的大力支持，一场大规模的史诗普查与抢救在史诗的流传地区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地开始了！
1983年秋天，在史诗《格萨尔王传》被打成大毒草长达十五年后刚刚得到平反的时候，北京的《格萨尔》工作调查组来到了果洛草原。根据当地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确定首先见一下龙恩寺的活佛艺人昂日。当他从几十公里以外的甘德县赶到州府所在地大武时，我们从他闭口不语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矛盾。对往昔的磨难仍心有余悸。
“昂日是果洛州有名的艺人，所以我们首先点名见他。见过面，寒暄几句后，谈话便进入正题。这位个子瘦长、方脸大眼，因为口中没有门牙嘴巴凹进去的艺人闭口不语，但是他一直认真地听着北京来的同志们的话语：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要开始抢救这部史诗，要为这部史诗和众多的说唱艺人平反，正名。’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令昂日听着亲切、感到振奋，他渐渐打消了疑虑，直到这时，他才承认自己是个说唱艺人，会说《格萨尔》，他同意说唱一段给我们听……
昂日的说唱极有特色，我们充分肯定了他的唱段。然而，昂日高兴之余，仍心有余悸。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
‘请你们给我开一个证明，说明是你们叫我来说唱《格萨尔》的，将来要是遇到麻烦，我也好有个凭证。‘
昂日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身上的伤痕、心灵上的创伤难以一下子抚平。当时的州委书记格桑多杰出面与我们一起用藏汉两种文字给昂日写了一个证明：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请果洛艺人昂日说唱并录了音，特此证明。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
当昂日接过证明，小心翼翼地叠好揣在怀里时，他的一颗悬着的心仿佛落了下来，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摘自作者日记（下简称日记），1983年9月5日，星期一”
此后，《格萨尔》的抢救工作，得到了地方各级领导的支持以及具体从事史诗抢救工作同志的通力合作，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终于启动了。
“你们为什么不早来几年？现在我的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请，嗓子也唱不出来了。”——我为自己迟到的调查痛心疾首。
被誉为具有“永久魅力”的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欧洲文学宝库中的明珠，也是世界文化的珍品，后世的许多作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史诗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创造了如此完美的史诗的作者是谁呢？传说是一位古希腊的盲艺人荷马，他大约生活与公元前9-8世纪，正是这位闻名世界的荷马，将小亚细亚一带民间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综合加工整理而成。此后，史诗又回到民间以口头形式继续传播，至公元前8-7世纪才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从中不难看出，荷马以及众多的民间说唱艺人为史诗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世代藏族人民创造的一个伟大的奇迹。他们不但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还将这一史诗从远古保留到科技现代化的今天，使我们现代人仍然能够领略到人类英雄时代的颂歌。在这一过程中，说唱艺人功不可没。正是他们世世代代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把这部鸿篇巨制的史诗保存至今，他们参与创作、主司传承，因此是史诗研究的一把钥匙。但是在旧社会，他们是乞丐，在新社会仍未得到普遍的认可。于是，我决心为他们写传，为他们正名，为他们在藏族文化史、中国文化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争得一席应有的位置。
这确实是不能再晚的调查了。在各地区普查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了不少有关说唱艺人还健在的报告，然而报告极其简单。我感到不能再迟疑，必须走出书斋，走向民间，趁他们还健在时与他们见上一面。为此，我开始了十数载漫长的寻访艺人之路。
德国瓦尔特.海希西教授整理发表的土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的资料（《多米尼克.施罗德与史诗格萨尔》序及导言，发表在《格萨尔研究》集刊第1，2期上），为我们提供了解放初期1948-1949年互助土族地区《格萨尔》流传的真实情况。当年施罗德记录的文本既是土族艺人贡保的说唱。事隔38年，贡保是否还在？《格萨尔》是否还在土族地区流传？
带着这些问题，1986年的夏天，我访问了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
老人们回忆说：解放前可以叫上名字的《格萨尔》艺人有17人，其中贡保是说得比较好的，他已于1973年病故。现在只有5人在世，其中一位叫旦嘎的艺人，曾经与贡保一起师从一位叫林黑龙江的艺人，他和贡保曾经在小羊圈为群众说唱《格萨尔》。为此，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林才的带领下，我们前往小羊圈村。在小羊圈村外的路边上见到了旦嘎，当时他已是81岁的老人。
“旦嘎老人着一身破烂肮脏的黑棉衣棉裤，腰上系了一根布带，手里纂着几根青菜，靠坐在道边，黑色的衣裤粘满了黄土。听到我说明来意后，他一脸的木然，说：‘你怎么不早来几年？现在我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清，嗓子也唱不出来了。’我无言以对，为自己迟到的调查痛心疾首。
庆幸地是，旦嘎为我介绍了他与贡保一起学唱史诗的经历，使我对贡保的说唱经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三位土族艺人，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对其中尚能说唱的艺人枪手喇嘛（因爱打猎而得名，原名李生才）录了音。
在结束互助土族地区调查后，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总在笼罩着我，旦嘎的话语在我耳边久久回响，挥之不去。”——摘自日记1986年6月27日星期五
由于有了这一次调查的感悟，更加激励着我一次次地走上高原，走向民间。应该说格萨尔说唱艺人是我走上这一研究之路的启蒙老师，是他们字字句句地给我讲述着这个古老的故事，使我犹如大海探宝一样，逐渐领略到这部史诗的精华与价值所在；更是他们向我倾诉的肺腑之言、他们为说唱史诗而游吟乞讨、为说唱史诗而遭受磨难，乃至为保存、抢救史诗而历尽风险的献身精神，感动了我，融化了我，使我逐渐地能够用自己的心与他们共同感受这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他们是人，有血有肉；又是神，具有超人的记忆和创作天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奇的故事，是一些特殊的人——民间诗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赫然醒目的名字--《格萨尔王传》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而将其保存至今的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他们的存在使曾经被西方权威下过定论的“中国无史诗”的时代结束了。
史诗是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形式，产生在人类童年的“英雄时代”，产生在民族形成的早期，即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向文明时代过度的历史阶段。世界著名史诗古希腊《伊里亚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颇罗多》都经历了在民间的漫长流传之后，被人们记录、整理后保存起来，而艺人的口头说唱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我国青藏高原，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依然“活”在民间，活在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21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创造这一奇迹的人就是《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是他们创造了这一史诗，并代代相传、口耳相传，将史诗保存至今。
《格萨尔王传》象世界其他史诗一样也有其发生、发展、以至渐渐衰落的过程，即从口头说唱向书面化过度的过程。《格萨尔王传》在民间传唱近千年，它产生于民间，随着时代的变迁吸收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因素而不断发展、壮大，当青藏高原逐渐迈向现代社会以后，口头说唱形式受到现代文明的挑战，正在逐渐减少，而史诗流传的书面化形式最终会代替口头说唱。
为此，《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就显得尤为珍贵，他们是研究史诗、打开史诗之谜大门的一把钥匙。在上一世纪80—90年代还健在的艺人中，笔者访问了其中的40余位艺人。并根据他们的说唱特点概括地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神授艺人
他们自称童年时做过奇怪的梦，梦醒后不学自会，便开始说唱《格萨尔王传》。由于他们没有文化，不识藏文，尚无法理解做梦这一复杂的生理现象，于是把梦中得到故事归结为神赐予的，是神命令他们说唱的，遂自称为神授艺人。
神授艺人记忆力超群，他们每人都可以流利的说唱一、二十部，甚至几十部之多。若按最保守的估计，平均一部为5千诗行，20部就有10万诗行，而这许多诗行就全部贮藏在他们的大脑之中，听众想听哪一部，艺人便可以象从数据库或计算机中自由提取信息一样，把所需要的部分说唱出来。他们大多生活在祖传的艺人家庭或史诗广泛流传地区，由于旧社会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极端贫困，他们大多为生活所迫，以四处游吟史诗为生，为此都具有较特殊的生活经历。
2，闻知艺人
即闻而知之的艺人，他们是在听到别人说唱以后，或者看到《格萨尔王传》的本子后才会说唱的。这部分艺人比较多，他们多者可以说唱三四部，少者为一、二部，有的只是说唱一些章部中的精彩片段。
3，掘藏艺人
“掘藏“是藏传佛教宁玛教派的术语，他们称其经典为吐蕃时期传承下来的经藏或发掘出来的前人埋藏在宇宙中的伏藏，于是产生了一些能够发掘宝藏的掘藏师。据说他们的前世都曾听过莲花生大师讲经或受到过他的加持，因此，他们便与众不同，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物藏，即经典。宁玛派把格萨尔看作是莲花生和三宝的集中化身，因此信仰格萨尔，于是就出现了发掘《格萨尔王传》的掘藏艺人。这种艺人很少，果洛州的格日坚参就是一位用手中的笔写不完的掘藏艺人。
4，吟诵艺人
这些艺人都具有一定的阅读藏文的能力，他们手中拿着史诗本子给群众说唱，一般以曲调的丰富而见长，吟诵艺人多居住在交通较为发达、文化教育条件较好的甘孜、玉树等藏区。
5，圆光艺人
圆光本为巫师、降神者的一种占卜方法，即借助咒语，通过铜镜看到占卜者想知道的一切。据说圆光者的眼睛与众不同，可以借助铜镜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文字与图象。藏区唯一的圆光艺人卡察扎巴即是通过铜镜看到史诗的诗行，然后将其抄写下来。
神授艺人扎巴
神授艺人扎巴走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998小时的录音磁带—他一生用心血培育的硕果，一部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格萨尔王传》，同时也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他只说唱了二十五部半，而其余没来得及说唱的八部半却被他带走了。
扎巴是说唱艺人中的佼佼者，也是神授艺人中最优秀的艺人之一。
1906年，扎巴出生在昌都边坝一个贫苦农奴家中，他的家乡正处在康藏交通的通道上，往来朝佛、经商的人都经过这里，同时，这里也是史诗《格萨尔王传》流传广泛地区。
扎巴在8岁时作了一场奇怪的梦，梦中格萨尔王手下的大将丹玛把他的肚子打开，把他的五脏六腑掏出来，然后装上了《格萨尔》的书。当他被家人找到时，他正在离家不远的一块大石头后边昏睡，这时父母已经寻找了7天。扎巴梦醒后，口中说着莫名奇妙的话语，父母把他送到当地的边坝寺请活佛明鉴。
据当地人说，活佛是格萨尔大将丹玛的转世，当他听到扎巴口中断断续续说着的格萨尔故事时，就决定给他沐浴、诵经，开启智门。几天后扎巴恢复了正常。
扎巴回到家中不久，一位从五台山朝佛归来的藏族喇嘛来到他的家中。扎巴的妈妈讲述了扎巴的经历。喇嘛听后高兴的说，这是个好孩子，你要好好的养育他，不要让他遭到脏东西和晦气的沾染，让他永远干干净净，你的儿子会比一座金房子还要宝贵呀！
从五台山归来的喇嘛的话没有说错，此时的扎巴和以前判若两人。他一张嘴，格萨尔的故事就从嘴中唱了出来，不用准备，不用思考。他试着唱给家人听，有唱给村子里的人听，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从此，扎巴开始了说唱《格萨尔王传》的生涯。
扎巴终于成为远近驰名的艺人。他从边坝走向圣地拉萨，走在高原的神山、圣湖旁，边朝拜边说唱。高原那气势雄浑的山山水水赋予了他恢弘的气魄和坦荡的胸怀，在集各地的说唱精华之后，他的说唱日臻完善。札巴的说唱不仅情节曲折、风格独特，而且篇幅很长，他可以完整的说唱34部。
能够完整地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在高原十分罕见，而扎巴是其中说唱最为完整、也最具特色的艺人之一。一位年届八旬、目不识丁的老人，完全凭借记忆，竟能说唱规模宏大、篇幅浩繁、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史诗，实在是一个奇迹。可惜的是这位“比一座金房子还要宝贵”的著名说唱家的价值，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被人们认识。
西藏大学的几位老师在林芝找到了道班退休工人扎巴，在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后，把扎巴一家接到了拉萨。扎巴凭着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和人民的满腔热情，凭着他对格萨尔执着的崇拜，不顾自己在六十年代所蒙受的责难，不顾自己当时被迫立下的“永生不再说唱《格萨尔王传》“的承诺，在终止了十余年的说唱之后，义无返顾的重新开始了他的说唱录音生涯。
一个旧时代的乞讨者，如今不仅安居拉萨，而且成为与昔日的贵族们平起平坐的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扎巴从内心感谢国家给予他的荣誉和地位。1984年。在拉萨为他举行的79岁寿辰的祝寿大会上，老人激动的说：“在旧社会我是个穷要饭的，今天当了国家的主人。过去没有吃过的，现在吃上了；过去没穿过的，现在穿上了；过去没住过的，现在住上了。我要更加努力的说唱，报答这份恩情。”
此后，他不止一次的对女儿白玛说：“我已经80岁了，照我的寿数，阳寿已尽，而且已经又过了四年，我要抓紧时间多说唱一些。”扎巴老人在多病的晚年争分夺秒的说唱录音。他白天说唱，晚上在梦呓中也说的是《格萨尔王传》。白玛经常听到父亲在睡梦中时而说唱，时而与人对话，有时一声“啦嗦”过后，又唱了起来。可见史诗已经成为老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格萨尔》已经与他融为一体，难解难分。
扎巴老人与《格萨尔》的难解因缘与史诗中的一段故事有关。故事说：一天，格萨尔大王在行进途中，他的坐骑不慎蹋伤了一只路边的青蛙，格萨尔大王慈悲之至，用手中的马鞭挑起这只受伤的青蛙，为它祈祷，愿它的来世成为一个宏扬格萨尔英雄业绩的说唱艺人。在扎巴去世前，有一次，他对女儿白玛说：我说唱了一辈子《格萨尔》，我死时，有可能是得病躺在垫子离开人世，但格萨尔大王也许会给我一个好的姿势（藏族人认为，一个人如果功德圆满，他应该是盘腿坐化）。我的头骨上有一个格萨尔大王的马蹄印，天葬时你们就会看到。
不料，扎巴老人的预言不久就应验了。1986年11月3日，星期一，照例女儿白玛陪同他去医务室检查身体，老人感到有些不适，医生检查血压偏高，建议住院治疗，老人不肯。回到家中，稍事休息后，又开始说唱。他说唱的《巴嘎拉国王》已经录了68盘磁带，马上就要收尾了，可是老人太累了，不得不停了下来。工作人员见他盘腿坐在撒满阳光的卡垫上闭目养神，便悄悄的离开了他的房间。没想到扎巴老人就坐在他每天说唱的地方静静的离开了人世。
在扎巴老人辞世的第二年，笔者结束了在那曲地区的调查后来到拉萨。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看望扎巴老人。
几年来与扎巴多次会面长谈，1986年全国《格萨尔》工作表彰大会期间，扎巴老人与他的女儿来北京领奖，我们一起去雍和宫朝佛，去动物园看老虎，因为格萨尔是属虎的，扎巴说唱了一辈子《格萨尔》，还没见过真老虎，这也是圆了他的一个梦。听说我又要去西藏下乡调查，曾做过道班工人的扎巴老人一再嘱咐：“西藏的路不好走，一定要注意安全。到拉萨时一定要到我家来做客。”
老人回到拉萨，即买了两个洛廓（藏族随身佩带的护身之物）一个给了白玛，另一个是给我的，因为我和白玛同年生，他把我当作他的女儿。扎巴把洛廓放在手中抚摩着说：这个送给杨老师，戴着这个，走到哪里再艰难也不怕，身体遇到病痛也没关系。遗憾的是老人没能亲手交给我。当白玛把这枚珍贵的洛廓交给我时，我的心上一股热流滚过，藏族阿爸对我的深情厚意使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白玛领我到扎巴老人的灵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藏族人的灵堂。灵堂位于扎巴老人居室的最里间，房间被布置的庄严肃穆。正北面的墙前一排藏式柜上佛龛林立，酥油灯成行，这是老人生前敬佛的地方。西墙与北墙连接处的墙壁上搭出一个小台子，上边敬放着扎巴老人留在世上的唯一遗骨—头盖骨，里边盛满青稞酒，上边盖了一个花纹精细的银盖。头骨顶端向外，扎巴老人生前提起过的格萨尔的马蹄印清晰可见：在头骨的顶部，有一个直径约为5厘米的有凹进去的短小的深色骨缝组成的椭圆形的半圆，形状酷似马蹄印。我惊呆了。西墙上挂一个镜框，上边保留着一张去年扎巴与我在北京的合影。我没有料到我在老人的心目中占有这样重要的位置。我情不自禁的走上前去，用自己的前额与老人的头骨顶礼。白玛在旁边说：阿爸，杨老师来看您来了，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哽咽的说不出话来。亲爱的阿爸，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吧，我来晚了，没能与您再见上一面，这将是我终生的遗憾。您是我所遇到的最崇敬的藏族阿爸，我将永远陪伴在您的身旁，请您安息吧！”
——摘自日记1987年9月7日
一个看铜镜说唱的圆光艺人-卡察扎巴.阿旺嘉措
听说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县有一位艺人是依靠看铜镜来说唱《格萨尔》的，叫卡察.阿旺嘉措，他是当时藏区唯一的圆光艺人，而且年事已高，加之类乌齐县较为闭塞不便。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前往拜访这位老艺人。于是在1986年的夏天，在参加了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庆后，便搭上时任类乌齐县委书记李光文同志的汽车，从结古向南越过青海省与西藏省界经江达县再向西行，过昌都后向北至类乌齐，行程700多公里，走走停停用了5天。一路上，由于与昌都地委加曲书记同行，了解了不少昌都的情况，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昌都，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从县里又到类乌齐区，我顾不上喘息，立即询问卡察札巴的住地，不巧他去了夏季牧场。夏季放牧，牧民一般住在临时搭起的简陋的小帐篷里，我不便上去，只好请他下山。于是请他的亲戚去山上把他接回来。我只有住在空无一人的区招待所等待。正好区干部都不在家。我便被安排在类乌齐寺与喇嘛们一起吃饭。我谢绝了喇嘛们要给我拌糌粑的好心，得意地自己用手在一个大碗中拌糌粑，在喇嘛们众目睽睽之下吃的津津有味。这是我与他们的见面礼，也因此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于是，在书记的关照下，他们破例向我展示了寺院珍藏多年的格萨尔的金制马鞍、晁同的长刀等文物。
两天虽然不长，但是等待的滋味实在难熬，尤其是那野狗狂叫的漫长的黑夜，我只有手握电筒合衣而卧等待黎明。
当我听说卡察扎巴来了的消息时，真是欣喜若狂，一见面便握着这位74岁老人的手就象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路途的辛劳，等待的无奈统统被甩到九霄云外。
接下来的就是与卡察扎巴几天的长谈。
卡察是姓，阿旺嘉措是名，扎巴是圆光之意，由于他通过看铜镜圆光说唱格萨尔，同时又能看铜镜给百姓算命，在当地很有名气，久而久之，人们都尊称他为卡察扎巴，而他的名字阿旺嘉措反而被大家淡忘了。
卡察扎巴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的人生坎坷，为我演示圆光的全过程，在我看来普通的一面铜镜，他却可以从中看到格萨尔的诗行，并迅速的抄写下来。昌都地区的学者白玛多吉看了卡察扎巴从铜镜里抄写的诗行后，十分惊讶，他说：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是很不简单的，即使是文字水平很高的人，编写、创作也需要思考，不可能顺口就念出来，拿笔就能写出如此精美的文字来。
要告别类乌齐了，卡察扎巴为我送行，他向我献了哈达，说要为我祈祷，祝我一路平安。
“老人眼泪汪汪，我的眼睛一阵发热，我知道若不控制自己，感情的闸门会被冲破的。我嘱咐他要好好保重身体，少喝酒，多抄一些《格萨尔》。
汽车缓缓开动了，老人双手向上托着，为我送行。就要和类乌齐告别，和我日思夜想的卡察扎巴老人告别，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他？不知今后是否还有机会见到他？心中涌起无限惆怅。人生就是这样，总不能避免生离死别所带来的痛苦，我在心里默默地为老人祝福，祝他健康长寿，为格萨尔工作多做一些贡献。”
-摘自1986年8月11日记
卡察扎巴老艺人后来得了眼疾白内障，在昌都作了手术。于1992年辞世，享年80岁。
对于圆光现象，以及卡察扎巴圆光抄写说唱格萨尔现象，至今还是个谜，我们现在还不能作出更好的解释，但是摆在面前的他抄写的格萨尔的本子却是真实的。1987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卡察扎巴写出的一部《底嘎尔》，分上、中、下三本，总计约百余万字。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给后人留下了《格萨尔》的11部手稿。
由于卡察扎巴独特的贡献，1986年，他受到了政府的表彰，1991年，获得了《格萨尔》说唱家的光荣称号。
仍健在的艺人——堪称语言大师的桑珠
杨恩洪研究员在田野中访问藏族史诗艺人桑珠
桑珠1922年出生在藏北丁青县琼布地方一个叫“如”的村庄。这里是那曲与昌都的交界处，恰处由青海、昌都往那曲和拉萨的交通要冲。由此西行可至索县、那曲而拉萨；东去是类乌齐、昌都，再向北可进入青海玉树的囊谦、结古等地。为此，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成了经商、朝佛的人们往来络绎不绝的地方。
桑珠的外祖父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利用这儿有利的地理位置做小本生意。然而，他的名气却是因为他对《格萨尔》的喜爱。生意之余，他便邀来朋友开怀痛饮，尔后便是在熏熏醉意中唱几段《格萨尔》。此后听众越来越多，他家的小屋常常聚满来听故事的人。时间似流水般逝过，他的小生意萧条了，而他却得到了一个“洛格诺布扎堆（洛格是他的名字，诺布扎堆是格萨尔王的名字）的美名。”
桑珠的童年就是在外祖父的膝盖上长大的。他喜爱外祖父，更崇敬格萨尔大王，渐渐地《格萨尔》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后来家境越来越坏，外祖父一生洒脱，不重钱财，最后生意败落，带着一个“洛格诺布占堆”的浑号离开了人间。外祖父死后，讨债人登门，竟把桑珠家仅有的两头犏牛抢走从此桑珠只得给别人放羊糊口度日。
在他11岁的那年，他在山上放牧时作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正当他与逼债人扭打的危急时刻，格萨尔大王出来解救了他。从此以后，他便开始会说唱《格萨尔》了。由于家境所迫，桑珠不得不离开家乡，开始了他的流浪说唱的生涯。经索县、巴青县、比如县、那曲，来到冈底斯山朝拜，后来又经山南到了拉萨。民主改革时，他在墨竹工卡县安了家。在抢救史诗的工作中，桑珠非常认真积极，成为录制说唱磁带最多的艺人。桑珠多次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说唱的史诗出版。目前他说唱的45部，近2000盘磁带的整理出版，已经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西藏社科院的合作项目之中，其中的5部六本已经于去年出版。
他在浪迹高原的漫长历程中，说唱技艺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桑珠视说唱为神圣的事，因为那是为了宏扬格萨尔大王的业绩。所以，每次说唱之前，他都极其庄重的祈祷，请求格萨尔的保佑。他的说唱自成系统，他把史诗分为三个部分，即史诗的开篇-诞生、赛马称王，中间的战争篇以及结束部分。征战部分他又分为18大宗，18中宗和18小宗。四部降魔即是18大宗的开始。最突出的是，他的说唱语言十分精湛，吸收了大量民间的谚语、格言，且赞词连篇，滔滔不绝。
在神授艺人中，索县的女艺人玉梅，其说唱的灵感来源于在当地远近闻名的说唱艺人阿爸-洛达；她后来被西藏社科院请到拉萨进行录音，并成为一名正式干部。此外，唐古拉的艺人才让旺堆被青海格萨尔研究所以副高职称的待遇请到西宁专门录音。他们都为抢救史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边介绍的土族艺人枪手喇嘛、藏族艺人卡察札巴、札巴，以及那曲艺人阿达儿、巴青艺人次旺俊美、德格藏族女艺人卓玛拉措等都已经相继辞世。他们的离去，标志着他们的生命连同他们头脑中的史诗故事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是我们从他们口中抢救的那一部分，尚不完整的一部分。庆幸的是，在以往的二十年中，我们抢救艺人的说唱达5000小时。然而，由于财力的制约，磁带中的绝大部分无法记录出版，并正在时间的流逝中消磁失效。
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感到肩上的压力太重、太重！
离开北京，离开温暖的家，只身一人去青藏高原进行田野考察，对于一个汉族女学者并非易事，但却也是难得的生活体验，在多次的造访之后，得到的不仅仅是对于史诗的知识的增长，更是在和藏族人民的朝夕相处中，我不断的净化着自己的灵魂。
80-90年代，几乎每年都下乡寻访艺人，每一次离开北京，离开亲人时的心情都是同样的，不同的是去的地方以及要见的艺人各不相同。每次考察我都习惯的留下了心情的真实记录。
“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开始了。谁也说不好这一路上会碰到什么困难，只有我心里清楚。我强装着非常乐观的神情与家人告别。尤其是年已7旬的母亲。我能对她说的只是请她‘放心，沿途都有认识人’，‘这一路过去走过，路很安全’等等。但是我心中明白，这次青海互助土族、玉树、昌都、登第的考察和寻访艺人的旅行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对一个已经40岁的人。更何况，不久前，卓有才华的西藏文联作家的龚巧明女士翻车身亡，在我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云。
高原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毕竟在那里生活、工作过。尤其在藏族人民中间，我有安全感、信任感，这是其他汉族同志少有的，我常常引以为自豪。
这部伟大的史诗还活在民间，活在众多才华横溢的民间艺人心中，这是吸引我下乡做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搞一次社会调查，忠实地记录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诗流传的情况，并尽快寻访艺人，以至过些年以后回想起来不至于后悔。外国人达维.尼尔、多米尼克.施罗德能作到的，新中国的我为什么不能作到？要想作出成绩，就要付出代价，要准备吃苦。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日记，1986年6月17日星期二
“玉树之行终于成行。汽车离开西宁向西进发。看到熟悉的山、水、草原，心里有一种急于到达目的地的向往。是的，那前边有我的事业，有我为之奋斗的人民。他们吸引着我，使我义无返顾的向前走着，尽管走前耳朵里灌满了翻车之类的话。
一首我最喜爱的藏族民歌在胸中荡漾‘告别家乡之时，谁也不曾想念；翻过座座山冈，又把恩深爹娘挂牵。’这首民歌表达了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念念不忘养育之恩的父母的眷恋之情，这首歌情景交融，那么有情意，那么有韵味，这正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的写照。我有双重父母，有可爱的一双女儿，有支持我事业的丈夫，越远离他们，就越想念他们。只盼他们一切平安，我就可以放心地在外边工作了。”--日记1986年7月14日星期一
“找了一天的汽车，没有去德格的车。德格离江达县只是一江（金沙江）之隔，没有办法，只有耐心等待。
幸亏没有找到车，中午又碰到了扎巴森格，拿着一张纸就可以说唱《格萨尔》的艺人。我们已经谈过一天，我请他来又聊了一会，并买了砖茶送给他。
一位县干部的亲戚那杰顿珠送来了一个《格萨尔》的抄本，向我介绍了本子的来历，他说，这是父母保存下来的，我查看了一下，这一部叫《都巴五兄弟》，其中缺了3页，但我们没有这个本子，还是给了100元买了下来。一天没白呆。
下午有些不适。昨天头疼腿疼，今天是心慌，左手发木，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后稍有好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这样，一天还没白呆。”日记1986年8月1日，星期一
“急于离开江达。早上7点起床，在运输站转悠了一天。为了搭上运货的卡车，只好耐着性子，看司机的脸，可司机东吃西喝，不见人影，货没装上，走不成，白白浪费我一天的时间。心里有火无处发。可这火又向谁发呢？下来调查是我自己要求的。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有时候，走了很远的路，浪费了很多时间，到达目的地时，艺人已经去世了。无功而返。这是常事。
晚饭后，仍不见司机踪影，我想，今天肯定走不成了。没想到，9：30了，司机又突然决定走。走，就是前进，就是工作，停，就是浪费时间。不管有多大危险，也跟着两位司机上了车。
汽车在黑暗中行驶，多亏今天是阴历十五，明月当空。好在夜间行车，翻山时没有看到深山峡谷，也不感到害怕。走了90公里，到达岗托区时已是12点。司机决定不走了，其实还有20公里的路程，过了金沙江就到德格了。我只好登记睡觉。这一天，为了走而耗尽了气力。”日记-1986年8月19日星期二
二十多年来，我在藏族文化博大精深的海洋中遨游，在与藏族人民尤其是说唱艺人的相处中，得到了他们的关爱与信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把他们当作亲人挂念着，而他们也总在关心着我，惦记着我。今天，高原的物质条件也许还无法与大城市相比，但是，那里淳朴的人们以他们宽阔、坦荡的胸怀接纳了我，一个从北京来的汉族学者。在多次造访之后，我得到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在与藏族人民的朝夕相处中，不断的净化着自己的灵魂，感悟着人生的真谛。
凝聚着众多人的希望与心血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一书终于在1995年问世，在欣慰之余，悲哀弥漫在我的心间。我的那些可敬可亲的艺人朋友们，有些已经等不到这本书的正式出版而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真是抱憾终生而无法挽回的事。
去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将《格萨（斯）尔》千周年的纪念活动列入2002-2003年的参与计划，这说明我国的《格萨（斯）尔》抢救与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这是全体从事《格萨（斯）尔》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我们不应该忘记离开我们以及正在为抢救史诗努力工作的所有艺人们的贡献。为此，在《民间诗神》这本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艺人朋友！
2002年5月24日
来源：中国民俗学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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