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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宪历传入藏族地区以前的情况
央视国际 2004年02月17日 16:45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藏族从汉族引进的，完整的、成系统的历法，直到十八世纪中期，只有时宪历这一种。
我们知道，藏族与汉族从七世纪中叶开始就有密切的文化交流，许多史书上都记载着唐朝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时带云的中原文化里就有历算，后来又派人到内地学习。尤其是长庆甥舅会盟碑上年、月、日更是铁证。为什么说到十八世纪才有这唯一的一种时宪历呢？
请注意，这里说是完整地、成系统的历法（也叫历经）而不仅仅是“历本”。人们日常应用的年历、月历、日历，都是根据一定的历法推算、编制出来的，“历法”则是编制历本所根据的理论、公式和数据。对于一种阴阳合历来说，最起码的是要有：①回归年和②朔望月的准确长度③安排大小月的方法和④闰月的方法等四个要素，其准确程度的标志，是日、月食预报。
七世纪以前藏族是会有自己的纪年、纪月、纪日的方法的。但是在时宪历传入之前上述的四项要素汉历里是怎样的？在藏文的文献里面，缺乏资料。史书所记七、八世纪两位公主进藏时带去的spor-thang等原书不知是什么，可是是託名于易经的有关的卜筮、星命之术。《白琉璃》的第二十章列举了从汉文编译的这方面的书名有一百多种，但据西藏天文历算研究所的已故所长崔臣群觉（tshul- khrim chos-vbyur）谈：他们多方采访，现在所能见到的唐代的讲历算的书只有两种：一种是《五行珍宝密精明灯》。一种是杜哈日那波（du ha ra nag po）的《冬夏至周期图》。前者书名已标明是五行算，不是历算，内容也正是如此。后者确实是讲历算的，杜哈日那波这个人据藏史记载是汉族人，汉文原名不详，八世纪时进藏两次，传授算法，名气很大，这个图冬至夏至共六十个圆圈，每个圆圈周围十二年，中心一年，合为十三年，共七百八十看，冬至冬至一循环，正是时轮派闰周六十五年的十二倍，很明显此图与时轮派的闰周有关，图后的角说是十五世纪的时轮历的浦派大归诺桑嘉措（mkhas－grub nor-bzang rgy-mtso）所写，说所求得的是印度的时刻，再加减一定的数后才成为蕃土的时刻，这显然并不是汉族的历法。
可惜藏文中讲五行世阿嘉呼图克图（a-kyā bstan-pavi rgyal-mtshan1708－1768）说：“汉公主蒞蕃开始迻译，当属可信。唯其后蕃土政权陵替，难免散佚。一切智布顿（bu-ston 1290－1364）大师编纂大藏目录未列此类，彼之其他撰述（按：布顿有关于历算之著作多咱）中于上亦无只字片语。（时轮派大师）浦巴·伦珠嘉措（phu-pa lhun-grub rga-mtsho十五世纪人）与（粗尔派tshur-lugs大师）拔乌·祖拉程瓦（dpav-bo gtshug-lag phreng-ba 1504－1560）等具法眼之士于此未破、未立、平等而住（既未否定，也未肯定，保持缄默），意者，迨由后世纂改过多之故”。他又说：“由梵、汉迻译之经论与蕃人自己之论述，文风迥然不同。此诸号称译自支那（tsi-na）之五行占算，其文笔无一具备翻译之风，更无一能觅得其汉文原本为何书，全不可信（阿嘉文集《五行算年首问题答问》第12叶）
藏族的历算家们对于“那孜”(nag-rtsis)（汉占，黑算）与“贾孜”（rgya rtsis 汉历）的区别是非常明确的，对于“那孜”传入藏区很早，但现传的书不可靠；“贾孜”传入藏区较晚，是异口周声的。
《文殊供华论》（Vjam-dbyang mchod-pavi me-tog 1892年写）说：“贾那”的皇历与过去著名的“那孜”大为不同，不准越出皇画衙门（按：指钦天监）的门槛”。
第六世色多（gser-tog1845－1915）说得最清楚：“文成公主携来之五行占算，因译者不精，讹误甚多，其后又经妄人肆意纂改、伪託，面目全非。今检核汉籍，凿枘不入，毫无可取，仅卜筮、婚丧等少量稍有可观而已。实则汉地历数自汉武帝即已大备，下迄于今，传承未替，逐岁颁行”宪书“及满文、蒙文皇历。唯仅载月建大小，歧闰有无、干支、节气、二十八值宿、十二建除及吉凶宜忌之事（按：这些就是”历本“的内容）。至于立法之原，积年、积月、积日（从历元起累积的年、月、日总数，这是推算一切所必需的基本数据）日月行度，躔离损益之率（不均匀运动的数值）其术均秘藏内府，僧俗百姓无由获知，是以蕃土示传”（文集第七帙121－122叶）他的这段话带有十分遗憾的情绪。
二十世纪的藏族历算大师钦铙诺布（mkhyen-rab nor-bo 1883－1962），在一部讲《皇历历书编制法》重刊本的跋尾中说：“迨由国法历禁，汉师缄口，乃迄第十三胜生周（十九世纪中）好学者多方觅木，始在安多（Amdo指甘青一带藏区）初见译本”。他指的是1864年的《文殊供华论》等，实则其前一百二十提，时宪历就已开始传入蒙藏，只是传到拉萨较晚。
现代的藏族学者才旦夏茸（tshe-tan zhabs-drung1910－1987）说：“唐代两位公主曾把汉族的算术译为藏文，但只是八卦、九宫、气运等这一类内容，藏语称之为”那孜“（黑算）。至于日月食的算法则做为皇宫内的秘诀，不得外传。”（《汉历释义》［藏文］甘肃人民出版社）
以上连续引用了四位藏族学者充分说明汉历的关键部分迟迟没有传入西藏的论述，至于为何做为皇宫的秘诀，不准越出钦天监的门槛、汉师缄口？则未说出原因，要从汉文史籍中寻找资料。
《晋书》卷十一：“此则仪象之设，其来远矣，緜代相传，史官禁秘，学者不覩。”仪象即观没仪器，当时史官兼管天文历法。
《旧唐书职官志》：“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予焉。”《旧唐书》卷三十六，“开成五年（公元840元）年十二月勅：司天台占候灾祥，理宜秘密。如闻近日监司官吏及所由（按：把下属）等，多与朝官并杂色人等交游，既乖慎守，须明制约。自今而后，监司官吏并不得更与朝官及诸色人等交通往来，仍委御史查访。”对于政府官员尚且如此防范，对于平民百姓就更历害了。《宋史》卷四十八：“太平举国元年（公元976年）令天下伎 术有能明天文者试（禁隶）天文台，匿以不闻者，论罪死。”次年人各州送京的天文术士中选拔了一些进司天台，其余的黥配海岛。你看！要么进入绝密单位，失去自由，要么流放海岛监禁起来，谁还敢去学习、云研究呢？
到了明朝，这种禁忌达到更荒谬的程度。沈德符在《野获篇》中记道：“国初（十四世纪）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由于历法与天象有密切关系，历法精密的程度要依赖于天文观测的准确程度，但究竟是有区别的，所以明代以前并未绝对禁止民间研究历法，而明朝皇帝连学历法也如此严禁，以至在民间成了绝学。一百年后，“至教宗（年号弘治公元1488－1505）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务其选，而卒无应者。”焦竑的《玉堂丛话》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正德丁丑岁（公元1517）武庙（明武宗）阅《文献通考》见有星名“注张”部钦天监不知为何星，内使下问翰林院，同馆相顾愕然，相公慎曰：注张，柳星也，……取《史记、》汉书《二条示内使驻夏。同馆戏曰：子言诚辩且博矣，不干私禁 天文之禁乎？”这还是在皇家的翰林院里，而不是在老百姓晨，考证一个星的名称都令人谈虎变色，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反，十五世纪却正是藏传时历兴旺发达的时期，第一区班禅克主杰（mkas-grub-rje）的《时轮经无垢光释大疏》写于公元1434年，浦派的经典著作《白莲亲教》（pad-dkar zhal-lung）写于1447年，其中逆推释迦牟尼成道时月食的年代很在权威性，被达赖五世的《西藏王臣记》引用。另一浦派大师诺桑嘉惜的《时轮经总义·无垢光释·庄严篇》写于公元1478年，他在他塘桑丹寺植圭表测影移动了七天。粗尔派大师拔乌·祖拉程瓦的《开启大宝秘藏》（rin-chen gter-mdsod kha-phye）写于1540年，许多为了提高推算效率而编制的速检表也在此时出现。此外还有萨迦派的历算。他们同属于时轮系统，但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历法编制自己的年历，异采纷呈，与汉地的禁锢成一鲜明的对比。这种传统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例如最近土蛇年（公元1989/90年）的年历，我们见到的就有四种（见图）
汉族的皇帝为什么这样严历地禁止人学习天文历法呢？北京天文台的陈遵妫老先生解释说：（汉族）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常常利用天命论，搞占星术来巩固其政权，同时又害怕别人利用占星术来推翻他们的政权，因而他们力图把天文学垄断在自己手里，严禁司天监官员与外来往，严禁民间私学天文，严禁天文图籍在民间流传。（《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235页）。英国学者李约瑟做了更详细的分析说：“天文学是古代政教合一的帝王所掌握的秘密知识。……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书授给人民，他便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人民奉谁的正朔，便意味着承认谁的政权（按：藏历中的霍尔月又称为“王者月”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历法政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官史似乎都以警惕的眼光注视那些对星象进行独立研究的天文学家……因为他可能暗中为密谋建立新朝的人编制新历，新的王朝一建立，总要用新的名称颁布新的历法。”（注：例如明朝实际沿用的授时历而更名为大统治元年在北京建立政权，其次年就颁布新的历法宪历），从很早以来中国的天文学家便因国家支持而得到好处，这一点是外国的天文学家所羡慕的，但因它陷入半秘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不利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45－55页）。他以一个外国旁观的眼光看到其弊中有利，是很辩证，很中肯的。
汉族的皇帝对本民族的官员和百姓尚且如此严格控制，对于“异族”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由此可见藏族的历算学者所说的，汉族的历法知识不准出钦天监的门槛，所以藏族学不到手，是符合事实的。
这里 一个问题：唐朝的长度甥舅会盟碑上汉藏年、月、日的完全一致，怎样解释呢？
回答是：在上述的历史传统背景下，我们有理由设想七、八世纪两位公主带到吐蕃去的虽有卜筮堪舆之术（文成公主以精于堪舆风水著称）但关于历算则只带去了现成的历书，甚至预先推算出来的若干年的历书，类似后世有所谓“万年历”（实际上是预推二百年），而没有编制历书的方法。长庆甥舅会盟碑（公元832年）的记载当然无可置疑，但是“彝泰”这类年号在藏族历史上只见到此一例，其前，其后都没有任何一个。看来是在与唐廷交聘中，尤其是为了盟誓泐石时，与唐帝的纪年法相称，而临时起的一个名称。至于纪月法，碑文上的藏文是dpyid-zla-vbrin-pa即仲春，有人译为“五月”这样的译法是不够严谨的，尽管二者相当，但是纪月法是用序数，还是用四季各分孟、仲、季；还是用望宿月，从历法史的角度说有不同的意义。
六十干支纪年－－用五行各分阴阳以表示十分天干，虽已见于会盟碑，但在当时未必曾经通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有触须 实可靠的吐蕃王朝时代的文献，除会盟碑一例外，只有使用十二动物纪年的，而没有表示十天干的阴阳五行的。例如，保存在《丹珠尔》（bstan-vgyur）经里的《丹噶殿经目录(dkar-chag ldan-dkar-ma)里两次提到年代都只说“龙年”，没有加天干的区别，这种例证很多，如果说这是为了简单，那么在牵涉到十二年以上的记载里，总应该加上天干区别了吧！但是仍然未用，例如，谐拉康（rgyal-lha-hkang）碑文：“于后一个龙年，予驻于温江多（on-cang-do）宫之时，对前盟加以增益”。赤德松赞（khri-lde-sron-btsan公元798－815在位），十七年中有两个龙年，后一个当然是812年，而碑文中只说“后一个”而未用天干去区别。又例如：》语合二章《（sgra-sbyor bam-bo gnyis-pa）厘定翻译规则，保存在》丹珠尔》经里，是无可怀疑的文献，也只记为“马年”。公元798－815之间马年也有两个，从上一条纪年的方式来看，这一条未标明“后一个”，就应该是前一个，即公元802年。但从年述及的史事来看又应该是“后一个”马年。
尤有甚者《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大事编年》记公元650至763一百二十余间的大事，写于多城公主进藏后五十余年，纪年仍只用十二动物属肖，没有一处用到阴阳五行表示的天干，而且只记四季，没有区分孟、仲、季，更没有写用数字表示的月序，四季也大都是夏季在前者居多，春季在前者很少，看不出唐朝历法的痕迹。
文成公主公元641年入藏，当时唐朝使用的是戊寅元历，公元665年改用麟德历，到金城公主公元710年入藏时仍使用麟德历。这种历法第一个正式确定了不用闰周，直接以无中气之月置闰，各用“定朔”排历谱这两项基本原则，是一种水平相当高的历法，公元729年改用水平更高的大衍历时金城公主尚在世。这些历法都比时轮历法的水平高得多。如果七至九世纪吐蕃时期已经引进了唐朝的历法，则十一初引进时轮历必然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绝不仅是一个六十年周期的开始用甲子还是丁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日月食预报哪种历法更准确问题上一定会有一番竞赛，而这些在历史上竟毫无痕迹。由此可见，唐朝的历法没有传入过吐蕃。
还有一条反证，就是前面已说过的十世纪时天尚师·意欧曾教给他的臣民一个闰月的口决：“逢马、鸡、鼠、兔之年、闰秋、冬、春、夏仲月。”这实际上就是三年一闰，这是一个很粗疏的闰周，如果唐历已传入吐蕃是不会倒退到这里的。
汉族的帝王怕别人利用天象推翻自己的政权，但其他的民族并不全如此，例如蒙古族就没有这种禁忌。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刘秉忠（1216－1281），在出山之前曾讲授过数学和天文历算，著名的授时历的创立者王恂（1235－1281）和郭守敬（1231－1316）都是他的学生。令人奇怪的是藏族的佛教领袖由八思巴（1235－1280）与五恂生卒之年都极为接近，他和噶玛派的大师让琼多吉（Rang-byung rdo-rje1284－1339），对时轮历都有其自己的著作。而且他们都多次来到大都，受到元朝皇帝的崇奉，八思巴大有机会见到刘、王、郭。让琼多吉也大有机会见到授时历，授时历中国历代颁行的六十余种历法中的最精密的一种，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在十三、四世民时也是最高水平的，为什么在这两位大师的著作中，竟见不到一点他们接触过授时历的痕迹？这恐怕只能从宗教上去找原因了。
前面已讲过，《时轮经》不是单纯讲天文历算的书，它的主要目的的是要在日、月食发生之前，准确的推算出来，以便届时特别下大功夫去努力修证，以求得到天人相应，内外结合，达到修证的最佳效果。时轮经在宗教上的崇高地位对于时派天文历算知识 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藏文书里有时轮历的著作仅我个人见到过的大小就有二百余种之多。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其宗教地位之高，这种历法也就被神圣化了，对其他历法的传入起了排斥阻滞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这种进步性转变为落后性的事例。这也是合乎辩证法的。关于元代藏汉文化交流频繁而未引进先进的授时历，我们只能做出这一点解释，希望有人继续研究。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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