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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端午祭我的端午节——韩国将申报端午节为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21日 10:38
韩国宗庙皇家祭祖仪式（如图）及神殿音乐已入选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中国媒体热烈关切的“江陵端午祭”还在韩国的预备名单上
许多人不愿意接受一个失去祖先、传说和有意义的经历，而由统一的全球消费者组成的国际社会。强劲的地方文化似乎表达了这样的观念：“我所在的世界可能已变得更加广阔，但是其中仍有我的一块天地。”
———理查德·库林（史密森学会民俗学与文化传统中心主任）
近期，“韩国将申报端午节为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各媒体的热门话题，也顺带烧热了“世界遗产”的话题。
与此对照的是，4月28日至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在四川举办了“《世界遗产公约》中国媒体培训会议”，目的是帮助中国媒体了解世界遗产的申办、审批和保护工作，提高对公约知识的理解。但与组织方派出的强大培训队伍相比，报名参加培训的媒体只有20多家，除中央电视台外，没有其他中央级媒体参加。
本报4月29日推出了“世界遗产在中国”系列报道，我们的记者业已展开了观察中国世界遗产的工作。“五一”长假期间的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成为我们的第一个观察对象；我们的记者还参加了“《世界遗产公约》中国媒体培训会议”，听取与会专家对中国与世界遗产的看法。
作为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一部分，《世界遗产公约》中国媒体培训会议于4月28日到30日在四川峨眉山天颐温泉度假村举办。有感于中国新闻媒体在一些涉及世界遗产报道中不断出现差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特别联合举办本次媒体培训会议，帮助中国媒体记者了解世界遗产的申办、审批、保护工作，增进对世界遗产公约知识的理解。
为筹备本次学习培训，主办单位派出了强大的培训队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官员卡洛琳·珊珂从巴黎赶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青岛泰之、文化专员高桥晓、助理官员裴红叶、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田小刚、科学文化处处长刘疆、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建设部风景名胜处处长李如生、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等专家参与了本次会议。
与到场给记者上课的强大教师阵容不相称的是，前来报名学习的媒体只有20多家，其中电视台只有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四川电视台，其他的均为地方报纸，没有一家中央级报纸到场。场面冷落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本次培训不仅食宿自理，还要交学费；另外一个原因是“五一”长假，许多记者已经确定好假期外出旅行。
独享，或者共享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刘红婴
5月初，传出韩国将端午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预备项目，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国人闻之，颇为激愤。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但理智梳理几个问题，或许更有助于事情的解决。
首先，必须了解和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精神，这是发表观点的基础。
早在1989年10月的《保护民间创作的建议》中，教科文组织就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促进各国人民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以及确认其文化特性的强有力手段，这是《公约》的一个先声。《公约》保持这个精神，继续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载体，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公约》认为，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而且“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由此，我们可以领会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强调传承性和活力。就端午节以及由其引申出的已经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蒙古马头琴传统音乐、越南宫廷音乐、韩国宗庙皇家祭祖仪式及神殿音乐、印尼哇扬皮影戏等遗产项问题讲起。从本源上讲，这些遗产项无疑都是由中华文化脱胎的。但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本土化演变，使之成为了当地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并且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正如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长久的认同，而在印度却没落萎缩，现在印度的佛教徒只有0.5％。我们没有底气说，我们的宫廷雅乐和祭祖仪式是代代相传的，也没有底气说，30岁以下的人都见过传统的热闹的端午节是如何度过的。
《公约》及其配套法律文件要求申报的作品：表明其深深扎根于文化传统或有关社区文化历史之中；能够作为一种手段对民间的文化特性和有关的文化社区起肯定作用；在智力借鉴和交流方面有重要价值，并促使各民族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对有关的群体起到文化和社会的现实作用；对保留着的传统具有惟一见证的价值。
《公约》要求缔约国，“促进遗产的承传”，“确保对非物质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予以尊重”，“承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并且“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及其习惯法和习俗的情况下，保证为此目的在双边、分地区、地区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国作为世界遗产资源大国应当有开阔的襟怀和宽容的态度。根据国际法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我们可以制定和采取相应、有效的对策。比如，与邻国合作。两国或多国合作申报遗产项，是最符合国际法要求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导向的。
政府间的善意合作，往往事半功倍。这样的合作对各方均有益处。程序上，每个国家每次只能申报一项，两国或多国共同的项目则可以在限额之外申报。实体结果上，则直接增加遗产项的数量。联合申报可以通过：a.缔约国或联合缔约国政府提出；b.政府间组织在听取有关国家的教科文组织的意见后提出；c.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在听取有关国家教科文组织的意见之后提出。
从全部的物质类和非物质类世界遗产看，两国或多国联合申报的成功案例已有19宗，主要分布于欧洲、美洲和非洲。其中，法国与西班牙共享的比利牛斯－珀杜山及美国与加拿大共享的两个冰川公园，都是颇为人们称道的遗产项，它们强调着一项完整遗产的不可分割性，象征着和平、和谐、合作和共存。但综观现有的世界遗产，本应两国共有而事实却不尽如人意的遗产项还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尼泊尔的萨加玛塔国家公园，这个遗产项1979年即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它包括珠穆朗玛峰以南的各种层次递接的地理环境带，有着极高的自然价值。但是，珠峰以北的中国境内的区域却不是世界遗产。珠峰是一个符号，它不应以国界而被切割。地球最高峰居然不是以其整体成为世界遗产的，此为极大的遗憾。迄今，亚洲各国的良好合作还没有进入应有的状态，需要急速跟进，同时也提示着可发展的合作空间很大。
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跨国世界遗产
●伯利兹、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加利弗那语言、舞蹈和音乐（2001）
●贝宁、尼日利亚和多哥：杰莱德口头遗产（2001）
●厄瓜多尔和秘鲁：萨培拉人的口头遗产与文化现象（2001）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十字架工艺及其在立陶宛的象征（2001）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波罗的海歌舞庆典（2003）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莎玛克姆音乐（2003）
保护它，不是占有它
□邹启山 口述 □本报记者 张英采访、整理
邹启山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工作了4年，现在在文化部外联局国际处工作，负责我国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工作。
现在的报纸都在炒作韩国将“端午节”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遗产，媒介的爱国主义和保护热情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些报道认为韩国在文化上占中国的便宜，还有一些评论将此举上升到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的高度。
非物质遗产首先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它不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哪一个国家。人类在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创造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分成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成为人类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历史文化象征。像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都是这样从劳动和生活慢慢演化而来的。
因为历史文化关系，中国很多的文化艺术都流传到了国外，比如气功、武术、中药、中医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外落地生根，也成为其他国家人民喜欢的文化艺术。中国文化能够影响其他国家，被其他国家人民所喜欢、认同，这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这种文化输出在异国的传播对弘扬中国文化特别有好处，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像日本的文化艺术很多都源于中国，中国的道教和周易文化传播到韩国去以后，影响巨大，已经成为韩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韩国还把它里面的太极八卦用在了国旗上，这不证明了中国文化艺术具有超越国界、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吗？别的国家那么喜欢、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通过申报非物质遗产的方式来保护中国的文化，这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当然是好事情，我们应当为此而自豪、骄傲。
我们申报非物质遗产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而不是意味着占有它。在申报工作中，非物质遗产的评选条件异常苛刻，入选率非常低，以2001年为例，参加申报的项目有五十多个，初选只有32个通过，最后入选的只有19个。那一年，中国的昆曲当选。2003年，参加申报的项目有八十几个，初选有56个通过，最后入选的有28个，成功率只有30％。那一年，中国的古琴当选。
现在很多报道失实，好像有人一呼吁，一些项目有申报的想法、意向，一上报纸，就成了候选项目，这样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根据非物质遗产的公约和申报规定，非物质遗产的申报有着严格的程序，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认认真真的。
在具体的申报和工作程序上，非物质遗产和有形世界遗产有很大的不同。非物质遗产两年评选一次，每个国家只能提出一项参与评选。按照非物质遗产公约规定，当一项遗产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存在时，申报国必须和其他国家事先协商好以后，联合申报非物质遗产。
但是按照这个规定，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两个国家联合申报一项物质遗产太困难，从技术上来看不现实，首先牵扯到的问题是怎样进行为期十年的保护计划？非物质遗产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不同，有它的独特性。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是有形遗产，联合申报的国家只要各自把自己境内的遗产保护好就可以了。
在申报之前，按照申报规定，首先遗产申报方需要组织专家进行价值评估，看是否符合非物质遗产的公约规定，再准备一份为期十年的可实施性的保护计划，还有详细的录音或者录像资料，再按照申报指南的具体程序要求准备申报文件，由省一级报到文化部外联局国际处，在9月前将正式的申报文件上送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在主权国家的申报清单上，除了正式申报的项目外，还需要准备4个预备项目，依次往下排。今年增加的遗产申报项目还没有确定。
在今年春天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上，有一些代表提出议案和提案，建议我国应该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好自己的“传统节日”。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这些提案正在由有关职能部门处理。至于端午节是否会成为新增加的申报遗产项目，我还不清楚，因为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工作提案。我想说的是，将愿望变成现实，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世遗年会怎么开？
□田小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第28届世界遗产会议内容很多，会议本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的年会，我们是承办国。
以前27届都没有开过近十天的会议。本届会议从6月28日到7月7日，时间最长，议题也最多，有27项。
第一是评审新的世界遗产。遗产委员会委员并不多，有表决权的是21家。
今年中国在苏州会议上将会有一个遗产项目，高句丽项目，还有两个扩展项目，包括沈阳故宫和辽宁的三个清朝皇陵，已经被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认可了，准备在会议上通过。
第二项内容是对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保护现状进行评估，这个评估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做的，每次会议，对一个大洲进行评估，27届会议上是对亚太地区进行评估，28届会议是对拉丁美洲，这也是一个重头戏。
第三项是对发展战略进行评估。在会上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在2000年澳大利亚开会时通过的“凯恩斯决定”。为了保障遗产地的平衡发展，这个决定规定一国一年只能申请一项。这对我国影响很大，因为我国国土面积很大，我们参与遗产申报工作起步也比较晚，他们1972年通过公约，我们1986年才开始申报。国内的预备清单已经很长了，文化部、文物局、建设部的同志告诉我们，有120项，如果一年一项，我们得等120年，而且还有很多地方提出来要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最关键的是这个规定对遗产保护不利。如果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单的话，有一系列标准和承诺，负有保护人类遗产的责任。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争取这个原则有所松动。
现在遗产90％左右都集中在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在亚太地区很少，非洲更少。另外，世界遗产是754项，自然、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一共是150多项，剩下的都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中的教堂特别多。所以有三大差别，一个是区域上的差别，各大洲分配不平衡；另外是自然和文化遗产分配不平衡，大部分都是文化遗产；此外在文化遗产内部不平衡，欧洲大部分是教堂，我国的石窟、石刻比较多。三年来这个问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有所突破，但难度很大。欧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理由是他们希望地域平衡。但是一国一项也做不到平衡，不发达国家连项目文件都做不出来。我们努力有所建树，但是不抱太乐观的希望。
第四项任务是分配一些经费，帮助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加强保护。
濒危遗产名录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有些自然和文化遗产受到人为的破坏，逐渐失去独一无二的文化和自然的价值，列入濒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唤起遗产地所在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有些国家希望列入“濒危”，得到国际上的更多关注，拿到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比如刚果有四处遗产地，因为战乱，都要求列入濒危名录。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即便是在战乱过程中，世界遗产地也应该受到保护。中国有一些情况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但是还没有列入濒危，这跟我国对遗产保护的工作力度之大有关，中国政府是非常负责任的，承诺的事情是认真去办的。
让老建筑带病延年而不是返老还童
□郭旃（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处长）
现在很多地方打着“修旧如旧”的牌子修复文物，把真文物修成了假文物，这是对文物最严重的破坏。有个地方，因为一个历史文化古迹处的房屋出现下雨渗水现象，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就把屋顶上的老瓦全都拆掉，换上与原瓦大小尺寸、外表颜色几乎一致的新瓦，看上去外貌与原来差别不大，文保部门还颇为得意地认为这是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文物古迹的。这实质上是让古人戴上了现代的帽子，把真文物修成了假文物，对文物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坏。
根据《威尼斯宪章》保护文物古迹的原则，对古迹本身，要尽可能地少干预，即使修复，也要本着可识别和可逆性的原则，既要让人看清整修过的历史痕迹，又能在以后修复技术更佳的情况下，拆除掉原来修复的部分，重新进行修复。现在很多地方采用水泥作为修复原料，这会使文物的修复失去可逆性。
古建筑的保护，最重要的是保护它的真实性。只有历史的原物才是真正的文物，比如说一件商代的铜鼎，它可能价值十万百万，我们用今天的技术可以逼真地将它仿制出来，但仿制品永远不是文物，更谈不上与文物相仿的商业价值。扩大起来，对一座古建筑的保护也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尽可能地在原来的位置按照原来的结构风格保存原来的构件和材料，所以我们最害怕某些新闻报道在一座古建筑维修和竣工之后说这个古建筑焕然一新。对古建筑我们要让它带病延年而不是让它返老还童。国际上有一条尽量少干预的原则，就是说只要一座古建筑或者古建筑的一部分可以基本保持不继续损坏，我们就不要用我们今天的认识哪怕是当代最高明的认识去干预它和改变它，让历史的原貌忠实地保存下去。
屋满为患更可怕
□谢凝高（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国家申报的遗产得到确认后，成为全人类珍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荣誉。同时，得到世界承认以后，知名度提高了，世界遗产公约要求你好好保存下去，完好无损地传给下一代。遗产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效益是多方面的，有精神文明的效益，还有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等等。但是，在有的地方的决策人眼里，世界遗产就是“金招牌”，就是“摇钱树”。申报成功以后，往往商业开发过度，导致破坏严重。一些地方认为人来得越多越好，殊不知，人多会破坏生态与神韵。即使是地上的砖，踩的人多了也会把它磨掉。不仅是人满为患，其实“屋满为患”的破坏性更大，各种建筑，旅馆、商店、索道、观光电梯等等，比人的破坏大多了。人多了无非是踩死草木，过去以后还能长出来。但是，建筑物把岩石、地表形态破坏了，永远无法恢复。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设施泛滥，受到联合国专家的严肃批评。武当山的遇真宫被一把大火烧了，这些都是世界遗产被过度商业开发的一个缩影。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错位开发和超载开发。超载开发就是刚才说过的人满为患、屋满为患。错位开发，一个是性质上的错位，把自然文化遗产的精神文化功能性质改变成经济功能，变成经济开发区了。还有是空间位置错位，旅游服务基地和设施主要该在风景区以外，古今中外都如此。而一些风景区内遍布宾馆饭店、培训中心、乡村摊点，招商引资而来的索道、旅游列车、娱乐城、主题公园等人造景观，把人类珍贵的遗产地变成“吃喝玩乐综合体”，把原生的“一片净土”变成“三化”的污染区，造成的视觉污染和对生态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
现在的泰山顶上变成了一个小城市，武陵源里也有商业街了，这些都影响了世界遗产的品位和质量，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叫做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
泰山索道，专家反对了20年，越反对越多，现在已经建了三条了。有人上泰山，一下火车，马上上汽车，然后坐索道八分钟从中天门到南天门，一看，上面一个小闹市，不怎么样，中午他就赶到曲阜去了。本来，没有索道，你登上去、下来，起码要住上两天，住在泰安就可以。这两天住宿费和饮食费的收入比索道门票多得多，从就业机会而言，发展泰安的服务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比几条索道带来的多很多。古代就是如此，明代关于泰安地区的描述就显示出当时的泰山脚下有很多旅馆，各种等级的都有。历史上没有哪座山像泰山一样，从皇帝到老百姓都是徒步登山的。登泰山必须“登”，不能不“登”，可现在误导大家去坐索道了。此外，泰山顶上的商业街也破坏了它的真实性，真古董被假古董包围了。从整体上讲，泰山的经济效益是降低了。那边的老百姓给我们写信，说几十万当地老百姓都支持我们拆除索道的建议，因为索道只是富了一家，穷了大家。
世界遗产保护公约要求各国政府竭力保护管理好所在国的世界遗产和国家遗产，而我们却交给地方政府甚至旅游公司去管。目前文物单位由国家文物局管辖，国家风景名胜区由建设部管辖，国家森林公园属林业局管，而国家自然保护区又分属环保总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地矿局、水利总局，在遗产地内，也存在由于森林、土地、文物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而出现政策冲突的情况。中央政府对自然文化遗产基本上没有直接控制，也几乎没有管理经费。
本来，建设部是管全国风景名胜区的。但是，1980年代旅游大开发，管理体制就乱了。有的是旅游公司管，有的由地方一些组织在管，甚至被条块分割，很难统一。为此，我建议由国家把世界遗产集中管起来，成立国家遗产局，总管各种世界遗产。
我们现在的世界遗产还没有立法，没有追究责任的条例，对于破坏的行为无法追究。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立法，滞后于开发资源的行为，于是就拿开发区的政策来套风景区、遗产地的开发，不能不导致错位的破坏性开发。
国家每年给119处国家风景名胜区的拨款只有1000万元，平均每处只能分到8.4万元，刚够盖一个规格不高的厕所；而韩国现有的20处国立公园每年得到的政府拨款则相当于人民币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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