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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邵清隆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28日 22:02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邵清隆
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自治区，东西狭长，幅员广大，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其境内有高原、平川、沙漠、丘陵和山脉；大兴安岭、阴山和贺兰山从东到西横亘内蒙古中部，将全区自然地貌分成南北两大片，北片为莽莽的高原，南片为丘陵平川；众多的河流、湖泊分布在山脉、高原、平川之上，使这里草场广阔，宜牧宜农，被誉为多姿多彩的内蒙古草原。如果从更广阔的地理范围看历史，这里属欧亚北方大草原东段南部，既是这极其广大的草原牧业历史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再南的华北大平原和秦晋山间平原农业历史文化区紧密相连，史称漠南，毗邻漠北，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整个大漠草原历史文化演进的重要地区。
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孕育、到夏商时期游牧文明形成、至清代晚期游牧文明衰落的数千年中，这里一直是游牧文明的主人——素有“马背天骄”之称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东胡、匈奴、突厥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的主要民族，如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自春秋战国至元明清时期，次第承接，相继成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创造和发展的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兴繁演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里纵观中国古代游牧文明历史，就其特质作一简要论述。
一、游牧文明的持续力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自孕育到形成到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北方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文明，数千年持续不断，同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一样有着一以贯之的悠久历史。
首先，从游牧文明生存发展的根基游牧生产上看，自早期游牧部族猃狁、土方，到东胡、匈奴、鲜卑族，再到后来的突厥、契丹和蒙古族，都以游牧生产为最主要的经济基础，事关民族兴亡，为立国之本。这在考古发掘上得到充分证明，史籍上也记载颇多。如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东胡已有成熟的游牧生产；《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游牧业极为发达，仅骑兵良马就达四十万骑；《魏书?帝记?序记》说鲜卑人“广漠之野，畜牧迁徙”；《隋书?突厥传》记突厥族羊马“遍满山谷”，“随水草迁徙”；《辽史?食货志》说契丹人“自太祖至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元史?兵志》记蒙古族牧业更为繁盛，仅中央牧业管理机构太仆寺治下的马匹多到“殆不可以数计”。可见，游牧经济作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主体经济，作为游牧文明的根基，一直在持续发展。
其次，从游牧文明所表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看，也是数千年承续不断，且有着十足的游牧文明特征。以游牧民族的衣食住行为例。《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毡裘”；《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鲜卑之俗是“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辽史?食货志》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食湩酪，挽弓射猎，以给日用，粮饷刍秣，尽赖于此”；到蒙元以后的蒙古族，在衣食住行方面更具游牧文明特色，且有许多文物传世，反映了他们适应自然的独特生活方式。游牧文明之所以能称得起一种文明，是它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具有区别他种文明的特殊风貌，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在数千年发展中，一直延续和发展了自身的特殊风貌。
再次，从游牧文明的创造者游牧民族的演替承接和草原王朝的兴亡承续上看。春秋战国时期，东胡族居蒙古草原东部半壁河山，建立东胡王朝；秦汉时匈奴攻灭东胡，继之建立统一大漠草原的匈奴王朝；北朝时鲜卑族成为统治草原的主要民族之一，数度建立鲜卑王朝；而后是隋唐辽宋时的突厥和契丹族，相继建立统一草原的突厥和契丹王朝；再后是蒙古族，则在建立草原王国的基础上，进而建立了统一全国的大元王朝。这里列举的仅是主要民族，自游牧民族登上北方草原历史舞台，便一直在这个舞台上衍续承接，从未间断。如果说中原汉族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从夏商到明清，建立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央王朝，王朝的更迭是以皇家姓氏的更替为标志。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则以游牧文明为基础，自夏商到明清，时而归属中央王朝，时而建立地方政权，时而也会统一北方或统一全国，也在一代代地更迭承续，它的更迭是以统治草原主体民族的更迭为标志，构成了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之所以持续不断，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作为游牧文明根基的游牧经济生产持续不断，二是适应这种自然经济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承传不断，并和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紧密相连，所以具有数千年经久不衰的历史持续力，这在世界游牧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
二、游牧文明的创造力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自孕育到形成及至后来数千年发展，走过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丰富的漫长过程，使其从一种生活方式发展成一种文明，反映了它强劲的创造力。
首先，从游牧生产上看，牲畜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新石器时代是北方聚落人群最早驯化了羊、牛、马，而后渐次传到中原地区。尤其是马的驯化，最有力地反映了北方民族的创造力。从世界范围看，马的驯化是多元的。考证资料证明，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古代北方狩猎畜牧民族就已驯化了马，这在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牧放和使驭马的情景。因为有了马，畜牧业才发展成游牧业，才发展成游牧文明，这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在游牧文明后来数千年的发展中，北方草原民族游牧生产技术不断创新，使游牧文明逐步向更高水平发展，如优良畜种的培育、草场的合理使用、兽医技术的发展等等，无不体现游牧文明一种内在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才使游牧生产逐步发展，使游牧文明的根基逐步牢固。
其次，从游牧文明所表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看也是如此。仍以衣食住行为例，游牧民族的居室蒙古包，早在匈奴时期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它由木骨架和外覆毡片组成，拆迁方便，冬暖夏凉，抗风御雪，随牧群移动，极为灵活，是适应游牧生产生活的一大创造。在生活饮食上，更可看出游牧文明的创造力，如食用羊、牛、马肉，饮用羊、牛、马奶，发明出各种各样的独具游牧特色的饮食品，不仅在游牧民族中代代相传，对中原饮食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物质生活上如此，在精神文化上也体现了游牧文明非凡的创造力，成为游牧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自古就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艺术，在音乐、舞蹈、绘画及文学诸多领域中都反映了特有的民族风格，匈奴的胡笳、契丹的文学、蒙古的歌舞等，史有盛誉，世有流传，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宗教文化也反映了草原游牧文明独有的创造力，萨满教便是草原游牧文明衍生出的特有宗教，是适应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的一种自然宗教崇拜，以自然界的万物有灵为信条，在维系草原民族思想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从草原王朝的政治组织上看也有力地反映了游牧文明内在的创造力。中国北方草原民族自春秋战国时期始，形成了一代代不同规模和以不同形式体现在中华民族大框架中的草原王朝，其政权内部的结构方式，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既不断向中原王朝学习，又有自己适应草原社会发展的独到之处，形成了适应游牧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在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建立的草原王朝中，史籍上曾记有其大量的独特的政治构架形式。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它以游牧经济为主体，又以农耕经济为补充，既统治大量的契丹人，也统治相当数量的汉人和他族人民。所以在政权结构中设立了南北面官制度，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提出了一国两治的政治构架和统治方式，这是前无古人的一种政治创造。这种创造影响了后来的大元王朝和大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对当今多民族国家的治国之道也有重要启示。
游牧文明的创造力是游牧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游牧民族或游牧文明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创造力，其原因之一是游牧生产本身在向自然挑战中产生的内在活力，其原因之二是游牧文明的创造者游牧民族在天高地阔的大自然中产生的开放意识。正是这两个原因，使游牧文明成为一种善于吸纳学习、善于弃旧图新、善于不断创造的文明。
三、游牧文明的冲击力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自孕育到形成到发展的数千年中，一直具有着游动性和爆发性的特质，这是有别于农耕文明相对稳定、固守一地的特殊风范。所以北方草原民族才会被称为“游牧”民族，北方草原王朝才会被称为“行国”王朝。这个特质使游牧文明蕴含了与生俱来的一种冲击力，这种冲击力表现在游牧文明的各个方面。
游牧文明冲击力表现形式之一是军事战争上的冲击力。游牧文明是游动的马背文明，游牧民族是游动的马背民族。马背民族和游牧生产及骑射狩猎相结合，产生天然的战士。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及至长成必然是精于骑射的勇士。在冷兵器时代，举族都是骑士兵团，其战斗力和冲击力必然极为强大。所以，自东胡族开始，北方草原民族如归属中央政权，则是屏藩边疆的重要武力，如封建割据，则是中央王朝的强劲对手。这种情况在史籍上记载颇多，如战国时东胡强于燕赵两国，秦汉时匈奴兵逼秦汉边塞，北朝时鲜卑入主中原，隋唐辽宋时突厥和契丹长期对唐宋保持军事优势，蒙元时蒙古铁骑则横扫欧亚建立大元王朝，等等。这延续数千年的军事优势，表现出游牧文明在冷兵器时代无与伦比的冲击力。中原农耕王朝，只有在国力强盛并学习北方民族的骑射技术或研究出如何控制骑兵冲击力的情况下，才会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此，才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武帝和唐太宗的养良马练骑射的北伐、南宋时控制北方骑兵的城防和水网作战方式，等等。在中国古代史籍上，屡有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战争和融合的记载，是中国古代史中一个长期引人注目的焦点，是西方、南方民族所不具有的一个历史现象。
游牧文明冲击力表现形式之二是推动民族融合和推进社会发展上的冲击力。自商周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都是以北方民族作为动力源形成的。如春秋战国时的戎、狄族南下，促成了秦汉多民族的融合统一；南北朝时的乌桓、鲜卑、氐等族南下，促成隋唐多民族的融合统一；辽宋金西夏时契丹、党项、女真及汉族政权的分立，促成大元王朝多民族融合与统一，等等。特别是在中原王朝处于没落衰败阶段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给它注入了新鲜血液，推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这在南北朝时表现最为突出，魏晋世家大族的腐朽，严重桎梏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北方民族给它以摧毁性打击，才使社会出现新的活力，推出了大唐盛世。后来的契丹族和蒙古族都给中原社会注入了新鲜活力，尤其是蒙古族建立的大元王朝，疆域广大，民族众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组合。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游牧文明的冲击力也反映在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自匈奴时期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便与中亚和欧洲发生了联系，此后代代相延，在蒙古高原这个欧亚大陆桥上形成了“草原丝绸之路”，这是游牧文明冲击力在更广阔领域上的体现。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冲击力，发展到成吉思汗时代，终于爆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这是这种冲击力经过几千年积累后的一次集中体现。游牧文明的冲击力源于游牧文明游动性和爆发性的特点，更源于游牧民族在北方寒苦环境中磨炼出的特质，即在作战中勇悍无畏，在思想上刚毅无拘、冲荡陈腐。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游牧文明本身仍存在着很多弱点，甚至是重大弱点，限制了游牧文明的更大发展。游牧文明的弱点也是由游牧文明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游牧经济成长的脆弱性，忽强忽弱，很不稳定。这主要是受自然气候影响，如风调雨顺、水草丰美，则畜群繁盛；如风雪大寒或干旱无草，则使畜群锐减。游牧经济是游牧文明的基础，基础不牢，影响民族生存和文明延续。二是游牧文化承传的波动性，时高时低，常有摇摆。这主要是因北方草原民族的更迭和文字传承不畅所致。从总体链条上看是文化承续不断，但后兴起的民族总是难以承继前代民族的全部文化积累，以致影响了游牧文明站在更高基础上的发展；三是游牧政权的不稳定性，骤兴骤衰，转换急遽。因游牧王朝是依附于游牧经济的，游牧经济繁盛时，马蹄所至，开疆万里；经济衰弱时，政权就会迅速瓦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游牧文明中体现得十分强烈。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所以随着时代发展，到清代晚期走向了衰落，但它数千年的辉煌史，已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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