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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鲜卑文化中的动物形装饰艺术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02日 15:44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丁 勇
鲜卑是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民族，它源于东胡，东胡被匈奴击败后，与乌桓同受匈奴族奴役。西汉后期，匈奴渐弱，乌桓族南迁附汉，鲜卑族开始兴起。东汉后期，以鲜卑首领檀石槐建立部落军事大联盟为标志，鲜卑成为北方草原地区的主要统治民族。
在内蒙古地区草原文化中，鲜卑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拓跋鲜卑文化，从其发源到发展再到强盛的转变过程都是在草原文化区域内完成的。入主中原后，拓跋鲜卑主动融合于汉文化当中，鲜卑文化特色逐渐减少。因此，本文所指的鲜卑文化主要是指拓跋鲜卑在内蒙古草原地区所反映的文化特征。
半个世纪以来，内蒙古地区陆续出土的带有动物形象的装饰品，如带饰、牌饰、首饰等，为鲜卑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内蒙古地区出土鲜卑动物形装饰品的墓地和窖藏主要有：
1.呼伦贝尔市满洲里扎赉诺尔墓群，1959年出土飞马形鎏金铜饰牌2件、马形铜饰牌1件、鹿形铜饰牌4件；1960年出土羊形饰件1件、射鹿纹骨板1件；1986年出土三鹿纹铜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期。
2.通辽市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1984年出土卧马形金饰牌1件、双马形金饰牌1件、兽形金饰牌1件、残兽形金饰牌1件、子母马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到西晋。
3.赤峰市林西县苏泗汰鲜卑墓，出土三鹿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4.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古墓群，出土三鹿形铜饰件1件、双鹿形铜饰牌1件、双龙形铜饰件1件，墓葬年代应为东汉晚期。
5.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1983年至1984年出土双马形铜饰牌1件、双马形金饰牌1件、马形金饰牌1件、三鹿形金饰牌1件、双鹿形金饰牌1件、单鹿形金饰牌1件，驼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6.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1956年出土虎犬形金饰牌1件、“猗 金”四兽形金饰牌1件、四兽形金饰牌1件、跪兽形嵌宝金饰件1件、兽面形嵌宝石宝戒指2件，窖藏年代为西晋时期。
7.乌兰察布盟察左后旗井滩村墓葬，出土三鹿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应为西晋。
8.乌兰察布盟商都县大库伦乡石豁子村北魏窖藏，出土熊形足铜盘1件，窖藏年代为北魏时期。
9.包头市达茂旗西河子乡北朝窖藏，1981年出土双龙首金链饰1件、马鹿形金步摇冠饰2件、麋鹿形金步摇冠饰2件，窖藏年代应为西晋。
10.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三道营子乡另皮窑村北魏墓，1982年出土长蹄形野猪形金饰牌2件、扁蹄形野猪形金饰牌2件、野猪形金圆饰牌2件、纠结纹金饰牌2件，报告发表墓葬年代为北魏时期，但孙机先生认为年代应为西汉末到东汉初期。
11.呼和浩特市土左旗讨合气村北魏墓葬，1980年出土神兽形金带饰2件，报告发表墓葬年代为北魏时期，孙机先生认为应为西晋。
12.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美岱村北魏墓，1955年出土镶宝石立羊形金戒指1件，鹰鹿搏斗纹铜带饰1件，墓葬年代为北魏早期。
13、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讨速养村北魏墓葬，出土镶宝石卧羊形金戒指1件，与美岱村的镶宝石立羊形金戒指工艺造型十分相似，墓葬年代也应为北魏早期。
14.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太平庄乡添密梁墓地，出土双羊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北魏时期。
归纳上述动物形装饰品，多数为金饰品，这也说明鲜卑贵族在其南迁过程中继承了匈奴贵族喜嗜黄金饰品的传统。在鲜卑的动物形装饰品中，其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神兽”题材的饰牌，以扎赉诺尔墓出土的飞马形鎏金铜饰牌为代表，反映了拓跋鲜卑早期南迁过程中的艰难历程。据史载，诘汾遵第二推寅邻的命令“南移，（因）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引导，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1980年至1981年，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墓地出土了6件与扎赉诺尔墓飞马形鎏金铜饰牌相同的神兽形鎏金铜饰牌，均为腰带上的带头，略呈长方形，二个为一套配合使用。饰牌正面浮雕一飞马神兽形象，神兽吻部有一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双翼展开，四蹄腾云，造型十分生动，是鲜卑人崇拜的神兽。
第二类是形象概括性、抽象性的动物形饰牌，以六家子和小坝子滩出土动物形金饰牌为代表，反映了拓跋鲜卑中期的饰牌变形艺术风格。如“猗
金”四兽形金饰牌，轮廓略呈长方形，无边框，四兽上下两排，两两相背，兽首向外，屈身，短尾上卷，做奔走状。兽似鹿非鹿、似马非马，长吻，马身，马腿，虎爪，犬尾，但仍可认为是拓跋鲜卑“神兽”的形象。小坝子滩出土的另一件四兽形金饰牌，动物形象更加概况、抽象，四兽头呈对角排列，具有“猗 金”四兽形金饰牌神兽头部特征，而身躯则连成一体，上铸图案纹饰。六家子出土的两件兽形金饰牌，从造型到风格与小坝子滩出土十分一致，不同的是小坝子滩的四兽，在六家子墓中是以个体兽来表现的，比小坝子滩的四兽较为具体。六家子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卧马形金饰牌、双马形金饰牌、子母马形金饰牌，马的形象塑造十分具体，尤其卧马形金饰牌，马头、马耳、马鬃、马蹄等刻画逼真。具体的马形饰牌与抽象的神兽形饰牌同时出土，绝非偶然，在鲜卑族马与神兽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拓跋鲜卑的神兽，或许就是鲜卑人对朝夕相处、赖以生存的马匹的一种神化。
第三类是形象具体的动物形饰牌，以二兰虎沟、三道湾出土的动物形饰牌为代表，反映了拓跋鲜卑中晚期迁往“匈奴之故地”后与匈奴文化融合后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一时期的动物形饰牌没有了匈奴族动物形饰牌中虎、豹、狼等食肉猛兽的刻画，饰牌多以表现具体的鹿、马、羊等较温顺的草原食草动物为主。这些浮雕饰牌动物造型种类多样，与匈奴文化的动物纹饰牌有许多相同点。这与鲜卑曾隶属于匈奴、深受匈奴文化影响以及在鲜卑族当中含有大量匈奴人因素有关。
鲜卑文化动物形装饰艺术的特点鲜明，首先，它是自我发展形成的独立体系。拓跋鲜卑经历从森林到草原的漫长历程，迁徙对其生产方式、生活状况和思想意识都造成巨大冲击，他们创造了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相结合的动物形装饰艺术。装饰品上既有鹿、马、羊、熊等具体动物的形象，又有神兽等神化了的动物形象。
第二，受北方其他游牧文化的影响。动物形装饰艺术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最早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以匈奴文化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典型代表的透雕动物形和圆雕动物形在中国北方草原占主导地位，作为匈奴衰落后迅速迁徙南下填补北方草原环境的鲜卑族，自然受到了匈奴以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鲜卑动物形装饰艺术的继承性，就是这一影响的具体体现。而西河子出土的鹿形金步摇冠，则是受到鲜卑慕容部的影响。
第三，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在扎赉诺尔墓群中，出土了东汉规矩镜、丝织品、漆器等中原汉文化的文物。1959年扎赉诺尔古墓葬群一号墓的尸骨腰部出土7件用牛角制成的长方形角器，其中一件有阴刻龙纹图案，说明在拓跋鲜卑早期就与中原有了接触和交流。
第四，受外域文化影响。动物形装饰艺术在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流行，地域分布十分广泛，除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外，蒙古、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直至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在欧亚大陆诸民族的长期交往中，势必在文化上互相影响和借鉴。另皮窑金饰牌上的野猪形，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形装饰中，所见不多，而这种野猪形象曾经盛行于波斯。另皮窑野猪形金饰牌的制作似曾受到了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西河子出土的龙首金链和鹿形金步摇冠，除了受慕容鲜卑和中原汉文化影响外，其中也夹杂着西方文化的因素。
内蒙古地区鲜卑文化中的动物形装饰艺术延续了近两个世纪，随着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继续南迁中原，拓跋鲜卑的游牧文化特征逐渐消失，动物形装饰艺术也随之淡消。但是，鲜卑动物形装饰艺术在整个鲜卑历史文化中却长久地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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