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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沧桑下的金银器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02日 15:50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齐东方
鲜卑遗存的认定是几十年来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于鲜卑人没有文字，认定其遗存的方法，是以汉文文献记录的鲜卑人活动的时间、地域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为探索对象，再根据出土遗物的样式进行比较判断。宿白先生《鲜卑遗迹辑录》 的系列文章，就是根据考古发现，结合文献勾勒出了鲜卑南迁的路线及其遗存特征。后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嘎仙洞遗址的发现，使鲜卑早期活动地区得到证实 。至今在内蒙古、辽宁又发现大量与鲜卑有关的遗存，因新材料的出现关于鲜卑文化的研究也逐步深化。目前基本确定出的一批鲜卑遗存主要是墓葬，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品与年代大致相同的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有别，还可以初步区分出拓跋、慕容等部的不同，以及陶器、马具等遗物的特征 。
游牧民族虽然在一定时期活动于一定的区域，但终究是流动性较大，各民族不断冲突引发出的大规模迁徙与融合，无论是种族还是文化都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貌，要搞清族属以及部落文化的区别并非易事。人们希望文献记录和考古资料相吻合或互补，但常常遇到的是文献缺载、不清甚至矛盾。事实上许多汉文文献记载对于解释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帮助不大，更少有准确鉴别文物的直接证明。因此，细化对某一些或某一类遗物的研究十分必要。鲜卑人喜爱的金银物品构成了其遗物中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并很大程度代表了他们的文化面貌，以此作为一个途径，对探讨鲜卑文化特征会起到积极并带有启示性的作用。
早期鲜卑及其相关文物
鲜卑各部建立政权之前的早期情况，文献记载简略，仅知是作为匈奴或东胡的一支，融合了众多的族属种群，其内部由诸多的部落组成 。依据含混不清记录讨论鲜卑的族源，将是一个永远存在争议的悬案，人类社会新种族的出现，是复杂的交融过程，单纯的答案或许没有。文献的粗略描述中能给人提示的是，鲜卑被匈奴击破后退居鲜卑山，处乌桓之北，西汉中期、东汉初年乌桓两次由塞外而渐居塞内的南徙，鲜卑亦随之。匈奴衰落，留在故地的数十万落皆自号鲜卑，到2世纪中叶檀石槐大联盟时，在草原各族融合基础上鲜卑人才真正崛起，明确以独立的民族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文献中的鲜卑名称在不同阶段有不同所指，两汉曹魏时期主要指东部鲜卑。西晋十六国时期，由于东部鲜卑大量进入草原，鲜卑开始称为包括拓跋鲜卑在内的北方众多游牧部族的泛称。大约在北魏统一前后，拓跋鲜卑几乎代表了整个鲜卑诸部。
无论鲜卑人起源和形成过程如何，与匈奴人在文化上有密切的联系是毫无疑问的。直到南朝时，如《宋书·索虏传》仍记拓跋为李陵之后，《南齐书·魏虏传》称拓跋为匈奴种。尽管不排除鲜卑与乌桓、夫余、高句丽的联系，但由于匈奴的时代早，鲜卑的遗物与匈奴的关系密切不仅是自然的，也可以看成是游牧民族整体上的继承关系。游牧民族使用金银器，并不始于鲜卑人，此前广大的北方游牧地区的诸民族成熟金银器工艺，为其后鲜卑人制造种类复杂、风格多变的金银器打下了基础。因此，如果把金银器作为个案来研究，有必要简单介绍鲜卑之前的匈奴金银器。
早期鲜卑与匈奴接壤杂处，金银器用途和种类与匈奴遗物也大致相同，都以人身装饰为主，有异于中原农耕文化系统金银器。虽然匈奴人的金银器也不甚清楚，但依目前的研究状况，大体可归纳出以下特征：一、动物题材丰富。可以辨认出的有鹿、虎、马、羊、鸟、刺猬等一些变形动物。经常出现的是动物咬斗的场面，内容繁杂，场面激烈。二、虎的形象备受重视，虎均四肢肥大、爪趾发达，突出其凶猛的特点。三、器物造型和动物形体经常结合，有些以动物的轮廓直接作为器物的造型。四、金银装饰制作非常精细，不仅用锤揲技术制造出浮雕效果的器物，还熟练地运用了錾刻、掐丝及镶嵌等工艺。匈奴人金银器的特征也较普遍地出现在中亚地区广大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金银遗物上，越靠东部、时代越晚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越深，时代越、越靠西部接受中亚文化的因素较多。鲜卑金银器也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继承和发扬。
拓跋鲜卑金银器
通常是把拓跋部作为西部鲜卑的代表，其遗存中的墓葬使用头宽脚窄的木棺，有的墓室设陈放随葬器物。以牛、马、羊、狗等家畜殉葬，但经常是以头和蹄等作为象征。长弧颈展沿壶、小口展沿罐、长弧颈盘口壶和小口盘口罐等是富有特征的陶器，这些器物的表面常常饰有竖状和网状的暗纹与水波纹等 ，以此作为初步判别拓跋鲜卑遗存的依据。其中出土金银器的主要有：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苏泗汰、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呼伦贝尔盟拉布达林墓群、凉城县蛮汉山南部小坝子滩窖藏、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这些遗迹出土金、银饰件不容忽视反映了拓跋鲜卑文化演进的一个方面。
三道湾墓群出土有双马纹、单马纹、三鹿纹、双鹿纹、单鹿纹牌饰、驼形牌饰，还有带钩、耳坠、花饰、片饰和泡饰等丰富遗物 ，也是目前拓跋鲜卑墓葬中惟一进行过分期的遗迹。第一期年代为公元2世纪初到2世纪中叶，第二期时代相当于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上半叶。以此为分期标尺，拉布林达墓群早于三道湾第一期墓葬，林西县苏泗汰墓大约与三道湾第一期相当，小坝子滩为4世纪初。出现了拉布林达、三道湾第一期和苏泗汰、三道湾第二期、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小坝子滩的大致先后年代序列。
拉布达林的24座墓仅在5、24号墓出土金耳坠 ，从整个出土遗物的比例上看数量并不多。金耳坠的制法也相当简单，只是用金丝盘成环形，上部带勾（图1）。三道湾的金带钩、金耳坠、金花饰和金泡饰稍稍复杂（图2、3），金耳坠是用金丝层层盘结而成，制作比较细致，与扎赉诺尔出土的铜耳环的形状和制法十分接近 。扎赉诺尔墓地位于呼伦贝尔盟木图那雅河畔，先后四次发掘，多数学者认为是拓跋鲜卑的遗存。这种简单的金耳坠等饰件，并无明显特色，在北方地区各民族遗物中广泛出现，质料也多样。然而稍晚的遗迹中，出土器物中除了金耳坠还有较大型的牌饰，制作上要复杂得多。
三道湾墓群共50座，出土金器的墓7座， 15、17、118、122号墓为第一期，有双马纹牌饰、单马纹牌饰、单鹿纹牌饰（图4、5）。20、110号墓为第二期，有双鹿纹牌饰、驼形牌饰。2号墓没有分期，出土三鹿纹牌饰和片饰（图6）。总体上看，金器出土情况有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现象。由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和局限性，这种现象未必就是发展演变特征，但如果仅从三道湾墓群出土的金牌饰来看，第一期15号墓出土的双马纹牌饰是按马的形体自然做出器型，而第二期的三鹿纹牌饰则加上长方形边框，动物饰于框内，摆脱了以动物自然形态为器形的做法。与三道湾第一期时代相同的苏泗汰墓出土的金牌饰似乎能代表金器制造的水平 ，那是一件长方形金牌饰，镂空出三鹿纹（图7），长7.8厘米，宽6.2厘米，重16.9克，含金量90%以上。
拓跋鲜卑的金器中牌饰虽然与匈奴文化有相似之处或受其影响，但制作上透雕镂空的方法更突出，装饰纹样有区别。流行鹿纹，样式也有单鹿、双鹿、三鹿以及一些似鹿非鹿的动物。马纹也多见，有的马呈站立状，头部似有圆形冠。双马是在一跪卧状的大马背上，站立一个小马，马头部也有圆形冠。与此同时也发现不少鹿纹和马纹的铜牌饰，同样的装饰在不同材质的器物上普遍出现，样式又接近，显然反映着同一种文化特征。
三道湾第二期以后金器显然增多了，也变得复杂多样，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一个窖藏出土一批金银器 。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由一个身躯和四个动物头部合成，动物头似兽非兽，似鸟非鸟，身躯的束腰处一边为骑坐的人，一边为怪兽头。另一件被称作虎噬鹿纹金饰牌，其实虎、鹿的形象并不十分清楚，虎的腹部的怪兽被描述为狼头。还有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由4兽两两相背，上下排列组成，背面錾有“猗■金”三字（图8）。据考“猗■”，即“猗■”，为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之后，3世纪末拓跋鲜卑分为三部，“猗■”统率其中一部，居今凉城县境内，曾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刘渊有功，晋假以金印 。小坝子滩窖藏恰好出土有“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出土的双羊纹金牌，镂空出对称的双羊，用了很夸张的表现，头部很大，昂首大眼，盘角粗壮绕至后脑部（图9）。目前，大体确认的拓跋鲜卑的各种牌饰采用了圆雕、透雕、浮雕及镶嵌工艺，立体感很强。饰牌有穿孔，应是装钉在某种器物上的配饰。时代越晚动物种类也随之增多，和林格尔三道营乡另皮窑村发现一座北魏早期墓 ，推测是拓跋鲜卑高级贵族的墓葬。出土金碗、条形饰片、管状金饰、野猪纹带饰和野猪纹圆饰等。土默特左旗也出土一批北魏时期的金器 ，有神兽纹带饰、云纹牌饰和火焰纹牌饰等。这两批金器均为包铁芯的金饰件，另皮窑村有的牌饰上还镶嵌各种宝石，野猪纹的形象写实（图10）。
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南迁的过程中，有许多神兽导行的神话，而出土的牌饰纹样也都带有一些神异色彩。《魏书·序记》云：“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 。遗物中的神兽纹样，与文献记载的族源与祖源神话在观念上吻合 。而拓跋鲜卑所推崇的具体神兽中，“形似马”的动物也常见，有的马实际并非纹样，而是整个牌饰的轮廓造型。扎赉诺尔墓地也出土飞马纹、马纹、鹿纹、羊纹铜牌饰，虽然可以认为都属于北方系青铜牌饰风格，但这种特点突出的马形牌饰在其他时代和民族文化中不多见。最富特色的鹿纹也是如此，形象并非写实而加以神化。奇特的动物形制和纹样的出现，联系拓跋鲜卑人的神话传说，或许不是偶然的。
慕容鲜卑金银器
慕容部是东部鲜卑的代表。其遗存中墓葬的土圹和木棺都做成头端宽大、尾端窄小的形状，头前挖龛置陶器、牛腿骨和狗爪等祭物。有的以石为椁，大型墓分层放置随葬品，有烧祭的现象。有壁画的墓，除画墓主人及其所占有的山林、奴仆外，狗是常见的题材 。陶器组合有小罐、壶、平底樽、碗和盘。最具特色的是出现了成套的马具和兵器以及死者头饰的冠顶连缀的花树状的摇叶装饰。
在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大联盟解体之后，慕容部进入大凌河流域，其时约在曹魏初年，他们先据辽东，后入辽西，逐渐吞并了夫余及鲜卑段部、宇文部，又向北击败高句丽，向南挥戈中原，十六国时期诸燕政权基本都是鲜卑慕容部建立，至公元436年北魏统一，共持续了200多年，其创造的文化中金银器特色鲜明。
辽宁朝阳王子坟山墓群中有21座相当于两晋时期的慕容鲜卑墓，出土金摇叶装饰、牌饰、泡、耳环、指环、半月形金牌饰，还有银牌饰、银耳环 。朝阳田草沟也有2座相当于西晋时期的慕容鲜卑墓，出土金摇叶装饰、牌饰、锁形饰、粟粒锁形饰、素面锁形饰、钏、指环、银指环、泡饰和扣饰 。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前燕时期的1号墓出土包银带扣、包银銙环、金摇叶饰件 。辽宁义县保安寺墓葬出土三鹿纹金牌饰 ，北票县前燕时期的房身2号墓出土2件金冠饰 ，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的时代为3世纪末到4世纪 ，出土金钗、金牌饰、金摇叶饰件。辽宁北票县北燕冯素弗墓（415年）出土许多金冠饰、银带饰等首饰和服饰件 。
这些金银器除了首饰中的耳环、钏和指环（图11），最引人注意的是金摇叶饰件。摇叶饰件通常底部为金片牌座，有透雕纹样，其上部呈花树状的枝干，上面垂挂桃形金叶。人们将这种带摇叶的饰件称为“金步摇”，认为是头冠上的饰物。理由是因为《释名·释首饰》中提到首饰时说过“步则摇之”，《晋书·慕容槐传》又云“时燕代多冠步摇冠”。北票房身、朝阳王子坟山、朝阳田草沟、十二台砖厂墓地、北票喇嘛洞都出土摇叶饰件（图12、13）。冯素弗墓的金冠饰为十字相交的金片上端饰六枝带垂叶的枝条（图14）。把这类金摇叶饰件在作为冠饰介绍，应没有问题。由于类似的冠饰在拓跋鲜卑或其他遗存中极少发现，因此也成为判定慕容鲜卑墓葬或遗物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但是摇叶装饰在北方地区广泛流行，而且不光出现在冠饰上。这类器物形制多种多样，大都是在基座上分出枝条，上面挂缀可活动的金叶。朝阳田草沟、北票县房身2号墓还有一些方、圆饰件，有的在边缘及内部有孔，钉挂摇叶（图15）。朝阳十二台乡砖厂1号墓出土铜鎏金当卢上垂挂28个桃形摇叶，还有“铜鎏金缀泡套管摇叶”180件、摇叶与“金步摇”上的一样。因此包括“金步摇”在内的摇叶装饰，可以看作是慕容鲜卑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
鹿纹、羊纹牌饰在慕容鲜卑金器中也很突出，辽宁义县保安寺村石椁墓中出土的鹿纹金牌，鹿的形象比较写实，也更加生动（图16）。喇嘛洞墓群的双羊纹金牌，夸张变形，或许也是鹿得变体（图17）。朝阳王子坟山出土的残兽形纹金牌饰，是三个站立的难以辨认的半浮雕动物（图18），似乎也是鹿纹母题，表现变了形的三鹿纹。尽管许多动物已经被神化，很难确指其属，但相对清楚的动物牌饰中三鹿纹为常见题材。
慕容鲜卑金器的制作十分精致。锤揲、镂刻、铆钉、镶嵌、掐丝、金珠焊缀的技法都已熟练运用，各种牌饰在锤揲出基本形状后，再在细部略加錾刻。牌饰上连续排列的小孔是铆钉或用于缝缀。掐丝、金珠焊缀和镶嵌技术也附属在锤揲技术之中。冯素弗墓出土的两件金冠正面的饰件是较精致的作品（图19）。一件高7.1厘米，呈山形，顶上有尖角，肩部圆弧，两边直，平底。金片镂成蝉形，上焊金丝勾画出纹样，金丝的两边在焊细密的小金珠，中部偏上镶嵌两个对称的灰石珠蝉目。
其他鲜卑金器
能够比较清楚地分辨拓跋与慕容鲜卑遗存在是东汉中期以后，进入北魏后鲜卑人汉化程度加深，文化主体已经演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在此前后有一些金银器，至少与鲜卑文化有密切关系。
吉林通榆兴隆山墓葬被定为西汉中晚期的鲜卑遗存，出土完整的金耳饰5件 ，是将金丝对折成环，环上穿马脑珠，然后将金丝扭绞成绳状，中部再穿宝石类饰件，然后又扭绞，端部一股弯曲成圆勾，一股成圆叶片（图20）。还出土金马牌饰，马的脊背上有两个圆环形的穿，不带边框，以马的自然轮廓为器型，与三道湾拓跋鲜卑的马纹牌饰相近。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被定为西汉末东汉初的鲜卑墓或夫余墓 ，出土大量金和银制作的耳饰。许多是用金丝扭枝，端有桃形金叶，有的分层垂以摇叶（图21），与兴隆山的金耳饰的工艺特征相似，摇叶装饰又与慕容鲜卑金器雷同。山西大同和河北定县出土的北魏时期的金耳饰，制作更加复杂，熟练运用了掐丝锤揲技术，将环、簧、链、叶片、铃和锺形饰件结合起来，使耳饰和步摇饰同样具有声响作用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西河子乡出土的金龙形项饰和步摇冠饰 的年代相当于西晋或稍晚，这些遗物奇特，可见多种风格，步摇冠饰的底座为牛、马头，眼、眉、鼻处镶嵌料石，上面似鹿角，角形枝叉上系有桃形金叶（图22）。这批器物无论从地点还是从时代上看属于鲜卑应无问题，但地域上似应归为拓跋系统，然而步摇冠饰却是慕容部最有特色的做法。
内蒙古科左后旗毛力吐发现的鲜卑金凤鸟冠饰，是一件最复杂的器物，头身锤揲而成，翅膀用金片剪裁后插入凤鸟腹中，鸟腿以扁条金片上下分插在翅膀根部和底部圆形托盘上，尾部呈三角形展开，尾部和翅膀的周围有小孔，串上金丝，吊挂圆形金片（图23）。这是一件从已经破坏的墓葬中出土，后来辗转征集得来，同时出土的陶壶等相当于东汉早期到中期 。这件金器无论是否为冠饰，其上面的摇叶装饰都与慕容鲜卑的遗物有异曲同工之妙。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出土的金器数量较多（图24），头相背的双马牌饰和金马牌饰的上部有环，金马牌饰的马头、尾的环上还穿有金链。马的头、足之间镂空，身体上留有许多椭圆形的浅槽，原有镶嵌物。这批遗物也是从破坏后的墓葬中出土然后征集获得，年代推测为东汉晚期到西晋，个别墓葬的年代可能会早到东汉前期 。其中的四件马、兽形金牌饰，与小坝子滩拓跋鲜卑金牌饰的风格较相似，但同出的陶器又接近北票房身、冯素弗和朝阳地区慕容鲜卑墓中的遗物。由于无法进行更准确的年代推定，也很难确指为哪一鲜卑部落的物品。报告描述这批器物尤其是牌饰为铸造，如果不误，就与多数鲜卑金器的制造工艺有差别。
鲜卑诸部尽管在文化面貌上有区别，但相对中原文化而言毕竟更为接近。拓跋、慕容两部鲜卑的金银器，除了时代早晚和区域不同造成的差异，也有许多共同性。通榆兴隆山和榆树老河深的遗物年代较早，鲜卑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拓跋、慕容等部的分离，出土遗物应具有早期鲜卑或其他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西河子乡出土遗物西晋或稍晚，遗物具有拓跋、慕容两部交融的特色。喇嘛洞墓地应是慕容鲜卑的遗迹，出土的双羊纹金牌饰与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拓跋鲜卑墓地出土的双羊纹金牌极为相近，都是镂空对称夸张表现的大角双羊。还有鹿纹饰牌的普遍出现，更能代表拓跋、慕容鲜卑具有共同纹样表现方式。
鲜卑金银器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人“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之地” 。首先完成了对北方草原各游牧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然后作为新的领导力量，展开了对南部农耕民族的巨大冲击，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和统一的北魏王朝。成为北方地区的霸主后，与中原、中亚和朝鲜半岛上的各民族文化产生了广泛的联系。然而这个十分强大、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势力急剧拓展，造成中古史上的南北朝格局后，却与被征服者的汉人逐渐融合，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不多的事例。
北方游牧文化中的金银器，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系统性，但从来不是单一的，鲜卑拓跋、慕容两部显示出了早期匈奴等文化的继承吸收，也同时反映出与中原、中亚文化交融和对海东文化产生影响。
早期鲜卑与匈奴接壤杂处甚至有种族渊源，必然对匈奴文化继承和发扬。两者的金银器用途和种类大致相同，都以人身装饰为主，有异于中原农耕文化系统的遗物。内蒙古西沟畔、阿鲁柴登、辽宁西岔沟等匈奴遗迹出土的动物纹牌饰、耳饰 ，都和鲜卑的金、铜、石牌饰有一脉相承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色。匈奴文化中的金耳饰、金片饰和金泡的基本做法长期在鲜卑器物中出现，小坝子滩等地出土的动物纹金饰牌，与匈奴文化的牌饰装饰意匠相似，带有浓厚的匈奴文化因素。如果说到区别，鲜卑与匈奴虽然都使用动物纹，鲜卑动物纹中相互咬斗较少，常将同一种类的动物饰在一起，而且鹿纹最流行，风格相对温和。
鲜卑人在迁徙、征服中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文化相接触，西方的中亚文化也渗透其中。摇叶装饰被认为具有鲜明的慕容鲜卑文化特色，但摇叶装饰并非慕容鲜卑遗物中独有，一直广泛流行在中亚和中国西北广袤的草原地带，顿河下游新切尔卡斯克公元前2世纪的萨尔马泰女王墓、阿富汗席巴尔干公元1世纪前期大月氏墓出土的金冠上，也有样式和制作技法相近的遗物，甚至有学者指出其渊源可能是在西方 。《后汉书》在谈到乌桓妇女时说“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帼、步摇” 。《释名·释首饰》中提到的“步则摇之”的首饰为“皇后首饰，上有垂珠”。看来步摇也出现在各种文化中，慕容鲜卑的金摇叶装饰至少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融合。达茂旗西河子出土的金丝编结的链，两端为龙头金丝编结而成，似乎也与西方文化关系密切，而链上缀有兵器等模型，其文化成分倾向于中原较多 。喇嘛洞的双羊纹金牌饰、保安寺的三鹿纹金牌饰四周都用联珠纹作边饰，装饰传统属中亚风格。和林格尔另皮窑村的野猪纹金带饰牌比较罕见，写实性的野猪形象与波斯银器上的野猪纹更为相似。还出土金碗，没有图片发表，文字说明器身为八曲，根据目前中国唐代以前金银器皿的发现，以及外国输入的器物，有可能与西方文化有关 。
鲜卑系统金银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更不奇怪，扎赉诺尔及其他较早的拓跋鲜卑墓群就出土过东汉铜镜及织物，喇嘛洞出土青瓷四系罐、碗和酱釉羊尊，应该是南方制造的器物，可见不仅是中原文化，遥远的南方也直接或间接地与鲜卑人有往来联系。鲜卑人自己制造的器物中，甚至把中原地区的封建等级制度也融入其中，冯素弗墓出土的金冠饰上的蝉形饰，为汉代以来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为高官貂蝉冠上的“黄金珰” 。南京东郊发掘了一处六朝家族墓地，包括东晋侍中、建昌伯、广陵人高崧家族墓3座 ，也出土蝉纹金牌，顶部起尖，上宽下窄，正面镂出饱满的蝉纹，蝉身及及周围边框锯齿形上焊满细密的金珠。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 、甘肃敦煌新店台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年）墓中也有发现 。如果冯素弗金冠饰上的蝉形饰不是中原输入，那么这种礼仪制度上的物品为鲜卑人所用，就不仅是器物样式，很可能从制度上对鲜卑社会产生影响。冯素弗墓出土的另一件金饰上，还出现带火焰背光的坐佛，两侧有持物供养人像，是这一地区最早的佛教形像，影响当来自中原地区。
作为连接与西方、中原的纽带，鲜卑文化不光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也输出和传播自身文化，南北朝以后中原和南方锤揲技术普及，多少也与受鲜卑金银器工艺技术的影响有关。冯素弗墓出土了一件金短剑鞘，是用金片制成剑鞘主体后，表面錾出整齐、细密的珍珠地，这种新工艺后来在唐代被广泛运用。摇叶装饰无论发明于哪个民族和地区，在鲜卑系统的金银器中得到发扬是事实，高句丽遗物能见到鎏金铜制作的同类饰件，并影响到马具上的装饰，而且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发现 ，反映这一时期欧亚直到海东地区的古代文化的交流互动，这也可以从鲜卑墓出土的马具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同类器物的影响方面得到证实 。
结 语
对古代遗物进行族属判别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光凭金银器类更不可能做出圆满的解答，特别是对鲜卑整体文化特征没有准确认识之前，这一研究只能是探索性的。但是，从对鲜卑金银器粗略的认识中，却能发现农耕民族文化和游牧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融关系，似乎也反映了一些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性格、心理和行为上的区别。
农耕与游牧民族最大的差异，是定居与经常迁移，这种与生存环境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文化。从考古发现的器物上可以看出，中原地区农耕民族多将金银用于生活用具或其他材质的器物上的装饰，鲜卑人则主要用来制作各种首饰、服饰件和马具，从而在用途上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与人形影不离的装身首饰、服饰以及马具显得十分重要，把随身而移动的金银器经过精心设计，以表达对生活、对美的感受，也带有身份等级、财富拥有等的象征意义。农耕民族由于定居的缘故，其制品更多用于居所的布置，即把金银作为铜、木、漆、玉石器的附属及建筑上的装饰、单独的器皿，可以随身移动的物品相对较少。马上漂移的游牧民族在广袤的土地上生存，作为精神观念的反映，在金银器的造型和纹样上出现神秘的特征、奔放的风格和开放的心理。农耕民族由于有固定的私人领域，生活用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反映在器物上强调装饰的高雅华丽，并侧重实用和礼仪的表达。
农耕和游牧民族的金银器原本是各自独立的系统，相互交流时并没有很快趋于一致，对方文化给自身产生影响的结果不同。一般地说农耕民族接受游牧民族文化时往往是外部特征，就金银器而言，学到的多是制作技术、装饰风格，并常常经过一定的改造长时期流传。与此相反，游牧民族从农耕民族那里接受的常常是内在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内容，如把中原文化的制度、礼仪和信仰等逐渐化为制造器物时的造型纹样，这些交融得到的东西逐渐使自身的传统遗失。在进入农耕民族的区域后，在改变了的环境下虽然仍继续着原有的传统，同时又在改变了的生活中改变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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