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则是采取政治军事上征服和宗教信仰上自由的两手政策。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回教商人就在蒙古各部落中活动,回教徒札八儿火者曾参与了钦班朱尼河水,成为成吉思汗的开国功臣,后来被任命为镇守中原汉地的第一个大达鲁花赤。成吉思汗派到花剌子模经商和出使的人员中也有不少伊斯兰信徒。甚至参预成吉思汗西征的畏兀儿等三国军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但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对象花剌子模则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的一派掌权的国家,对于这个政权成吉思汗在政治军事上则是毫不留情,坚决征服、摧毁,但并不强迫当地人放弃自己的宗教。尽管伊斯兰教的主流派哈里发帝国与花剌子模有矛盾,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没有放过这个政权。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攻克了巴格达,灭亡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正如中国学者周燮藩所说:“ 阿拔斯王朝的灭亡,正式结束了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中的至上地位。”也就是结束了在此之前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体制,但也没有限制当地人民的信教自由。“伊斯兰教不顾以其名义进行统治的王朝废立,发展为以自身体制维持的世界宗教。它不再依赖军事和政治扩张,照样往世界各地渗透,对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依然具有吸引力。”①
随着中亚、波斯等地的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分子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高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于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总之,“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中国各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②
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是主张政教分离,即认为宗教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不同的,不应该用宗教的主张与利益干预现实的政治。但在蒙古族内部也有另外一些人主张政教必须合一,由此又导致了不同派别乃至不同政权之间的矛盾与战争。比如在伊儿汗国,第三代帝王曾改信伊斯兰教,并采用伊斯兰教的名称,自称为阿合马算端,结果遭到其他蒙古贵族的反抗,很快就被推翻并被处死了。但时过13年之后,伊儿汗国著名的国王合赞汗,正是依靠伊斯兰军队的支持夺取了国家政权,从此改信伊斯兰教,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的后人也大都是伊斯兰信徒。而钦察汗国的后人则改信了当地的宗教——回教和基督教。在语言文字上,蒙古人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统治各地的蒙古贵族,为了统治的需要,也逐步掌握了当地的文字和语言。而术赤后王与伊儿汗国之间的对立与战争,实际上也与宗教不同有关。
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元朝统治者如此重视佛教,也是出于统治天下的需要,据<元史>记载:“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且险远,俗犷好斗,思有以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尽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帅臣以下,亦僧俗并用,军民尽属统理。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西土。”③从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中国内地自东汉以来佛教就已经传入,唐、宋时期曾出现不少教派。蒙古统治者提倡佛教,对统治中国内地也很有利。宗教与民族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安定。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宗教政策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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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周燮藩:<伊斯兰文化面面观>;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
③(明)宋濂等:<元史>卷202<八思八传>,第45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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