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回顾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09日 21:35)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始于1927年11月，距离现在已经六十年了。

　　六十年，在我国传统习惯上叫做“花甲一周”，它是跟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深相关联的一个数字。而在中国这段时间里，民族和人民正经历着深重的灾难和剧烈的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并进而建设起新型的人类社会。总之，这六十年是我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个历史阶段。

　　随着民族、人民命运的进程，我们的整个学术、文化，同样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作为一种人文科学，民俗学的遭遇也没有什么例外。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我们这门科学，经历着萌芽、茁壮成长以及曲折、复兴等进程。今天，回顾起来，不免使人感叹，也使人更加振奋。

　　像大家所知道的， 中国民俗学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伴随物。在那轰动世界的爱国运动发生的前一年（这时新文化浪潮已经在学界涌现），北京大学文科几位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在鉴定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发起了歌谣征集处，开始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并在《北大日刊》上给以选载。稍后，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接着北大研究院国学门又相继城里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等姊妹团体。歌谣研究会行了一种专门小刊物：《歌谣》（周刊，后来并入《国学门周刊》），同时刊行歌谣丛书。此种活动，由于符合了当时新兴的文化思潮，很快就为国内广大学界、报界所欢迎和仿效。这样，一种重视民众故有文化的巨大浪潮就普遍展开了。当年北方一个大学里歌谣征集处的建立（以及后来的一些活动），从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很平常的一种学术活动。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当时国内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实际形势，并根据它来观察这种学术活动，就不免要惊叹它是一阵春雷，是一种具有社会文化史意义的重要事件！

　　1926年，当时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最高学府，由“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国民党政府所委派的学校负责人中有些原来是在北京大学任过教的国民党派教授（如顾孟馀、朱家骅），他们为了刷新大学教育，新聘了许多刚由国外留学回来，以及从前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和毕业研究生任教。在后者的一部分教师中，有些就是跟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有关系的（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和陈锡襄等）。这时学校经费比较充裕，领导人物里又有比较理解民族传统文化（歌谣、故事、民俗等）价值得人，加上顾、容、董等这方面的热心者，在这种形势下，民俗学会的创立以及比较广泛地展开工作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当成熟了。

　　作为中山大学新成立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得一个机构，民俗学会成立后（我记得它始终没有举行过成立会的庄重仪式，大概只是在所务会议中决定的），就确定工作的目标和事项。我当时刚从岭南大学转到中山大学文科工作（任中文系助教，兼教预科国文）。由于我过去曾经在《歌谣》及《国学门周刊》（后改为月刊）上发表过文章，这时当然很愿意参加校里的这项活动。民俗学会，较早着手的一项活动，就是编刊《民间文艺》（周刊）。它开始由董作宾和我编辑（稍后，他就回河南去探查殷墟情况了），共出了12期。后来我觉得刊物内容范围太窄，篇幅也小，因此，把它改为《民俗》（周刊），篇幅也增多了些。开始的24 期，是我编辑的。后来我去杭州，就由容肇祖先生“接力”了。这个刊物，几年中断断续续，结果出到123期终刊。1935年，杨成志先生从欧洲留学回来，为了振兴学会的工作，于第二年创刊充实内容、扩充篇幅的《民俗》季刊。它延续到1943年，出满了二卷（共八期）就停止了。

　　学会在刊物之外其他方面的工作，是建设风俗物品陈列室和出版民俗学丛书。前者所收容的物品，后来据说达到万件，后者则共刊行了三十余种，内容以民间文学作品集占多数，风俗记录及理论著述也各占小部分。理论著述中较难忘记得，有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共三则）和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等。

　　学会再一件重要工作，是在次年春夏间举办了一期民俗讲习班。这个班是以语言历史学所和教育研究所联名合办的，目的在培养这方面的干部。讲课的老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几位学会同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参加，如哲学系的何思敬（畏）、教育系的庄泽宣、外语系的刘奇峰诸先生。他们都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联系民俗事象作理论阐述的。

　　此外，民俗学会还做了发展会员及短期访问少数民族代表团等工作，不一一详述了。

　　总之，这个附属于南方一个大学的民俗学会，从创始到结束，前后经历了十六年。它印行了许多民俗资料，探讨了许多民俗问题，宣传并在一定范围内普及了民俗学知识，培养出一些年青的民俗学工作者。它不但开拓了中国民俗学的领域，在东亚人民文化研究史上也是引人瞩目的。日本的中国民俗学研究家直江广治博士，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由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中国民俗学走上科学的研究途径（见所著《中国的民俗学》中“中国民俗学的历史”部分）。这话虽有些溢美，但它证明中国现代这段学术史，在国际民俗学研究者们严重所占有的位置。

　　如上所述，中大民俗学会活动，有着本身的一定成就和历史意义，但是，对它的缺点，我们今天同样有任务扼要地给以说明一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当时学会的主持人和主要的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站在更高的哲学、科学的位置上去观察和探索民俗事象。尽管他们大都具有民主、科学思想和民族觉醒意识，但是他们当时不能（或愿意）接受并运用马克思注意及其方法论（这种情形，包括后来成为党的法学权威的何思敬先生在内，虽然他当时只是学会的赞助者、协力者）。因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上，主要只能运用一般文化进化论等观点；而研究的方法，除传统的考据法之外，也只有普通科学工作所常用的比较法等。我们大都仅以应用各人当时具有的科学、历史知识趣进行探究那些长期被蔑视的民间文化为满足，对民俗事象缺乏深入的理解，更没有企图把它去跟当前的社会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并为它效力。有的学者在介绍列维－布留尔德《原始心理学》时还郑重声明他的工作时为了抵御唯物论的历史观。这虽然只是学会工作的个别协力者的言论，但也可证明学会一些主要负责人和参加者的学术思想水平及其庞杂程度。

　　其次，搜集、记录的民俗资料（包括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严格要求起来，也多不够理想（特别表现在民间文学散文叙事作品的记录方面）。不少作品并非口头传承的忠实记录，而是搜集者用自己所熟悉的知识分子腔调写成的。民间作品的讲述者或歌唱者的年龄、职业，讲唱时的情形和有关社会背景等的附记则多是残缺不全，甚至于完全忽视了。这当然是会影响到记录作品的科学使用价值得。这种情形的存在，在这类学术兴起的初期，特别是由广大的爱好者（他们有热情，但缺乏从事这门科学的应有知识和训练）来动手的情形下自然难于避免，也不必深责。但缺点到底是缺点。这段学术史，距离今天已五六十年，把它那些比较严重的缺点或错误指点出来是必要的。这样做，就是给历史以真实评价。何况我们今天正在全国规模地开展这方面资料的搜集、研究活动，它正需要历史经验作借鉴呢！

　　像前段所说，今天对历史事实给以评价是需要的。但评价必需符合事实的真正性质和保持恰当程度，否则就容易丢掉科学性。

　　前些年，有人对我国过去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活动有一种论调，大意是，北京大学时期的民间文学运动（包括民俗学活动）是有进步意义的，后来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运动就再没有这种意义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评论一种历史上的学术、文化活动，既要弄清楚它本身的性质、特点、产生与演变过程及社会功能等，又要究明它产生、存在地历史、社会背景，究明当时社会运动的根本要求和它对这种要求的对应性及其程度。要达到这点，评论者必须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必须进行过艰苦的分析、综合、推断、论证等过程，至于那种只凭用惯了的一套现成公式，或一时爱恶、感想去进行判断的作法，结果恐怕是要跟历史的真实相去遥远的。

　　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活动，是继承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等的先踪，而在一些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扩大和发展的。这时期的活动在一些重要方面比起北大过去所做的内容更丰富、步子有所前进。它产生的社会性质也基本跟前者一样。不错，这一时期，党不但已经诞生，并且领导着广大革命人民作着艰苦的战斗。这是社会背景和社会运动的阶段有异于北大歌谣研究会时期的地方。但是，从1919年（或者1921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的时期，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它的革命总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后期添上了一项反官僚资本主义）。它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特别是1931年以后）的革命文化性质的要求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即民主的）。这些是我们大家背得烂熟的政治理论常识，也是我们在评价这段时期一切文化运动或工作的进步与否所应依据的原则。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大的民俗学活动，看看它是否应归入进步的或落后的乃至反动的范畴，我认为中大民俗学会的学术活动，在当时迫切要求革命文化的情况下，它决不能与解放区的红色文化相比并，这是事实。但是，从它所面向的学术对象和工作目的说，从那些参与者的思想和实际工作成果说，却具有相当明显得反封建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反帝意义。对于那三个革命文化要求，民俗学会的工作也是基本符合的。至于对那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先进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当时民俗学会的宗旨和实际活动，既不是站在对立面，也没有怎样远离它的范围。从以上一些简单的论述看来，我们怎么能任意判定这个学术活动是退步的或反动的呢？

　　再从另一方面说，也不能同意那种论调。如果在那长达三十年或二十八年之久的中国大陆上，除了苏区、解放区以及国统区的一些左翼文化活动之外，其他几十所大学及许多研究机关、出版机关等多作的资产阶级性的文化、学术活动，都因为它不是红色的就一笔勾销（因为它是退步的或反动的），那么，解放后可以批判的继承、利用的这时期的文化遗产就更少了。我们新文化的那种滋养就更贫乏了。但是，照有些人评论的方法和意见，我们就非落入这种贫乏境地不可！这不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量的问题吗？

　　六十年的岁月过去了。我国民俗学，在社会主义祖国历史的时期，因为有了许多优越于过去的条件，近年来，它已复活而且更加蓬勃地发展了。我们应该充分珍视并利用这种条件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向前奋进！作为祖国伟大文化遗产一方面（民间文化）的清理和发扬其优秀部分的工作需要我们！创造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包括提高科学水平和改进人民的生活习惯等）的工作需要我们！我们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业是宏伟的，也是庄严的。

　　1987年

　　来源：谣俗蠡测 （民俗学刊网 李敏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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