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外来民俗学学说的态度问题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09日 21:38)

　　（一）学习外国民俗学学说、理论的需要及这方面的历史经历

　　讨论现在的问题，需要追究历史，看过去之所由来。所以先读一读中国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在学习外国上走过什么道路。

　　1. 我国古代学者对民俗事象的探索

　　中国的民俗很早就发生了。在旧时器时代，人类集体在一起生活，就有共同的作法，也就有民俗。民俗可以说是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内容方面讲就是所谓文化。人类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一定有些行为、有些思想，行为与思想表现出来就有一定形式，再传播下去就必然形成一定的模式，那就成为民俗。美国民俗学家邓迪斯主张两个人就有民俗。两个人对于某些事物的想法或者行动、作法采取一定的共同形式，就是民俗。用中国话来讲，三个人就有民俗，中国的“众”字就是三个人组成，三人成众嘛，当然时间要长一点，不是今天有两个学生在小亭子里面谈一些话，或者做一点什么动作，就构成民俗。虽然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因为还没有传承，就没有相对固定的模式，那就不算民俗，而只是临时性的谈话、动作。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俗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既然有了民俗，有了民俗这个现象，人的头脑就要对于民俗的一种理性思维，就要思索：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啊？不这样做行不行啊？用比较概括的语言来说就是，人类有了民俗的行动，包括心理行动，就有关于这个行动的理性的认识、考察、判断这一类的活动，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民俗的理论。我国古代学者对民俗事象的理性认识和理论探索从很早就开始了。商周依赖有了文字，后来有了许多学者的著作，著作里面就有着人们对于民俗的记录、见解，这就是萌芽状态的民俗学的学说理论。像《诗经》的《国风》部分，就是民间文学方面的作品，是那时人们民俗活动的表现。再比如“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有很多关于古代仪礼方面的，关于人对神、人对人的关系的民俗的记载。这些礼俗主要是作为上层社会的一种礼仪来记载的，但是它们本自民间来，往往是民间先有这个礼，这个风俗，又被上层、官方提炼了，吸取了；另有一种情况，上面的礼下坠到民间来，成为民间的俗。在汉代的史书上，司马迁、班固都有过民俗的意见。应劭作了《风俗通义》，保存下来十卷，成为中国民俗学的较早的专书。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一些记载民俗的专书，像西晋周处的《风土记》、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都是有名的书。虽然这些只是记录的文字，但都是属于民俗学史范围内的。以后中国的文献上，这方面的著述越来越多了。到宋朝，出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一类的专书，元朝也有这种书，而且连记载外国民俗的专书也出现了。比如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

　　当然，古人的观点同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比如班固是有名的史学家，他对风俗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去看的，把政治做为检验风俗好坏的一种标准。风俗有利于统治，他就认为是好的；反之，他就认为是不好的。这个观点可说是中国传统民俗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这同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有关系。那时的民俗观不是像我们今天重要对民俗学进行科学的考察，而是从政治、伦理需要上去衡量它，这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政治的实用主义观点。

　　就是说，中国在现代意义的民俗学产生之前，文献上就有许多关于民俗的记录，也有关于民俗的理论的考察，而且相当丰富，有些在世界上来讲都是比较精彩的（比如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乐书》等篇中对于民俗的见解）。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可以去看关于这方面的专门著作。

　　为什么在这里讲对待外国民俗学理论的态度问题，要先谈中国古代的民俗学史呢？因为我们现在讲中国的民俗学，大多从五四讲起，好像我们以前没有民俗学理论的认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的民俗学、民俗的理论史是源远流长的。欧洲人讲民俗学史是从古希腊的历史书讲起，那么中国呢，从有民俗的记载、论述以来，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讲民俗学，从五四时期讲起，是由于这时它开始同世界民俗学接轨了，这个学科更科学、更完备了。当然，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究竟起手何时，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

　　2. 外国民俗学理论的先行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就现代意义的民俗理论的产生而言，我们是比较迟的，欧美比我们领先一些。世界上民俗学成为比较科学的学科，一般认为什从英国的汤姆斯开始的。从他当时发展那封建议用Folk－lore这个词的信，到现在一百五十年的民俗学史是比较严格的现代意义的科学史。欧洲及美国的民俗学会都是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成立的，我们是在本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日本的民俗学比我们只早几年（就他们的乡土研究而言）。韩国同我们差不多，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

　　欧美的民俗学虽然在性质上跟我们的有差异，但是他们毕竟比我们起步早，而且在理论上也取得相当的成就，这个我们不能否认，正如在经济上一样，他们走在前面，所以我们叫他们“先行者”。

　　3. 五四以后向国外理论学习的情形

　　五四以后，中国民俗学如果从1922年《歌谣》周刊创立算起，到现在已是七十多年了。从那时起，我们在理论上主要是向外国人学习，特别是解放前。北大《歌谣》周刊的《发刊词》是周作人写的，里面说搜集歌谣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文艺的，是为了我们的是个创作；二是学术的，实际上下面的解释是为了民俗学的研究。周作人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是在日本留学。他当时已经接触了一些英国的民俗学著作（他对英国人类学派理论的要更早）。他接触的这些“先行者”国家的理论，引发了他对中国的提倡和理论上的认识。《歌谣》周刊一方面登载的是歌谣，一方面登载的是讨论歌谣的文章，也登载了一些翻译的外国歌谣理论的文章，而且还请了一个叫伊凤阁的俄国学者做顾问。当时的这些当事人，除了周作人以外，还有沈尹默、刘半农，以及支持搜集歌谣的校长蔡元培，提倡成立“风俗调查会”的张竞生。这些人大多是在国外留过学的或接受外国的学术理论。

　　就是说，在北大时期，我们的现代民俗学的开始是受外国理论影响的。后来我们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如此。中大当时从事民俗学运动的主要人物，有一部分是北大区的，比如顾颉刚、董作宾等；另外人，像何思敬先生，曾在日本学社会学，当时他接触了西方民俗学（主要是英国的）的东西。我编《民俗》的时候，就请他寄过一些文章，在理论上当时他还是走在前面的。中大民俗学会的活动也是受外国民俗学理论的影响。我们在杭州的民俗活动也经常接触外国的民俗学，同外国（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民俗学者也有来往。

　　总而言之，我们当时的民俗学理论主要是外来的。打一个比方来讲，我们小的时候，初学写字是从“描红”的。就是初学写汉字的时候，有一种印好的红字，小学生学写字就照着它描，叫做“描红”，就像小孩学走路，让大人拉着手走一样。也可以说，中国的民俗学理论，在新的出发点之下，是在外国理论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

　　我们在中山大学和稍后在杭州的时候，外国民俗学的主要范本就是班恩女士的那本《民俗学手册》，而且还翻译过一部分，其中附有欧洲的民间故事类型及问题格。从理论上来讲，开始的时候我个人受的影响主要是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周作人也是一样。后来大家慢慢地从别的国家如法国、日本也受到了一些理论影响。

　　以上是讲，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民俗学处于“描红”阶段。在一种学说刚起步时，主要做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小孩子一开始不会走路，你拉着他走一走，或者他自己手摸着墙壁走，那是很的。有过这样的历史，我们也不必讳言，但是人总得长大，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还要他妈妈拉着手走路，上高中了还要描红，那就不行了。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民俗学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不是描红的时候了，对外国理论应该有自己清醒的认识，不要随便盲从。

　　（二）当前我国学界这方面的情形与我们应有的认识和态度

　　1． 1976年以后我国学界的新情况——思想到方针与外国学说、理论的大量输入

　　中国的民俗学到了解放后，只剩下一点民间文学同民间艺术还能在学术研究的领地存活，这一学科的其他重要部分都被排斥掉了。因为当时“左”的学术观点认为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都是资产阶级的学问，所以就不加扶植，不要它发展了。那么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为什么能存在呢？因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的讲话对它说了好话。虽然毛主席讲它只是作为“萌芽状态的文艺”，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救了我们的民间文艺。所以我们在1950年初就能够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专门搜集、研究民间文学同民间艺术。假如没有毛主席这句“萌芽状态的文艺”的话，连这种状况都不会出现。当时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可能在学术界、出版界存活，所以在十七年内，基本上没有出过这方面的书，同现在的情形大不一样。

　　但是，关于民俗的搜集工作也不是一点也没有。除了民间文学同民间艺术之外，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我们在1955年左右开始调查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情况，这项工作当然要触及其民俗方面，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用政治的力量搜集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四人帮”倒了之后陆续印了出来。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搞语言的人很多，还有一部分是政治干部、文化干部。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讲，这些材料不是政治干部、文化干部。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讲，这些材料一定都很典型，但毕竟是他们从社会生活实际中搜集来的，而且语言学者所搜集的材料往往有其长处，因为不加盐添醋，比较忠实，跟一般搞文学的人不同。据我所知，现在许多省份如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方出版的民族志资料，对于民俗学来讲是值得重视的财富，而且数量相当大。当然我们并不能满足于这些。

　　70年代末期，政治上提出了一个对我们学术发展非常有利的主张，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过去在学术上那条“左”的绳子绑得太紧了，许多东西都被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原来的束缚，去掉捆着的绳子，让事物照它本来的道路发展，在科学研究领域，也就是让原来被束缚了的学术得到解放。这句话不是泛泛地讲的。实事求是呢，是补充“解放思想”的。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就是因为那种束缚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多少会打伤资本主义的烙印，那是自然的，他们要利用它。帝国主义要拿人类学来为殖民地的政治服务。民族学、民俗学也是这样，有一个外国学者写了一本《人类学与殖民主义》，是谈这个问题的。这点我们也知道。班恩女士的《民俗学手册》在序言里已经提到民俗学的研究对在殖民地的人有用。这个学科在资本主义，当然要打伤它的烙印，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同了，就打伤社会主义的了，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这种学科理应得到发展。因为我们研究的民俗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文化。

　　以后，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学术形势有了根本性好转，摆脱了“左”的束缚，学术事业得到比较自由的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主张救了我们的民俗学，也救了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救了很多的学科。在这种形势之下，不但民俗学，其他各种社会科学的学说理论也大量涌现。尤其是80年代，国外学术思想的输入形成热潮。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二三十年代就有人介绍过，但那是零零散散的；而在80年代有多少书介绍他的东西呀！他那本《图腾与禁忌》，30年代我们在海外就见到了，但是直到80年代，它采作为新书被介绍进来，并且很受欢迎。这时学术界理论的引进和探讨非常活跃，因为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同国外学术界没有交流了。学会建立起来了，外国的许多理论进来了，当然我们的民俗学业沾光不少。比如弗雷泽的《金枝》，有没有这个书的译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人文科学发展的方面的水平，这时它也被翻译过来了。班恩女士的《民俗学手册》、布鲁范德的《美国民俗研究大纲》（中译本改作《美国民俗学》，希望以后翻译外国著作时不要改名字，至少要写明原名是什么，后边的注和参考书目也都要保留）、道森的《民间故事论》（中译本改作《世界民间故事类型说》）、泰勒的《原始文化》、邓迪斯的《民俗学研究》（中译本改作《世界民俗学》）都翻译了过来。

　　总之，近年来在翻译、介绍外国理论方面，学者们做了许多工作，上所说的一些重要著作业翻译过来了。但是仍有许多很有价值得著作没有翻译成中文，比如日本民俗学创建者柳田国男先生，他的全集有三十多卷，概论性的不是很多，他最重要一本《民间传承论》也还没有翻译过来。十多年来出版界在民俗学的译介上做了不少的工作，而是有些还是比较重要的。

　　2.有些偏颇倾向，值得注意

　　关于民俗学本身的理论或者密切相关的理论，我们已经介绍了不少。这些东西介绍进来当然是好事，因为它们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我们应该享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针对这个现象，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

　　将外国的理论介绍进来殊非易事，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不一定需要介绍；对于重要的东西，译者要通晓它，用自己的话解释它，除了语言上的问题外，对理论本身要通晓。不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字人家就不容易懂，就是很忠实的译文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来说接受起来也可能有障碍。五四时期胡适之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这种学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新理论，人们不是很熟悉的。那时我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是我看他的文章很好懂，很容易接受，因为他透彻了解了这个理论，用中国人能看懂的话讲出来，不是生硬照搬。

　　在引进外国理论的问题上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介绍者的因素，一个是接受者的因素。从接受者来讲，要运用这个理论，就必须要消化。国外的有些东西，我也常看，比如荣格的后期精神分析学，看了也不是完全不懂，但也不是太了然，假如叫我具体地讲他的理论，那我必须下功夫去消化它，要用中国人能看懂的话说出来。我如果要运用它，也要吃透它。现在确实有些人，像中国过去有句话说的，“囫囵吞枣”。枣子到口里面，你就得嚼，整个吞下去是不行的，那就不消化。要接受一种新的理论，特别是要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研究上，不是简单的事情，生吞活剥就不行。19世纪德国有一派天体神话学，认为神话中所讲的都是自然界的事情，这种观点多少是值得斟酌讨论的，特别是关于太阳和月亮的理论。德国人所研究的是印度－欧罗巴语系，在那里可能有些神话是这种情况，但是无限制的去用它就不行。比如太阳崇拜说，在有些学者那里到处都是太阳崇拜，把中国的神话都解释为太阳崇拜。中国的古代神话大体上我是知道的，除了一两个（像羲和神话）明显地讲太阳崇拜以外，似乎很少有太阳崇拜的神话，把这个理论过泛地区用不一定合适。

　　对于一种文化现象，仅用一种理论去解释是不够的，现在不少学者提倡多角度的研究。比如歌谣作为文化现象，你可以音乐的角度研究它，可以从艺术的角度研究它，可以从思想感情的角度研究它，也可以从功能的角度研究它等等。再如结构主义讲深层结构，不是将事物的外形结构。它是一种哲学的考察、思索。对于一种艺术来讲，你可以找出它的深层结构，但是它还有其他种种方面，如美学方面、社会意义方面。再如马林诺夫斯基地“功能论”（日本译作“机能论”），它作为一种理论，对于文化现象。民俗现象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但它也只是偏用于一种文化（神话）去解释它同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是一种文化不仅仅局限于此。一切事物都有其历史性，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角度。

　　事物往往有多个方面，理论都偏于一点。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作为一个学者，要运用某种理论，结构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故事类型学也好，形态学也好，都可以用，但要知其长处，用到什么程度，用于什么对象最适当。对于荤故事、荤歌谣，可能比较有效的解释就是精神分析学或者性心理学，因为它阐发的正是那方面的道理，其他类型的故事歌谣它能解释的可能就不太多了。一个学者，首先应该通达、消化了人家的理论，不消化的理论不能应用。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应用的一些理论也是不大消化的。比如20年代末，我跟一个朋友翻译了班恩女士书中所附得印度－欧罗巴语的故事形式，我就给应用了，好像背地里跟着应用的也不少，其实那时候就是枣子也没嚼就吞下去了，囫囵吞枣。当时我年轻，不懂，现在我知道了，所以把这个经验郑重地告诉大家。

　　（三）现阶段中国的民俗学运动，应有自己明确的指导思想

　　1． 中国民俗学已走向自己的探索道路，应有自己明确的指导思想。

　　我们从前幼稚的时候，是跟在人家后面，看着外国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但我们现在是大人了，不是老要人拉着手走路的时代了，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主张。我们自己从事民俗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对象、材料是什么？采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才合适？采用到什么程度？这都要经过脑子去思索，要自觉。自觉同不自觉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有些人的学术活动都是不大自觉得，跟着人家，或者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一般的事情这样也许还可以，搞学问是高度理智的工作，不能随便盲从所谓的权威或只是依据习惯。

　　2.这种指导思想，就是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为促进祖国文明而努力的一种科学（民俗学）

　　这个指导思想包含两层意思：一种是要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一种是为祖国的精神文化而努力的，不是为个人升官发财、拿点稿费什么的。

　　建立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民俗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创建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对生活的态度。面对这些，我们的民俗学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对研究对象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合特点和要求的理论、方法。我们自己的民俗学理论是能够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在中国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经过长期的对中国情况的认识和对外国理论的借鉴、吸收，我们应该有自信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俗科学。这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学术传统和时代特点，也规定了我们民俗学研究是为促进祖国的文明发展而服务的。历史上我们的学术研究即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另外，民俗学之所以五四时期在中国兴起，也说明它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变革中是肩负着使命的。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积极探索社会、文化的变革道路，他们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已经失望，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劳动大众，企图在吸取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在民众创造的新鲜、活泼的民间文化基础上，建设顺应世界潮流的中国文化。民俗学的兴起，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这种积极探索的一种努力。事实证明，民间文化具有着大量优秀的富于生命力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竞争和压力进行民族文化重构的重要资源。时至今日，我们仍面临着这一问题，我们的民俗学仍负有这一重要责任。

　　我拟的这个知道思想合适不合适，大家讨论讨论看。假如可以，我们就照着这个干吧。

　　（四）对外国有关学说、理论的学习、吸取、运用应以实心上述宗旨为原则——吸取乃至运用，目的在于强壮自己的学术事业，以利于达成预期的促进祖国精神文明的效果

　　我们现在学习外国的东西，不是为学而学，学了它能不能帮助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很重要的。假如不能够，那就不一定花功夫去学它。学的时候不消化，生吞活剥，学了也不会做出什么好成绩。有的理论不很容易懂，如果是真正非懂不可的东西，那就得花大力量去学，反复地学，直到弄懂为止。

　　（五）我们的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的一部分，但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别的国家民俗学的附庸或“派出所”。

　　现在中国的民俗学同外国的比起来当然有一定的差距，这个我们得承认，也应该努力赶上，但是我们也应该有自主的地方。就像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比起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的（至少在经济上是这样），但是它也是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的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中有自己特点的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要自己去做外国学术的附庸。这不是说不学习外国的东西，而是怎样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同时更好地去学习外国的东西。我们的学术不是英国、美国或日本哪一个国家的民俗学的“派出所”，我们是自己独立的，尽管我们的学科还处在发展中，还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境地。但是我们要有这种志气！

　　近年来，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某些知识分子失掉了民族自尊心。这是不应该地。民族自大狂是要不得的，民族自尊心是需要的。一个民族假若少了自尊心，便失去了创造的勇气和自信，就很难有什么成就。

　　1996年

　　本文节选自《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

　　来源：谣俗蠡测 （民俗学刊网 李敏录入）

责编：郭翠潇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