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
————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09日 21:42)

　　一

　　1992年12月24日，这个日子，在我国一般人、甚至学界中人的眼里，也许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是，它在我们这些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工作的人的眼里，却不是那么等闲！它是一个饶有光彩、值得纪念的节日！

　　70年前的这个日子，一种16开、每期只有8个页码的小刊物在北京诞生了。她就是《歌谣》周刊。她的前身，是几年前的《北大日刊》的专栏《歌谣选》，不过后来她的内容和篇幅上都有所扩大（从第1 号至第24号，她仍附在《日刊》上发行，以后才独立发卖）。她是前两年成立的歌谣研究会的会刊，隶属当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歌谣》周刊，自1922年末创刊，至1925年6月停刊，一共出版了97号。曾经陆续汇集为合订本四册。在发刊一周年时，还出了一册纪念特刊，以为内容并入《国学门周刊》（后改为月刊），就不再单独刊行了。

　　《歌谣》篇幅不大，但内容却相当充实。所载稿件、资料方面前期以歌谣为主，后期扩大到兼收谚语、俗歌、方言、唱本及民俗记录。理论方面，除了探索、探讨的文字外，还有一些译文。其特点之一，是出了一些专号（如孟姜女、看见她、婚姻、腊八节及方言、方言音标等专号）。这种做法，为后来中大的《民俗》周刊和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民间》月刊所继承。

　　《歌谣》周刊一开始就宣布自己的目的有二：一是学是的（民俗学的），一是文艺的。关于民俗学的目的，据《发刊词》执笔者的说明是：“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在的中国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关于文艺的目的，执笔者的说明是：“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些工作不仅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种主张和说法，过去曾经长期引导着我们这方面的活动的观点和实践。现在看来，她不免有些粗鲁和狭隘，但基本没有失去存在的价值。

　　这份从传统学术观点看，不免有点离经叛道性质的小刊物，却是在当时文化界新潮怒涌的环境中起着巨大的应和与推动的作用。它唤起了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情感。一时响应她的心理和活动遍布于全国。许多省市地方的报纸、期刊，纷纷搜集、刊载民间歌谣及其他口传文学作品。这方面的专集，也在一些大都市书店或地方教育机关刊行了。有关歌谣、谚语、传说、故事（又称“童话”）等的探讨文章和译述篇章也不断的在期刊上出现。

　　在《歌谣》周刊创刊后的那几年里，搜集出版和谈论民间文学。形成一股巨大汹涌的浪潮。这一段学术活动的经历，因此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史和学艺思潮史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并且受到国外学者的注意。他们已经对它开始了专题讨论，还写成了有一定分量的学术论著（例如美籍学者洪长泰博士的《到民间去》等）。

　　我国近年来学界在民间文艺和民俗学领域都有巨大的进展，气象十分喜人的，尽管它还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这种伟大的、眩目的成就，从它的形成阶段，固然有它的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如果我们从学术自身发生、发展过程的规律看，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也不是跟我国现代史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歌谣学的兴起和活动，正是它的密切相关的部分）毫无关系的。换一句话说，《歌谣》周刊等的文化活动是对当前这种新局面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因素。人文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割断历史的，歌谣学等的发展，又何曾能例外呢？……

　　我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引导下走上新的学艺道路的。从我的专业思想和实践的经历说，《歌谣》周刊给我的影响是相当巨大而深远的。当此《歌谣》周刊诞生70周年的时候，不但在感情上要求我叙述跟她那段亲密的学艺关系，而且在道义上也要求我有责任这样做。这种关系不止是我个人的私事，它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史上这方面学术史上的一角。这样想来，我就不再顾虑其他，而欣然秉笔来略述我们的那段关系了。

　　二

　　事情过去已经70多年了。个人经历了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它的细节）尚不可能都记得清楚，何况我又是一向不大记日记的。尽管如此，大略的情形还是能够记得的。因为它（我跟她的关系）是我学术史、乃至我生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何况眼前还有《歌谣》周刊里的一些记载可供参考呢。

　　我跟《歌谣》周刊发生关系的时期，正当我20岁的前后。那时候我在故乡海丰的一些小市镇里教书。这种环境,在我当时的心里，是对它感到不快、甚至要给予诅咒的。因为它压抑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希望。它叫我难以开拓广阔的眼界，不容易获得滋养的精神食粮。然而，天下间的事情，往往是同时厉害互见的。谁知那可怕的诅咒的环境，另一方面，却有利于我学艺事业的活动呢？我正是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环境中，开始接触到《歌谣》周刊，并且进行了对歌谣等的搜集、记录和思考活动的。

　　大概是1923——1924年间，我开始读到《语丝》杂志。这当然大大激起了我的心灵的喜悦。可能正是从这本小刊物里得到的信息，我知道了有《歌谣》周刊这种刊物的存在。也许是由于我的请求，那位与我有过通信联系的北大文科教授，嘱咐管发行的同志（可能是常惠先生吧？），给我陆续寄了《歌谣》。那大概已经是第48号左右了（以前各号，我除了得到该刊合订本第二册之外，后来又借阅了容肇祖先生保存的、原附在《北大日刊》上的那20多号）。以后，我继续阅读该刊，直到她停止刊行。她那册蓝底上有白色的镰月和许多星星封皮的周年纪念增刊，我也荣幸地受赠过。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也许是由于我的这种向心力和勤奋寄稿的行动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被吸收为歌谣研究会的通讯会员——记得那是由常惠先生办理并通知的。

　　现在检阅当时出版的该周刊，我跟她的关系，如果从寄稿算起，可以说开始于1924年4月。在那个月份的11月所刊行的周刊第54号《来件》栏里，这样记载着：“六月十四日，收到钟敬文海丰歌谣六则。”这是我与《歌谣》有稿件联系的破题儿第一糟。第二次寄稿，约在这次以后的一个半月左右，该刊第61号（6月29日出版）《来件》栏里记载着：二十日，收到钟敬文《恋歌集》一册（内海丰山歌七十二则）。”这是我对她的一件分量不薄的献礼。第三次寄稿，则在同年8月。该刊10月19日出版的第64号，在《来件》专栏里有如下记载：“八月九日，收到钟敬文广东海丰歌谣杂谈二册”。此后，该刊还有收到我所寄材料的记载，为避免烦琐，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我在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开始于第67号（1924.11.9）。该文即上面所提到的《歌谣杂谈》的第一篇《读〈粤东笔记〉》（第一节）。《歌谣杂谈》共15则，由此文起，周刊陆续发表其他各节，直到最后一节《叠韵语》（第85号，1925.4.5）发表完毕为止。此外，我还在该刊继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歌谣、民俗、方言等的随笔、小品和通讯文字多篇。

　　现在，把我在这段时期（1924.4——1925.5）向该刊所寄投的资料和在刊面上所发表的文字，加以概括，分为三类，并就各类稍加谈论。

　　（一） 第一类——投寄所搜集、记录的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料；

　　（二） 第二类——发表谈论歌谣、方言等随笔与小品；

　　（三） 第三类——关于歌谣、故事及民俗的通信与论讨。

　　第一类，我所投寄的口传歌谣和刻本俗歌等资料，除歌谣六则与《恋歌集》外，还有潮州书坊刻本的《老丑歌》、《戒烟歌》等唱本，以及谜语二则。在这些资料里，比较重要的，自然是那册《恋歌集》。

　　《恋歌集》记录的都是广东东江一带客家人的情歌（泛称“山歌”）。客家山歌。现在已成为广大读书界的常识事物，并且受到海外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六、七十年前，除了当地人士外，晓得它、特别是欣赏它的人，实在不多——虽然近代诗人黄遵宪（梅县人）早就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并大胆地把它收入到自己的诗集中（《人境庐诗草》）。我当时受到《歌谣》周刊的鼓舞，在短时间内，从当地讲客家话的人的口里搜集、记录了这十几首民间情歌。我那时对于它，不仅是作为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去记录、考察它，而且是同时作为艺术读者去欣赏、涵泳它的。记得当时曾经在那本子上题了两句诗：

　　恋歌一卷亲收拾，

　　要与风诗补粤音。

　　这种年轻人对与乡土艺术的热爱和学术抱负，现在看来，不免要作会心地一笑。

　　可惜，当时北大困于经费，《歌谣》周刊所收到的许多册歌谣、谚语等集子，都被搁置起来，终至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我的那本《恋歌集》（据我所记忆，那段时期还曾投寄过一册《邪歌集》），当时没有更好的命运！但不幸中之幸，在那个时期，我又在新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辑编成一部《客音情歌集》（她可说是《恋歌集》的姊妹篇吧），交给了北新书局，在1927年印了出来（此书近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影印本）。这是对于那已消失的《恋歌集》的一种补偿吧。

　　第二类，我在该刊上发表的关于歌谣、方言等的随笔也小品，除了一系列的《歌谣杂谈》外，还有《谈谈故乡医事用的歌谣》、《混号》等零篇文章。现在且着重谈谈《歌谣杂谈》。《杂谈》15则。虽各篇长短不一，但总是一时凭感兴写成的学术随笔、小品。内容以谈歌谣为主，也旁及谚语、方言。其中一些多少有点参考价值，像《南洋的歌谣》、《潮洲婚姻的俗诗》、《歌谣中的一种表现方法——双关语》及《海丰的邪歌》等。八十年代我在编辑自己的民间文学论集时，曾经把大部分收了进去。

　　这些文章，虽然在体裁上只是些随笔、小品，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理论性质的著作。从我当时的学历、经验的情况讲，是不应该撰写它的。这颇有点像小孩子扛大鼎般的不自量吧。因此，现在看来，这些文章，疑难不但见解粗浅，而且资料贫乏，考据更无足取，个别地方甚至有知识性的错误。如果要说它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表示了我对民间文艺的痴情和热爱，表明了我对这门新兴人文科学的一心向往和曾不惜为它废寝忘食地执笔的旧事。再者，就是那些文章也多少反映了我在这方面专业知识和能力，在长期历程中的初步阶梯。这是我现在已怕于正视而有不能忘情的。

　　第三类，我对于《歌谣》发表的论文做了反应（通讯）和对于别人的讨论文章给予回答。这些反应和回答的文章。都登载在该刊上。这段时期，《歌谣》周刊先后发表了两篇有重量的论文，一篇是关于歌谣的，另一篇是关于传说的。前者是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或者简称《看见她》，刊于该刊第63号、64号），另一篇是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上篇（刊于第69号）。这两篇长文一出台就博得读者的喝彩。许多学界中人，纷纷投函表示赞赏，或提供有关资料，也有的撰写了相关的辅助论文。我当时也敏感地做了反应。对于董先生的文章，我提供了故乡“吃咸茶”的风俗资料（《关于〈看见她〉的通信（七）》）。对于顾先生的文章，我自1925年12月5日至次年6月1日，前后共给他写了五次信，除了对他的文章表示看法外，其余大都是提供与该文有关的资料及陈述某些意见的。那些资料，有的来自古代文献（如李白的《东海有勇妇》）、张籍的《筑城曲》等），更多的却是来自民间口传和地方的刻本。让我在这里试节录第一封信中的一段对该文的看法的话：

　　读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甚佩！这一个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境域几乎传遍了“中国全部”的老故事，本来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捉摸的，给先生这么一度整理，犹如剥茧抽丝，毫不紊乱；而且替它解释了许多“所以转变”的理由，尤其精心独到。其实呢，像先生这样整理的方法，是对于中国现在学术界很有裨益的工作；……

　　这种评价，表现了我当时的钦佩心情，也是对这篇新传说的优异成就所作的适当的估计。记得在顾氏的文章发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那种研究方法成为学界的流行做法。我信中所提供的资料和某些有关意见，也得到顾氏的容纳和赞许，认为有益于这个传说的进一步研讨。我也由于这种不断通信的关系，终于成为他学术上的朋友。

　　此外，我还回答了王嗣顺先生关于“山歌”问题的讨论。原因是他在《歌谣》上读了我的《山歌》随笔（《歌谣杂谈》之三，第71号），提出了不同意见，我给他做了回答。在这封信里，我的见识虽不怎么高明，但多少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古人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正是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的座右铭。这种态度，直到现在，我还时常用以警戒自己，并用他勉励年轻的研究生们。

　　以上简略论述了我当时跟《歌谣》周刊关系的三方面活动。总之，我想说，在70年前的新文化大潮中产生的那份民间文学小刊物，她对我的哺育，我围绕着她所进行的活动和她对我一生学艺道路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学术影响所不容比拟的（除了马克思主义）。

　　毫不夸张地讲，《歌谣》周刊，是我早期学艺的乳娘和恩师！70年过去了，我这个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变成了90老翁。如果几十年来，个人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方面有些微贡献，那是跟那颗最初照亮我学艺道路的星斗（《歌谣》）的影响无法分开的。

　　我怎能用笨拙的语言，写出我的感激之情呢？……

1992年，立秋之日，于西下庄

　　上文章草成后，余兴未尽，因填《临江仙》一曲，以畅所怀。

　　万众心声金子贵，剧怜长夜沉沦。一朝惊觉恣追寻。导航凭舵手，奋力彻朝昏。 人事沧桑时代改，回头往迹犹新。少年狂志动心魄。生涯臻暮境，术业待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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