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钟老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09日 22:26)

　　雪花纷飞，转眼又是一年。算起来，我跟随钟老做学生已有16个年头。钟老也已由我拜师时的八十有三，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作为学生，钟老给我的教益实在是太多太多，在这里，我只想向大家讲述一下一个弟子眼中的作为学者的钟老。

　　做人与做学问

　　钟老善谈，又有着年轻人般的心态，因此，弟子们很喜欢与他聊天。对于弟子们来说，聊天是我们向钟老学习的一个重要方式。与钟老聊天，大多从学问开始，但有趣儿的是，话题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转到了做人。做人，是钟老与学生聊天时的一个保留节目。钟老常说，一个人连人都做不好，怎么能作好学问呢？开始，我们对钟老的话理解得并不深，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悟出其中的道理。不是吗？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他的论据会掺杂使水；一个无理辩三分的人，他的论证也会充满狡辩。作文始于做人，此话诚是。

　　正人先正己，这是钟老在做人上的一贯原则。钟老常说，在许多大是大非面前，能看出是非曲直的并不少，但勇于说出的并不多。学者就应该成为敢说真话的人。在做人上，钟老十分佩服何其芳、季羡林等一批老朋友，嘴上也常念叨着他们的人品，佩服他们的正直、谦逊和不计个人得失的高贵品格。关于钟老为人，我早有耳闻，这也是我当年投靠在钟老膝下做他的门生的原因之一。在东北师大读书时，教授古典文学的刘孝严先生就曾多次提及50年代红学大讨论中，钟老面对极左思潮，对《红楼梦》所做的客观评述。刘先生那溢于言表的钦佩之情，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1957年，钟先生被打为右派，当权派将他发配到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这些人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封住钟老的嘴，叫他远离文坛，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讥为“书虫”的他如鱼得水，在翻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下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改良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一系列有关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方面的论文。而且，就是在那样恶劣的学术环境中，钟先生也从没有趋炎附势，在他的论文中，甚至很难看到那个时代的印记，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这些文章对晚清革命派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民间文艺观所做的分析，近情入理，客观公正，令人过目不忘。

　　钟老令人称道的人品，也常常反映在一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一些小事上。那是199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来到钟老家，将自己要在世纪末编纂一套中国民俗学百年丛书——《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的想法告诉了他，并希望他能出任主编。他听完汇报后，显得异常激动。从他的目光中，我已经感到了这套八卷本丛书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但最后他还是说：“你已经具备了当主编的能力，这套书，还是由你来干，有什么问题，我做你的后盾”。此后，每遇钟老，他都要问及此事，我也巴不得劳动劳动钟老，或是汇报进展，或是听取意见。钟老是过来人，对于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可谓了如指掌。他常常提醒我如何取舍，如何鉴别。即使遇到一些很难割舍的亲朋至友的大作，他从来都是顾全大局，从不搞人情交易。这套丛书从设计到定稿，钟老参与始终，但直到最后，他还是将主编的宝座让给了自己的学生。这，就是钟老——一个打心眼儿里愿做培花泥土的老人。

　　“看看再说”

　　在中国人的语汇中，“看看再说”几乎成了国人的口头禅。这句话根据语境的不同，又可有多种含义。但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看看再说”无疑更像是一句搪塞语，任你有何等的活力，只要这句话甩过来，保证能把你噎个半死。

　　在钟老的口头禅中也有这句话，但意思大不相同。仅就做学问而言，“看看再说”至少有两种含义：作文本研究时，“看看再说”是让你先深入分析文本，从文本中发现问题，寻求结论；从事田野研究时，“看看再说”则又有了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的意味。

　　钟老喜欢看书，但又不全信书。他看了八九十年的书，也写了八九十年的书，他对书实在是太了解了。他常说：“全信书不如无书”。对待文献，他有自己的理解。一方面，文献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精华，叫你是死是活都离不开它；另一方面，文献又是由人写就，人之为人，孰能无过？从这个角度来说，文献又不能全信。所以钟老主张无论什么材料都要过一遍脑子。1983年春，钟老在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文献上的记载句句都可相信，还需要我们科学家做什么？”讲的正是这个道理。读书就是这样，“小读家”多从书中汲取，而“大读家”除汲取外，还能每每从书中看出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读懂，也是最大的受益。看出问题，说明你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它预示着一个更为科学的观念正在萌生。据说费老带学生的方法简单到只叫学生读书的程度。读过两遍，让学生提出书中问题，一次不成两次，有道是“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看多了，问题自然也就出来了，这时，你的学问也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人知道我是钟老的弟子，常与我“套磁”，想从钟老那儿学点儿带学生的“绝技”。我告诉他：简单得很，看书、挑毛病。事实也正是这样，钟老给我们上课时，预先先提出一个必读书目，课上，每个人的任务就是谈自己的感想，特别是找书中的问题。看来“大家”带学生大同而小异。治学之路总是从怀疑开始。有了疑窦，就要去探寻因果，于是，也就有了学问。看什么都对，说到底还是没明白。

　　“看看再说”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强调调查研究。这几年，在中国民俗学界，特别是在博士、硕士生中，一股田野作业热悄然升温。就像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者的看家本领一样，以民俗志搜集工作为代表的田野作业，也是民俗学者的看家本领。但从近百年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看，尽管中国民俗学自发生之日起便很关注田野，如中国民俗学产生后的第一个运动------歌谣学运动，便是从歌谣的搜集开始的。以后的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民俗学会以至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会，似乎都十分强调搜集工作。但是，由于我国民俗学工作者多从文学、历史、语言等专业转行而来，在田野作业方面与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出身的学者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近年来，钟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倡导田野作业方面做出不少努力。学生们在做开题报告前，钟老总是教导自己的学生：“先下去，看看再说”。这里的“看看”，就是先调查研究的意思。钟老常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事情不要先下结论。结论应该出在调查之后，人没下去呢，结论就出来了，这样的结论怎么能靠得住呢？！”钟老强调田野，更强调宏观视角下的田野。每次下去之前，钟老总是要关照我们除调查对象外，还要留心相关背景。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割断事物间的必然联系，操作起来虽似简单方便，说起来也头头是道，但于事无补，是研究中的大忌。

　　在中国民俗学界，钟老是个典型的书斋型学者，但作为中国民俗学届的泰斗和领路人，他大力提倡田野，以至于他的博士生在博士论文选题时，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与田野作业有关的课题，为他所倡导的田野作业，开了个好头。

　　读书的学问

　　钟老爱读书，也善于读书。尤其在博览与精读方面，他处理得恰到好处。

　　钟老是个喜欢博览群书的人。当学生时，只要去书店，我都要事先跟钟老打招呼，看他要什么书。在他的家中，房间的四壁、书柜、桌面、茶几，但凡能放书的地方，都被他摆满了书。他的每一天，除教书、会客外，几乎全部用在了读书上。有时，他读书甚至能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师母活着的时候，曾给我讲过一个钟老读书走火入魔的故事，说钟老年轻的时候留学早稻田，有一天刮强台风，他在学校图书馆看了一天的书，压根不知道刮风这件事儿。傍晚回家，见路上有许多歪七扭八的电杆和树木，大惑不解，回家便问夫人：“今天出了什么事？”1979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也余震不绝。钟先生和大家一样晚上钻地震棚，可一觉醒来，白天还是照样看他的书。师母急了，他却说：“不看书就不地震了？”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在这次大会上，钟老提出今后要做好的四件大事，而其中的三件都与资料建设有关，这便是：编辑科学的资料本及研究文集；组织编译世界民俗学古今名著；计划并资助某些重要文献的整理。由此也不难看出书在钟老心目中的地位。

　　钟老读书可谓“百无禁忌”。只要认为与自己研究有关，都要拿来读上一读。十几年前，社会上大谈跨学科研究时，中国民俗学之所以能够迅速跟进，显然与领导者博览群书的习惯有关。“百无禁忌”并不等于不加选择。这是一个人在面临着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知识相冲突时必须作出的选择。钟先生的选择方式很简单，这便是“最优化”，也就是花等量的时间读好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就像毛泽东床前常放着两部经典一样，钟老床前，平时也常放着两部书。这便是他那套爱不释手的古诗集和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作为诗人，他从古诗集中汲取过丰富的养分；作为学者，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也获得过相当教益。书有耐读与不耐读之分，不耐读的书读上一遍也就够了，因为作者知道的你已经知道，而耐读的书常常出自大手笔，作者凡事都高你一筹。这种书决不是一遍两遍所能读懂，放在身边，它会使你永远受益。在我眼中，钟老选书，实是选人。因为他深谙“文如其人”的道理。

　　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俗学工作者，读书的目的就是要从书籍中获得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两种解释中的前一种，多属学者的解释，也就是著作人的解释。因为历史上学者才是文本的真正主人。这种解释可以理解为“局外人的解释”。另一种解释来自民间，是文人对民间解释的实录（当然其中也不乏文人的曲解），如书中所涉及到的农民对年节习俗的解释等等都属于这种，这种解释可以叫作“局内人的解释”。因为仅就民俗事项而言，民众最了解，是局内人；而学者是旁观者，是局外人。由于视野不同、经历不同、学养不同，人们对民俗事项解释的合理度自然也就不尽一致。那么，谁的解释更近真理呢？读者的工作就是对上述解释作出艰难的理性判断。外行人把读书视为消闲，读书人把读书视为苦差，原因就在于后者在阅读过程中一直寻求着上述的两种解释，并对此从不间断地进行着自己的理性判断。那么，读者判断的原则又是什么？钟老认为，判断一个事物，至少要具备两种眼光：其一是历史的眼光。所谓历史的眼光，就是必须有历史的观点，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还原为历史，并将它放在产生它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任何脱离生成环境去谈历史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其次，必须具备时代的眼光。所谓时代眼光，就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用全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分析、评价历史。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去评价一个事物的功与过。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判断的过程，有了这样两种眼光，才会不出或少出误判。

　　读书，是博士生们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在阅读篇目的选定上，没有观点的文章很难进入钟老的视野，但但凡有点自己观点的论文，放在一起又很难和谐。在一些老师看来，这是自出难题。但钟老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既然这些问题无法回避，还不如干脆拿到桌面参与讨论，在讨论中寻求统一。从我跟随钟老和许钰先生读硕士时起，民间文学教研室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拒争论的传统，有什么想法，你一言，我一语，各不相让，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从未因此产生不快。十几年后，当我重回母校攻读博士时，尽管已有两位恩师相继离去，但传统依就。上课时，钟老常常点将：“苑利，先谈谈自己的观点”。于是你便可将你的所思所想和盘托出，一场激烈的辩论就这样开始了。

　　近十多年来，中国民俗学取得了不小成绩，这成绩有时甚至可以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但是，成绩面前，钟老关注的更多是危机。给博士生们上课时，他常常注意这方面的论文，并找来让博士生们参与讨论。几年前，宋兆麟先生写过一篇名叫《中国民俗学向何处去》的文章，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现状提出批评，在学坛上影响很大。钟老看后，将文章复印了十余份，分发给博士生们阅读讨论。问题意识与危机意识就像两根上满弦的发条，一直督促着钟老思考过去，思考未来……

　　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

　　钟老常说：五四运动是我的奶娘。这是因为后来的他所从事的一切，都是五四运动启蒙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他的平民意识，也使他树立了“做学问是为了民众，做学问不是为了自己”的思想。还是这思想，促使他最终放弃了他所喜爱而且已经作出相当成绩的文学创作，选择了研究民众文化的人生苦旅。

　　郁达夫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收录了钟老《西湖的雪景》等四篇散文，他在“导言”中这样写道：“钟敬文出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按今属海丰）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令郁达夫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钟先生从30年代开始，便淡出文坛，走上了民俗研究之路。原因之一，便是他在思想上发生的那次激烈的蜕变。1930年，钟先生在《湖上散记》的后记中这样写道：……退出文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要专心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当时民俗学还远不如文艺创作热门，“但我已经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民俗学。从上个世纪起，就有不少外国人来华，利用传教、旅行的机会，搜集中国的民俗资料，回去写他们的书，有的还进行他们的殖民文化宣传，他们却反而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这对我刺激很深，感受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我想到了放弃文艺创作”并开始自己的民俗学生涯。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他的研究中，更多了一份人文关怀的色彩。

　　钟老认为，民俗文化在一定范围内，起着轨范民众的作用。与这种轨范作用并存的，是它的凝聚力。远在海外的华侨，每逢年节，都要放炮舞狮，原因就在于行为的背后，是文化的认同。1999年冬，他甚至为禁燃鞭炮而上书《光明日报》，对禁放问题上的一刀切做法，提出尖锐批评。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的展开，传统民居遭受灭顶之灾，陆续传来的消息，不时刺痛着老人的心。这是历史，这是文化，这是我们与祖先灵魂沟通的一条条渠道哇！一个人得了健忘症是可怕的，一个民族，如果为了眼前的区区小利，毁坏了文物，健忘了历史，这个民族又依凭着什么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汇过程中，自然要有主体和客体。如果我们创造成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体性（像身体没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现代化，那又有多大意义呢？如果要使祖国的新文化成为有体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自己千万代祖宗创造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是一宗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必须万分珍惜，百般关爱。

　　2001年9月29日，他在给友人们为他举办的百岁纪念会所致答谢辞中是这样说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进入21世纪，我们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常常有人问我：你最喜爱的颜色是什么？我回答说：是新绿。在今天这个会上，提倡一下绿色文明，也是我的心愿。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赞同。”

　　钟老的学问就是这样，点点滴滴中透露着一个中华学人的人文关怀。

　　钟老与中国民俗学

　　通常，人们习惯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开端。但事实上，早在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的本土民俗学就已经萌芽。从这个角度来说，还很难说钟老就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钟老又确确实实是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开路者和领路人。

　　1903年3月20日，钟先生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北部的一个靠近山区的小镇上。五四运动爆发那年，他已是在私塾和半新半旧的洋学堂里上过10年学的青年了。他的家乡公平镇虽然远在广东一隅，但五四运动的消息还是像长上了翅膀一样，很快传播到了那里。钟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好像一大群人被关闭在黑屋子里。忽然当中有一些先觉者大叫起来，并用拳头去捶打四壁。那种喧闹立刻把屋子里许多睡着或半睡着的人惊醒了。在‘五四’时期，我就是这样被惊醒了的一个。”

　　五四运动之前，钟先生就已经喜爱上了文学，但主要还是旧体诗。五四运动以后，他转向新文学，开始订阅《新青年》、《小说月报》。至于那时风行一时的《女神》、《湖畔》，也都一一购读，并学着新文学的样子，创作出一系列作品。

　　五四运动在否定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也唤醒了社会对民众命运、民众启蒙和民众文化的关注。1923年至1924年间，钟敬文第一次看到了《歌谣周刊》。这份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民俗刊物，立刻唤起了他对民众文化的极大兴趣。他开始搜集民谣、谚语、故事，撰写随笔、小品，并将这些作品一古脑儿地寄给了《歌谣周刊》。此后，飞鸿来往，书信不断。没想到就是这么一本并不起眼的小册子，神话般地将他带上了一条多艰的人生之路。1983年，也就是在五四运动爆发60多年后的一天，钟老来到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的塑像前，抚今追昔，吟出了“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的诗句。钟老曾经说过：“我是五四的儿子”，“五四运动是我的奶娘”。是的，五四运动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之路，以至于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地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民间文化。我搞过一段儿中国民间文艺学史，在史料的翻阅中，我发现除三四十年代大西南民俗调研中未能寻见钟老的身影外（当时钟先生先是去了日本学习，后回国参战），钟老几乎一直与中国的民俗学事业共始终，并一直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民俗学迎来了它的第二个春天。作为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领导者，钟老先是与其他六位教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提交了关于《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然后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组织第一期中国民俗学讲习班。此后，中国各省市民俗学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读过钟老著作的人都知道，钟老特别喜欢个案研究。但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后，他很少从事这方面工作，而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学科体系的构建上。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民间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民俗文化学发凡》、《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一系列关于中国民俗学学术体系重构方面的论文。1998年，钟老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主张。他指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并认为中国民俗学要发展，在理论与方法上必须走自己的路。从早年的民间文艺学，到中期的民俗学，再到晚年的民俗文化学，直至主张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可以视为钟老在中国民俗学发展走势方面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一个缩影。可以这样说，时至今日，钟老已经将自己与中国的民俗学事业紧紧地胶结在了一起。

　　有人常常赞叹钟老等身的著作和他那清朗绝俗的散文，但那远不是钟老的最得意处。翻阅一下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名录，你就会发现，钟老一生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而这些人几乎全部成为当今中国民俗学界的骨干。据钟老回忆，30年代时，他特别想写一部至少三五十年不倒的民俗学专著，他也一直在为资料的搜罗而奔波，但到了后来，他却又有了新的想法，1983年，他在一本书中是这样说的：“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中，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教导！去年我在一个论文集序文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和鲁迅先生谆谆教导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读博士时，钟老已有九五高龄，但是，就是这样，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给我们上课，还是逐字逐句地给我们批改论文。有时断电，他便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爬到六楼，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分钟。有时我也劝钟老：咱们就在家里上课吧！可他从未答应过，因为他想的是让更多的小师弟、小师妹们也能听到博士生的课程。一个小小的书房，怎能装下那么多人？！今年北师大召开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讨论会，会上，外地代表专程看望了住院的钟老。钟老看到这么多学术骨干来看他，高兴得连连说：“今天是我入院百天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从事民俗事业八十年来最高兴的一天”。在钟老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子女是我们肉体的继承人，学生是精神的继承人。我觉得精神的继承人甚至比肉体的继承人更加重要。为着培养精神的继承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完全值得的。”

　　是的，在我的眼中，看到桃李满天下，才是钟老最最快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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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苑利，男，1958年1月22日生，汉族，吉林长春人，民俗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研究员 ，北方室副主任 ，萨满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副主任。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秘书长兼学术部部长。主要代表作有《韩民族文化源流》等。

责编：郭翠潇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