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间观念与时间制度多样化的国度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15日 01:05)

周  星

（爱知大学 教授）

导  言

“时间”通常会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物理现象，似乎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同质”性的存在。然而，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和分析已经揭示出时间同时还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里，往往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时间框架”（制度）和“时间观念”，甚至在有的社会与文化里，还可能出现多种时间观念与制度并存的局面。可以说，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在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方面，都非常明显地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国家。

一、             阴历、阳历的并行和少数民族历法

在中国古代，人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按照自然节律和农业生产周期而安排的时间框架之中的。这个时间框架集中地表现为古代的历法。历法是人们在解释自然天象，编制有秩序的日常生活，以及记录时间的社会与生产实践中逐步发明和发展起来的，它可被理解为是对于时间的一种文化设置。历法在中国历史上的起源很早[1]，先是自然“物候历”，再是初步为中国历法定型的“夏历”，接着，又有“阴历”和“阳历”（亦即所谓“公历”、“西历”、“官历”）等，在一部中国文明史中，历法的进步和成熟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历法的种类很多，大体可区分为以月亮盈亏为基准的“太阴历”和以太阳周期为基准的“太阳历”。中国现在依然存活着的所谓“阴历”（亦即所谓“旧历”、“农历”、“民历”），由于兼及两者，实为一种阴阳合历，故又叫做“太阳太阴历”。世界各地通用着各种各样的历法，这说明由人类“人为”规定的“时间”并没有普遍性。在不同的历法中，甚至连一年的长度也未必统一，它们所展现的乃是因文化而异的对于“时间”流程的各不相同的理解或设定。

由“历法”所刻度的时间（日历等），远不及“时钟”的时、刻、分、秒来的精确，就是说，历法时间远不及时钟时间那样具备均一性或标准性。“时钟”主要刻度“瞬间”，在一日之内形成循环，历法则是以“日”为单位，试图刻度“一年”的时间，通常它以“太阳年”为周期。中国的“阴历”还特别地对“月亮”分外钟情，它总是努力使得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和月亮的盈亏圆缺相联系，并为每个月设置了两个与农事密切相关的“节气”。

中国在1912年，由孙中山宣布废除了阴历而采用了阳历。但由于幅员广阔，地域性差距大，长期以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故阴历在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里一直没有被真正废除过。正如杨堃教授曾指出的那样，所谓“废历”不废，乃是因为它还有其社会学的意义[2]。他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民众的生活，即便在辛亥革命之后，也还是周期性和农耕性的。直到不久前，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中国文明一直也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现在的中国依然是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而阴历和农耕生活的节气、节律之间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故民众的农耕生活依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它。

这样，就在中国出现了阴历和阳历并行延续的局面。官方、社会上层和城市里通用阳历，而民间、下层民众和广大农村，阴历则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有效。中国眼下实行的乃是阴历和阳历的“双轨制”，这可以从民间或官方出版的各类年历、挂历、台历和万年历的编制中得到很好的说明[3]。据统计，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台湾地区，约有83.6%的家庭备有旧历的历书，有56.3%的家庭在其实际的日常生活里曾经用到过旧历。而在使用过旧历的人们当中，用于农作者为10.6%，用于换算日历、节气者为31.7%，用于推算男女婚配吉凶者为35.8%，用于挑选吉日的为60.3%。大体上类似的情形，也见于香港与澳门。可以说，阴历、阳历的并存共用，乃是中国文化之多样性在历法和时间制度方面最为突出的体现。

作为多种历法并行的国家，不只是阳历和阴历，中国实际上还有各种物候历、各种宗教历法和少数民族独有的很多历法，这意味着在中国存在着非常丰富多样的时间框架的不同传统。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如独龙族，就曾保存有所谓的“物候历”。也就是通过观察自然界里的植物萌芽和生长的状态，来命名某个季节或某月、某日等。伊斯兰教历法，为中国境内很多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所遵循，并依此来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节庆(例如，开斋节等)。此外，像傣族历法、藏族历法所体现的那样，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各自颇为完备的有关历法、节庆和时间观念的文化。至于彝族的十月“太阳历”，虽然目前还存有一些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和汉族的时间框架、时间制度有所不同，确实有其自己的民族特点。

显然，近13亿中国人，事实上并不生活在完全一致和同步的节奏与周期里，中国人的时间感觉彼此间往往也存在着颇为明显的差异。中国虽然也是一个没有国内“时差”的国家，但在生活实践的层面上，由于东西幅员辽阔，甚至还可能会存在类似于“乌鲁木齐时间”那样的“时差”感受。

二、             “拼盘”式的节庆体系

所谓“节庆体系”，主要是指按照时间编排的节日、庆典和仪式。它不是指一个、两个孤单的节日，而是指一组或一群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的节庆或日子。自从中国于20世纪初宣布废除旧历，采用世界通行的阳历之时起，便产生了“春节”和“元旦”，亦即“旧历年”和“阳历新年”的分野。实际上，整个中国的节庆体系也因为两种或多种历法的并行而形成了拼盘式的格局。

当代中国具有“拼盘”结构的节庆体系，大体上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1・传统的节庆体系

传统的节庆体系，主要是指形成于历史之上，并主要是依据阴历、节气等而编排和设计的各种传统的年节、庆典和仪式。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节庆体系在时代潮流和社会巨变的过程中明显地出现了式微的趋向，但在中国，以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和重阳等为代表的传统节庆体系，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依然根深蒂固。

发生和成熟于古代的传统节庆体系，突出地反映了乡土社会里人们的季节感和生活节奏，并和当时、当地人们的历法知识、宗教信仰、宇宙观以及与其农耕的生产和生活世界密切相关。诸如二十四节气、干支纪年、历法和各种以祖先、天地、鬼神等超自然存在为对象的礼拜和祭祀仪式等，都是这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曾把中国的传统节庆体系进一步细分为“农事节日”、“祭祀节日”、“娱乐节日”、“纪念节日”和“祝贺节日”等，并指出它们分别和“神事”、“鬼事”和“人事”的纠葛[4]。总之，中国传统节庆的特点，是和自然节律关系密切，往往伴随着一些农耕礼仪，并具有追求天伦团聚和人伦交际的倾向。

除了全国大范围内基本上一致，亦即普天同庆、城乡共享、“天涯共此时”的节庆之外，传统节庆在中国各地还非常富于地方性特色，这在各地的地方志记述中均有大量证据可寻。例如，在陕西省商州一带，腊月初五被称为“五豆”，它是春节来临前的第一个节庆，旨在提醒大家，新年即将来临。当地俗话说：“过了五豆，糊里糊涂”，“过了腊八，见啥买啥”，“五豆腊八二十三，过年只有七八天”。“五豆”这天早饭，人们要在粥食中煮五种豆子。类似“五豆节”这样的地方性节庆，其实在中国也是非常之多的。

2．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节庆体系

自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经由相继建立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努力，阳历终于成为中国的法定历法，它至少意味着在官方立场上，中国已采用了全世界“通用”以及和“现代化”相关联的时间制度。以阳历的时间序列为基轴，一个世纪来，中国还逐渐形成了由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节庆体系。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由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节庆设置，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具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例如，其中有关“国家”、“现代化”和“革命”等意识形态的因素，便是不能忽视的。像国庆、革命先烈纪念日、国耻纪念日、学生运动日、五四青年节、党的生日、建军节等，分别都对上述意识形态因素做了突出的强调。

其次，大都是以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为背景而予以推行的。由于有些节庆在传统上尚缺乏全民性基础，通常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运作才能实现和逐渐被接受，例如，教师节、植树节和妇女节等。

第三，多少注意到了和“国际”的接轨，诸如国际劳动节、国际妇女节等。

第四，以“法定节日”的形式，从传统节庆体系中汲取一定的资源。例如，对于“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等的承认与接纳。尤其“春节”，设有法定假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由国家或政府主导去推广的节庆体系，其目的主要是在于“移风易俗”和建立国民的认同，就此而言，它们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国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主导节庆的基本方式，是在法定节日放假，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与庆典仪式。例如，涉及元旦和国庆等节庆，依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就对放假等事宜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事实上，政府很容易借助各种现代化媒体和行政手段，来为“法定”的节庆酝酿出全民性的氛围。

近些年来，中国大陆政府积极推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的形成，就很能说明问题。除了对法定节期的认定（春节、五一和国庆节的法定假期均为3天）之外，政府还将节期前后的周六、周日等法定假日予以“搭桥”式的调整安排，使得整个假期可长达一周之久。笔者认为，这可被看作是以公休节、假日为资源所进行的颇为成功的政府运作。

从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实际历史情形看，确曾有过以“政治挂帅”和意识形态主导的“革命”节庆大幅度膨胀，试图占领所有公共时间资源的时期。对此，我们从“文革”时期刊行的“日历”便可有非常清楚的了解。结果是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不仅被无视，还遭到了严重干扰甚至破坏。现在，这个官方系列或政府“板块”的节庆，和“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倒退和萎缩，并被逐步稳定在一个相对合适的平台之上。

3・外来嵌入的节庆

阳历“元旦”在经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几乎不再被认为是外来的节庆了，但它在中国各地被接受的情形却依然有相当的差异。与此同时，在整个社会日益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下，虽然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鼓励或公开认可，还是陆续有不少“洋节”即外来节庆，开始或已经嵌入进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一定范围内逐渐流行开来的圣诞节、情人节和母亲节等。

圣诞节传入中国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了，开始时，它只是在沿海开放城市，以教会和信徒为中心而传播。在和国外尖锐对抗的“革命”年代或意识形态极端化时期，其“外国”属性本身，就足以使其受到压制乃至于取缔了。但改革开发以后，它又卷土重来，并越来越引起了全社会多方面的关注。改革开放带来了西方文化再次大规模的流入，以圣诞节和情人节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节庆和习俗，自然而然地陆续重现，并在社会公众生活领域中，和传统节庆体系及政府节庆体系形成了彼此消长的组合性关联，目前彼此仍正处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之中。

圣诞节与情人节等的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们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之价值多样化的趋向，但其中基于商业动机而对有关习俗的操作性鼓励也是不宜忽视的。根据笔者的一些调查，圣诞节和情人节及相关习俗在大、中城市里，尤其在与外事或外商机构有关的人群中，在高等院校等接触西方文化的机遇较多的社区中，通常要更为流行一些。同时，由于被看作是重要的商机，很多商业和服务业的从业者们也都不遗余力地渲染“平安夜”和情人节的浪漫氛围。

近20多年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迅速在全社会蔓延开来，至少城市里人们的时间感受还出现了日趋个性化的倾向。人们各自特殊的时间追求变的非常引人注目，像结婚纪念日、生日“派对”之类，还有年轻人对都市流行节律的追逐等，都可以在如此的大背景之下得到理解。对于当事人来说，其生日聚会可能和中秋节、五一“黄金周”同等重要，甚至还要更为重要。这种感受和以前的农耕时代无法相比，在农耕时代的时间框架里虽然也有婚礼和生日之类的设定，但那基本上都是社团或社群性的仪式，而很少是真正具有个人性的仪式。

总体而言，中国的传统节庆富于社会的伦理性，而政府主导的节庆又较多严肃的纪念性，它们大都要求以团体或家庭、家族的方式度过，相比之下较少浪漫性，在功能上也较少能够满足个体的需要。或许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为中国现有的节庆文化体系所或缺的诸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等就被从外部引入，并开始为一部分人们所欣赏和接受了。

三、             社会与文化变迁：两个案例

包括上述阴历、阳历及多种历法并行的局面，以及具有“板块”或拼盘式结构的节庆体系在内，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些年来在时间观念与时间制度层面的急剧变迁，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下面分别举出两个案例，以对此种变迁的情形予以简要的说明。

1．苗区的“手表寨”

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上朗德苗寨，近些年来因为发展了村寨旅游业，逐渐地走上了富裕之路。富裕之后的苗族老乡，几乎都戴上了手表，人手一表，有“手表寨”之称[5]。

苗寨以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按照自然的节律生活。到某个农忙季节，该做什么农活了，村寨里最有农事经验的苗族老大爷就去育种或插秧，大家也就跟着他，学他的样子。这样的人在苗族社区叫做“活路头”，很受人尊敬。可以说，苗族社会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把其时间制度“人格化”了，体现在某个具体的具有人望和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的个人身上了。

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活路头”的职能遭到了弱化，人们开始按照手表的时间安排每天的生活了。开始时，村寨接待旅游团队，必须按照游客的时间去安排社区里的活动，这就需要和旅游团队的时间相配合，村民们也不得不对原先社区的时间框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他们对原先的时间观念和社区生活节奏做了很多改造，以便和戴上手表之后的新的时间体系相互协调。

我们知道，旅游产业具有外来文化和全球化的背景，而手表及其反映的时间观念也不例外。苗族民众通过接受、适应和并置，把不同的时间观念和制度合理地包容进了他们现实的生活安排之中。当然，来自这个苗族社区外部的新时间观念和时间制度的渗透，其实也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途径，例如电视、广播等。由国家支撑的媒体，不仅把各种信息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还通过编制节目表，把一整套时间框架几乎是半强制性地推广到了偏远的基层。显然，这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统一的时间制度，不断地向边远的基层社会伸展其触角的过程。

2．后寨村的时间框架

再举一个汉族社区的例子。近几年，笔者多次带日本大学生去西安郊区户县一个叫后寨村的地方进行民俗学的田野实习，并关注到了社区里的时间问题[6]。

这个村落和中国北方大多数汉族农村差不多，保留了不少按农历规定的周期而运行的岁时节日和农事节令。从人民公社时期到“文革”期间，村民们的劳动时间曾经一度被纳入到了统一管理的对象之中。所谓农闲不闲，要大修农田水利，春节也要过“革命化”的春节。但现在，已经不再有对农民时间的强制性干预了，农村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类似以前的那种节奏。然而，农闲还是不闲，因为社会发生了另外的变化：农闲期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了社区农耕生活中“农忙”和“农闲”相交替的周期性的传统生活节律。

在后寨村的时间框架中，还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时间制度、时间观念和生活节奏。村办的玻璃厂等企业运行需要星期制度、八小时工作制、三班倒等。而为了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工人们却又基本上不休国家法定的公休日，即便周末也经常是处于工作状态。相对于农业生计要高很多的利润，促使乡镇企业高速运转，村里的男女青年对工厂劳动也趋之若骛。于是，他们也就同时被卷入到了由企业时间制度所规定的生活节奏里去了，村民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吃饭的时间、餐制都变了。过去是一天吃两顿饭，早晨9、10点和下午4、5点各吃一顿，晚饭吃不吃是没谱的；现在则和城里人一样，一日三餐。可以说，三餐制其实就是配合企业、学校和机关的时间制度而形成的一种餐制。

另一个重大的导致农民时间观念和时间感觉发生变化的因素，便是学校时间制度的嵌入。由政府支撑的中小学教育体系，现在差不多已经渗透到中国农村的每一户农家了，几乎所有村落都有了小学，几乎所有农户都有孩子上学，几乎每个家庭都尽力配合孩子上学的时间，并为此改变了原先的一些生活习惯。学校运行的是教育部统一制定的学期制度，包括周末双休日、寒暑假、课表、一节课45分钟，在国家法定节日期间如国庆节、五一放假等等。这一整套时间制度相对于农村来说是外来的，其历史也并不很长。不言而喻，伴随着学校教育体制一起渗透进偏远基层社区里的时间制度，带来了很多革命性的冲击。学校完全是按阳历运行的，这跟孩子们的祖父母或父母辈按照农历掐日子、算节气的生活已大不相同。显然，村里的中、小学生比起他们的祖父母或父母辈来，对于星期制和国家法定公休日的感觉，则是要强烈很多的。

后寨村的任何一位普通的主妇，实际上都面临着复杂的生活节奏。她要为在工厂上班的丈夫和在学校里求学的孩子做饭，还得考虑早饭后下田干活，或安排赶集、去庙会和走亲戚。碰上农忙，她就盼望学校和工厂能够放几天假，使他们能够回家帮她做些农活。就是说，她必须应对好几套不同的时间框架，必须使它们之间相互衔接，或在不同的时间框架之间自如地往来穿梭。

四、             “时间就是金钱”

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使得一切都被商业化了，时间也不例外。时间不仅成为赚取利润的基本资源，也是赚取利润的诀窍所在。以某些时间单位为基准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通则。“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资本主义色彩很浓的时间观念，由于改革开放，率先在中国沿海的深圳等城市里作为口号出现。时间就是金钱、就是价值、就是财富，此种现代商业社会的时间观念，眼下已经迅速地在当代中国社会蔓延和普及开来，并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近些年来，在中国各大、中城市中出现的市民家庭雇请“小时工”或“钟点工”的现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步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国民的时间观念也已经和正在持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曾轰动全国，一时成为美谈。所谓“深圳速度”，也就意味着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益和效率。

能够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超越国界的“名言”做出最好注解的，或许正是中央电视台及各个地方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黄金时间”这一用语，在中国的历史很浅，但眼下的使用率却非常之高。由于电视等现代媒体的巨大渗透力，这一用语现在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和此种现代的时间观念有关联的新闻，在当代中国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着。例如，“民工包机回家过年”的新闻[7]。我们如果仔细分析这则新闻，那么，首先可以指出，这些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国民，始终坚持或信守着农历春节“子时”的时间价值最高，除夕应该阖家团圆的观念。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历尽磨难，也要赶回老家过年。但同时，新的时间观念却也与之并行不悖。自从1995年中国第一架民工返乡包机从深圳机场起飞以来，四川、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民工返乡包机的航班数，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一位老家在陕西的民工说：“最主要的是坐飞机速度快，快去快回，春节一过还有个大工程等着开工呢”！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的确生动地反映出进城的农村打工者们的时间价值观念，正在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率的新观念，已经为民工们所接受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近几年，五一和国庆“黄金周”的迅速形成以及“假日经济”的异军突起，就很能说明问题。“黄金周”在2000年成为中国的流行语，这确实与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与此相关，全社会对于假日旅游和黄金周的认识，也正在日益深化。据说，黄金周期间的国民消费已经成为拉动“内需”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因，这自然也是黄金周如此引人关注的理由之一。

四、“时间感觉”的中日差异

到过中国的大多数日本人，都能感到中国的生活节奏比日本舒缓很多。这是因为日本经济发达，彻底实现了都市化，全社会都已进入到高度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生活里“竞争”成了主旋律，每个人都必须勤奋工作。据日本经济企划厅1994年1月的统计，日本人平均年劳动时间达2124个小时，比欧美人平均每年多工作1-2个月，这就产生了“过劳”问题。

但在中国，尤其中国内陆和日本相比较，经济不发达，都市化过程尚未完成。从整个国家看虽说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可还有很多人口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其生活节奏确实较慢。中国人有“午睡”习惯，这可被看作是生活节奏较慢的例证。近些年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城市里，经济空前活跃，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相应地午睡习惯也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睡午觉了。

维持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很多基本秩序，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城市里交通混乱，不守交通规则的人太多；公交车、长途班车、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系统的晚点率太高，全社会不守时的现象也很突出。甚至就连政府公务员，也常常不能信守对于社会公众所承诺的办公时间。

在日本，新干线、地铁、国内和国际航线，甚至就连小地方的站前巴士在内，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系统正点率都非常高。一切都是按照事先精心编制的，已向客人郑重承诺过的时刻表准确无误地运行的。像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还有以破案为主题的电视剧经常会有的情节，是犯罪者为自己精心安排了不在现场的证据，侦探则依据各种时刻表，缜密推理出犯罪者如巧妙利用公共交通系统则完全可能就在现场。如此的小说和电视剧，似乎只有在具有非常精确的时间制度的日本社会的背景之下才能成立。日本全国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由无数张时刻表构成的网络，所有日本人，无论大学教授，还是企业职员，无论政府高官，还是中小学生，都在这个巨大的时间网络里既共享着可靠的公共系统带来的便利，又遵循着各自独有的轨迹或节奏而生活着。

在历史上，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时间感觉（例如，季节感）与生活节奏曾是颇为相近的[8]。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为导向，1872年宣布废除阴历而采用了西历，这既是为了加强国民的统合[9]，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决心脱离东亚文明圈以阴历为基础的时间框架及宇宙观体系。随后，以西历为主，以“精确”和“合理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式时间制度，逐渐地在全日本确立了统治性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在制度层面上也引进和确立了西方式时间制度，但在广大国民中间，还是有很多人不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的时间框架，全社会准确守时和合理主义的时间观念，尚没有完全普及。

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的流动性和竞争性也开始突显出来，这就必然要求有现代时间制度的配合。例如，有关某航空公司班机将不再等待和迁就迟到的乘客，要按时起飞之类的消息，大概就能反映出时代如此的脉动。有关“黄金周”、“休闲”和“假日经济”的社会实践与公众大讨论，也大都可在如此的大背景之下去予以理解。如果读者有兴趣研究一下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黄金周的形成、有关“过劳”和“闲暇”问题的讨论等，将很容易发现其和当前中国社会的很多情形颇有相似雷同之处。

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又处于千变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故由于地域、职业、阶层和城乡差异所形成的在时间观念和时间制度方面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竞争在某些方面则可能超过日本，例如，在初、高中学生的应试教育方面，一些比较研究的数据表明，中国学生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无论在校、在家学习时间，还是课外学习或和家庭教师一起学习的时间，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日本学生[10]。这意味着至少中国城市里的初、高中学生，实际上要比日本同龄的孩子更忙、更辛苦，他们的学校生活和课外生活的节奏也都要快得多。

小  结

伴随着国际化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国民的生活节奏和时间感觉，今后将会持续加速和日益紧迫。中国如果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和在国际上富有竞争力的国家，那就需要像日本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真正建立起严格、缜密和精确的现代时间制度，向时间要效益、要效率。同时，每个国民也都应该只争朝夕地勤奋工作，认真苦干才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讲究“一张一弛”，张弛有道，或许我们也应该珍惜中国社会里时间框架之多样性的价值。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空前激荡的今天，我们也不能漠视“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而应该以人为本，努力避免“过劳”问题的社会化，从而使经济发展真正给全体国民都带来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