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故里香火稀——央视记者走读玄奘路连载七
央视国际 2003年06月25日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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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佛教故事雕塑(加尔各答博物馆) |
我们在2000年5月开始在新德里建立记者站,很快就适应了当地人的生活。我发现在新德里的街头路边小店,顾客们都喜欢用小泥碗喝茶。这种用柴草烧出的赭红色小泥碗,保证了印度奶茶的特有醇香甘甜。早在释迦牟尼生时代,人们已经大量使用这种泥碗。现在的泥碗碎片,完全可以与当年的泥碗碎片拼凑起来,仿佛它们出自同一个模具。在两千多年的风尘岁月里,古朴的泥碗传承了下来,这些泥碗却再也听不到了佛教徒的忘我吟唱了。只有来到偏僻荒凉的鹿野苑、 那烂陀寺时,那些断垣残壁才能证明这里是佛教的故乡。
文化同生物一样,也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当年,法轮初转的鹿野苑如同佛教的脐带,喂养大了佛教,让佛教作为一种思考方式来到了人间。为了自身的繁衍,佛教跨出国界,走到了东亚和南亚,与当地文化结合了起来,最后形成了不同国籍的佛教。这根脐带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慢慢枯萎了。境外佛教却由于吸收了土著文化而依然茁壮茂盛,并且成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一些心存感激的佛教徒千里迢迢从日本、泰国来到印度,在佛教遗址前顶礼膜拜,建造庙宇,似乎要认祖归宗。当地印度人却在一旁好奇地观看,搞不懂他们在这些碎砖烂石面前忙活什么。看到这种情形,我不知道这是印度的悲哀,还是佛教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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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佛像(绢)(印国家博物馆收藏) |
印度有82%的人口是印度教徒,12%的人是穆斯林,其余为锡克教、基督教、耆纳教的教徒。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时,佛教徒还不到20万人,据说现在有300万人。这些人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他们原本是印度教中的低种姓。在印度教中,种姓群体是依据“纯洁”程度而排列的,婆罗门在顶端,低种姓在最下层。仅仅在印度独立之初,一些地方的不可接触者还要系上铃铛,高种姓听到铃声后,就可以回避他们,因为这些不可接触者的影子也会对高种姓的眼睛造成污染。随着印度的城市化,城市和郊区的种姓观念已经淡漠下来,但是偏僻乡村里的种姓歧视依然十分严重。惟一逃避低种姓的方式 是皈依否定等级制度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与其说这些人要皈依佛门,倒不如说这些人在与印度教决裂时,抓住了佛教这根稻草。对于印度人来说,人总该信仰点什么,不然就难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
2002年1月,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有2万贱民皈依了佛教,全印度列表种姓组织联合会主席拉姆·拉吉说,“我们(贱民)只能处在印度教的最底层,我们需要拥有与他人一样的权利,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里。”这种皈依佛教的仪式很简单,只要高颂新佛教创始人安培德卡尔博士写的誓词,再举一下手,就算成了佛教徒。他们所信仰的已经不是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而是安培德卡尔博士在20世纪30年代演绎的“新佛教”。根据安博士的经典著作《佛陀及其教法》,释迦牟尼离家出走并不是因为看到了人生的 苦难,而是由于释迦族与另一个家族因为水资源产生了纠纷。释迦族内部分裂成了文斗派和武斗两派。主张和谈的释迦牟尼处于下风,只好无可奈何地出走。新佛教也相信因果报应,但是只承认现世报,不承认来世报。特别是新佛教主张贫困者可以为改善自己的卑微地位而起来斗争,这一观点很符合现代人的心理。在宗教方面,印度从来就不缺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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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佛像(印国家博物馆) |
当年的释迦牟尼家族也信仰婆罗门教(印度教),释迦牟尼看到人生无常后,放弃了婆罗门教,经过苦思冥想发明了“四谛”与“八道”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考方法来理解这个现实社会,苦难便不再是苦难,清净无为成了最高境界。释迦牟尼也从印度教中吸收了因果报应理论,这就是印度教中的“卡玛”(KARMA) 。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麻烦时,印度人总会耸耸肩说,这是我的“卡玛”,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命该如此”。为了宣扬自己的思想,释迦牟尼四处游说,慢慢组织起了一支教徒队伍,以寺庙为聚会场所,以香火为联络信号,在闭目吟唱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反抗婆罗门教中的等级制度,以及神创造世界的说法。
从公元1世纪的贵霜王朝以后,释迦牟尼也由一位圣贤被提升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神,僧人也不必像当年的释迦牟尼那样出门化缘,而是在寺院里等着人们送来的供品。急功近利的人们用捐赠来代替自我修行,用金钱购买今生来世的平安快乐门票。在金银珠宝的重压下,在礼佛拜塔的繁文缛节过程中,佛教失去了活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印度教却日益壮大,印度教徒认为释迦牟尼只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而已。这意味着佛教失去了清晰的轮廓,再加上向世俗观念的妥协,以及穆斯林入侵对寺庙的破坏,让佛教徒在公元12世纪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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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佛塔复原造型 |
如今,印度教庙、清真寺、锡克教庙和教堂构成了印度的文化风景线,却难以见到一座像样的佛教寺庙。佛教徒们散布在贫瘠角落,自身的贫困也使他们无力建造自己的佛教庙宇,他们只能在家里摆上一个小 神龛,向佛陀像默默祈祷。他们在印度这个宗教大国中真可谓沧海一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反倒衬托出了印度教的巨大活力和包容力。每天早晨或者黄昏,虔诚的印度教徒对着大神吟唱吠陀颂歌,这些梵文诗篇已经流传了3000多年。中国人大概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祖先在3000年前说过什么了,即使有人记得,也是书桌上的学问,已经与生活没有多大关系。
作者简介:
张讴 男 现为中央电视台驻印度首席记者,大众传播学硕士。1982年8月起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曾任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纪录片组组长。代表作有纪录片《两位百岁老人》、《地球村民》等。1991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拍摄了大型纪录片《草原丝绸之路》,1991年参与编导了《香港沧桑》。出版有《世界电视史话》、《流动的旋律》(诗集)、《感情的时间》(诗集),编译有《二十世纪世界女诗人作品选》、《电视符号与电视文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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