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帝与中西文化交流

央视国际 (2005年04月04日 13:59)

　　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但中西文化的交流对古老的中国而言，却有过一段被动而又无奈的历程。封闭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在17--18世纪、即康雍乾时期，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派遣传教士的方式把触角伸向中国的时候，极不情愿地接待了这一不速之客，为“西学东渐”打开了一扇不大的小门。吴伯娅的《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正是以清王朝康熙、雍隆、乾正三帝的对外政策为线索，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之间的实质性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大影响。

　　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历来不乏有力之作，而该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作者截取了中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康雍乾盛世，选择了这一时代最有力度的人物———康雍乾三帝，把他们的思想和政策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放到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进行审视与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康雍乾时期的中国虽貌似太平辉煌，却已经落后于西方，处于中西力量对比易位的前夜。中国于此却茫然无知，实施着封闭式的自我隔离机制。中国何以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轨时刻表现得如此惰性十足？统治者又是基于怎样的文化背景制定其闭关自守的政策？研究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于解读这些历史的症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阅读该书将会使人们获得某些启迪。作者明确指出，康雍乾三帝的思想认识、决策措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孕育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取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受制于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书中就此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关于康雍乾三帝对天主教的认知状况、对传教士的接纳态度以及他们对待西方文化的矛盾心态与对策，也成为该书的浓墨重笔。作者既从康雍乾三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较少中国菲薄夷狄之见，善于学习，肯定了他们不仅接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利用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也从个性对权力的影响和传统文化、祖制家法对个性的制约等方面，分析了康雍乾三帝对西方文化的热衷程度不同，以及由此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他认为，正是康熙对传教士的开明态度，才使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得以硕果累累。其后雍正虽力行禁教，但仍保留有技艺的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乾隆时期，皇帝个人对自然科学的无兴趣，成为西学东渐日趋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促使中西文化交流走向低谷是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的自我延续性，决定了清王朝在对外政策上的固步自封与盲目排外。康雍乾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但是被动的，而且是谨小慎微的，主要局限于宫廷。因而康雍乾时期的“西学东渐”并没有对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震撼及推动作用，其影响力远不如当时由这些传教士带给西方的所谓“中学西传”。

　　历史是一门实证的学科，作者努力挖掘清代档案，广泛收集了中西各类史料，并大量参阅了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相关成果，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细致地分析了康雍乾三帝的心路历程，考察了他们对西方文化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变化的全过程，为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一块可供继续探研的平台。（刘凤云 ）

责编：王卉 　来源：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