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郑和远航与文明的转折

央视国际 (2005年06月20日 10:06)

　　思想者小传

　　周宁1961年生，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199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9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跨文化研究，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1998-2002年往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戏剧系与美国伊利诺依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访问研究。主要著作有《比较戏剧学》、《幻想与真实》、《永远的乌托邦》、《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想象与权力：戏剧意识形态研究》、《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等。

　　一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整整600年前，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中国历史上最难以忘怀的海上远征———郑和七下西洋开始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需要思考600年前发生过什么，它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

　　1405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王景弘率领大明皇朝的船队七下西洋，从江苏太仓刘家河到亚丁湾，泛海九万里。世界大洋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开，上千面帆张起，旌旗招展。中国称雄世界的时候，也称雄海上。

　　郑和七下西洋，从1405年开始。这一年年底，郑和船队自福建五虎门放洋，首至占城，自旧港取西北针路过满剌加向西到苏门答腊，入印度洋，经翠兰屿、锡兰山，继向西北，到小葛兰、科枝、古里返航。船队以大宗宝船为核心，遣分宗船队访问周边地区。1407年6、7月间回国时，带来各国贡使。第二次下洋1407年底启航，航路与第一次基本相同。带去诏谕赍赐，带回珍宝异石、珍禽异兽。

　　第三次出使颇为紧迫。诏书下达的时候，郑和还在海上。这次下洋规模宏大，航路没有多少变化，沿途却访问了更多的地区、国家，政治外交业绩也更辉煌。“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此时明帝国的船队像是常驻海上的“维和部队”。

　　帝国的野心际天极地，第四次下洋的使命在出访印度洋以西的国家。1413年底季风一到，船队启航，大宗船队沿旧航路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腊出航，扇形向西渡往印度洋，访问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向北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剌萨、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默德那。分宗船队历时两年，更多的贡使来华。第五次远航首先是要送那些贡使回家。航路不同，先历西洋诸国，辞还20多国的使节；再通东南诸番，访问渤泥、苏禄、吕宋等国。

　　第六次下洋在1421年1月，使命除例行辞还贡使外，似乎主要是贸易。此时大明国势盛极，数次出洋，从南海到印度洋的势力格局已形成，在满剌加、苏门答腊、古里等地已有帝国的常设机构，“官厂”（仓库）、宣慰司之类。从这些地方，船队分宗远航，西抵南非海岸，甚至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非洲西南的大西洋海岸；向南船队到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去中华绝远”，历时3、4年。高潮时刻到来了，像是最隆重的闭幕典礼。

　　28年七下西洋，在东方千年航海史上，不过是一瞬间，但却将整个东方航海事业推向瞬间的高峰。第七次远航在8年以后。永乐皇帝去世，仁宗登基，诏令停止下洋。直到宣宗即位，想起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才又派郑和出使西洋。此次出洋的航程基本上与第三、四次相同，历时3年。行前在江苏太仓、福建长乐、湄州岛大祭天妃宫，树碑立传。与其像是乞佑来程平安，更像对往事的纪念。1433年，第七次下洋，郑和在古里病逝，副将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的头发、靴帽带回中国。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江苏太仓刘家湾，宝船将永远停泊在那里，在南方温润的港湾里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

　　二

　　郑和七下西洋，长驶远驾，“示中国富强”。如此盛大的远航，却突如其来，悄然而去。它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在郑和的伟大远航中，有人看到辉煌，有人看到辉煌中的荒唐，甚至还有悲凉。

　　探索郑和远航的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它在那个时代突然开始，不如说它在那个时代无端结束。大明帝国的远航突然停止而且永远停止，首先因为它缺乏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一种“挥霍”。200艘大船在世界南方海域编队航行，去的时候，像节日里隆重的游行，带着大量的装备与礼品；回来的时候，像个庞大的杂技团，装满了各种奇禽异兽。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书算手、医士、水手、各类匠人以及民稍人，每次下洋都有两万七八千人随行。宝船、战座船、粮船、水船，船队乘船总在两百艘左右。

　　如此庞大的船队，28年间七下西洋，长驶远驾，去时朝廷要备大量的赍赐品，贡使来朝，又有大量赏赐，这些物品多为陶器、缎匹、纱绢、丝棉、铁货之类的用品。所谓船队充舶而归，大多是香料珍宝之类供皇宫与上流社会玩好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无关。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南京区手工业的匠户锐减达四分之三以上。

　　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可是，盛大的远航，除了“示中国富强”的政治浪漫之外，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强调郑和下洋的贸易实质，可是，当我们了解了朝贡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和贸易品的性质，就不难猜测其荒唐的经济实质。“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郑和七下西洋，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挥霍，在政治上也是不合理的挥霍，甚至有些荒唐。抽空了贸易实质的海上冒险，变成一次又一次空洞虚荣的、炫耀式的巡航。它带着宏大浪漫的政治理想，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宣谕、敕封、市易，将贡使接来又送去，满足帝王建立在无知狂妄之上的虚荣与野心。郑和如果诚实理性，他是痛苦的。

　　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下西洋发生的海禁背景。明朝政府一方面对私商执行海禁，压制了民间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帝国的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将唐代以后兴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贸易变成奢侈性的官方垄断贸易,破坏了500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传统，也破坏了整个世界南方海域的自由贸易体制。辉煌的远航是在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

　　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个荒唐的游戏。航海那些年里，确有许多异邦远国贡使来朝，但他们是“慕义”而来还是“慕利”而来，动机与效果都值得怀疑。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洪武皇帝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

　　以后的事态越来越明显，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一个皇帝诏令的远航，由另一个皇帝诏令停止，对于那个时代，他停止的或许不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是一次浩大的灾难。当年诏令下洋，有条件，如今悉令停止，也有道理。历史中辉煌的背后，可能是残酷，而暗淡中，却有温暖。

　　三

　　中国曾经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郑和远航将这种优势推向瞬间的高峰，然后就突然停止了。实际上，在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亚洲海域之前，中国就已经自己消灭了自己的海上力量。郑和七下西洋，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而此时，西方的海上扩张已经开始，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郑和轰轰烈烈的远航并未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反却寓示着曾经无比辉煌的东方文明称雄天下的时代，行将结束。在郑和的伟大远航中，有人看到辉煌，有人看到辉煌中的荒唐。28年间七下西洋，世界帝国的理想，宏大的规模，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有这些表象，看上去都很辉煌，但是，如果将郑和远航与西方资本主义海上扩张相对照，在明朝海禁的具体历史背景下，仔细分析其挥霍性的政治经济本质，辉煌中就显现出怪诞的荒唐。12至15的4个世纪间，中国曾经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郑和远航以近乎疯狂的形式将这种优势推向瞬间的高峰，然后就突然停止了。实际上，在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亚洲海域之前，中国就已经自己消灭了自己的力量。于是，在荒唐中，我们又看到悲凉。

　　在历史上，郑和远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民间500年蓬勃发展的航海贸易传统被扼杀了，官方组织的畸形的海外扩张空洞而难以为继。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的宝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腐烂。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衰落到连当年宝船的尺度都忘记了。40年后，明宪宗成化皇帝当朝的时候，有人又动起出洋的念头，人们发现皇家档案库中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与此同时，葡萄牙探险已临近高潮。当明朝中期的重臣刘大夏烧毁大明帝国的航海档案时，葡萄牙若昂二世的大臣、科学家与船长们，正在疯狂地四处搜集各种航海资料。

　　远航结束，在永乐大帝以后的一个世纪，明朝成为一个真正轻盈内向的国家，国势减弱，社会松散。远航停止了，也是永远停止了，它为太平洋、印度洋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半个多世纪后绕道远来的西方扩张势力有恃无恐。

　　公元15世纪前半叶，中国势力淡出海洋；后半叶，西方开始向世界扩张。西方真正的大航海时代，在郑和远航结束后才到来。首先是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率领的船队探索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荒芜的西非海岸航行，几十海里或几百海里地向南推进。郑和远航停止的时候，也就是1434年，他们才绕过博哈多尔角，10年以后才到达佛得角。1488年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舰队来到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发现“好望角”，又过了10年，达·伽马的船队终于绕过非洲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也就是郑和当年一再访问的古里。

　　达·伽马发现了东航路，哥伦布发现了西航路。而他们远航的动机，最初都是要寻找天堂般的“大汗的国土”。哥伦布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知道富饶的中国，听一位佛罗伦萨人说整个东方都叫印度，最富有的是中国，庙宇宫殿都是用金砖金瓦建成的；地球是圆的，一直向西就会到达东方，在里斯本与刺桐港（泉州）行在城（杭州）之间，只有一片2550海里宽的洋面。

　　1492年，哥伦布装备了三艘宜于此次航向之帆船，备足粮秣，募足水手，带着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室盖着金印的国书，从帕洛斯港起航，向西航行去寻找“大汗的国土”。为了寻找天堂般的中国，哥伦布开始了那次划时代的远航。两个月以后，他们终于登上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岛。哥伦布以为自己抵达了印度，他至死都坚信如此。他称新大陆为“印度”，当地居民为“印度人”，认定古巴岛就是日本。在10月21日日记中，哥伦布说：“臣仍决心抵达大陆，抵达行在城，把陛下之诏书面呈大可汗，再将大可汗之复诏转呈二位陛下。”西方人为了发现印度航路，发现了新大陆；为了发现中国，发现了世界。

　　四

　　公元15世纪是全球历史上关键的一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势力淡出海洋；后半叶，西方开始向世界扩张。决定未来命运的、双方不可避免的遭遇与冲突，即将开始。历史的意义不是重温往昔的辉煌，而是反思曾经的辉煌是如何消失的，那些灾难性的转机在哪里。

　　公元15世纪，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扩张成海上帝国。世纪前半叶，大明帝国的远航停止；世纪后半叶，伊比利亚航海发现新大陆与印度航路。郑和下西洋，在中国与整个东方历史上，都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东方由盛及衰：东方的开放扩张的时代结束了，退守与失败开始，甚至东方也开始西方化。

　　1500年成为全球文明的起点，根据在于15世纪最后10年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件事。葡萄牙建立了从西非海岸到印度洋的贸易、殖民体系，将海上帝国的边际伸展到中国海岸。西班牙征服了中南美洲与菲律宾，其地跨欧、美、亚三大洲的殖民帝国的势力同样影响到中国。西方大航海也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公元15世纪前半叶世界史上郑和辉煌的远航，其庞大的规模与微小的收获，与同一世纪后半叶来自世界另一端的远航，其微小的规模与庞大的收获，形成鲜明的对照。郑和在古里逝世整整65年后，一支葡萄牙舰队来到卡利卡特，它就是万邦际会的古里。当年在古里港见过大明帝国船队的年轻人，如今已经衰老。如果他长寿，他会感到失望。世界上并非所有的远方来客都是善意的、彬彬有礼的，慷慨豪爽地送大量的礼物给他们的国王。葡萄牙舰队很快就从拒纳贸易税并绑架人质发展到大炮攻城。他们在权力真空的世界南方海域，开创了一种“炮舰秩序”。这种“炮舰秩序”，创造了葡萄牙海上帝国、西班牙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最后是美利坚帝国，600年后，巡航在郑和船队去后的海域上的，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中国在厉行海禁。郑和远航也不过20多年，海禁却200年，扼杀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的生机。这是中国的灾难，西方的机会。中国退出外洋在亚洲海域留下的真空，让西方人长驱直入。1567年开海，重出外洋的中国海商与移民，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明朝政府禁海、剿海、开海，民间海商变成海盗，海盗归位海商，海商又成为海盗，直到郑芝龙受招抚，中国内陆政治军事力量被迫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合，中国海商才摆脱大陆朝廷的追剿，完成集团化、集权化过程。在郑和之后200年，郑和下洋停止后中国失去的海上优势曾被郑芝龙开创的“海上武装贸易王国”挽回，此时中国还有机会参与世界海洋的竞逐。郑成功反清复明，动员海上力量对抗满清内陆皇权，在与内陆不断的战事中牵制与消耗了中国的海上力量。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五

　　谁控制海洋，谁赢得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最终也失去家乡。纪念郑和下西洋，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语境中，反思现代国家竞逐富强的经验与教训。

　　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语境，是世界现代化历程中国家竞逐富强的经验与教训。赢得海洋将赢得世界；失去海洋也将失去家乡！中国在清代康乾年间再次退出外洋，100多年后鸦片战争的结局，此时已经注定。坚船利炮才能赢得海上，赢得海上才能赢得世界，这番道理，要到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之后，国人才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国皇帝不开始禁海限船，中国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称雄海上，也不至于500年后花巨额银两买西洋“夷狄”的铁甲舰又被东洋“倭寇”击沉，把台湾再次割让掉。如果300年前中国不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冲突中消灭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郑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师收复台湾后在郑氏武装海上集团的基础上发展海上力量，开拓海外贸易，中国就不可能以陆地简陋笨拙的炮台面对英国海军舰艇的攻击，输掉可耻的鸦片战争。

　　1904年，郑和下西洋500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首开中西航海与现代化比较研究的视野。梁公提请国人重新记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其中有骄傲，也有悲愤：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这是骄傲，然而，还有悲愤：“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

　　郑和七下西洋，在现代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可以同时让中国人感到骄傲与悔恨。骄傲曾经有过的辉煌，悔恨这种辉煌昙花一现。如果没有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大叙事，不论是郑和远航还是葡萄牙扩张，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西方500年间扩张成一种强势的全球文明，追溯其源头，便找到地理大发现这个起点。中国从天朝上国一路堕落，在失败与屈辱中开始现代化历程，文化反思自省，总是在对比西方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这个前提下进行。

　　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寄托着中国人的回忆与想象、失望与希望，寄托着国人的某种自我形象，也寄托着人们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某种想象与期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大叙事中讨论郑和七下西洋，有两种意义：一是郑和远航如何发生，二是郑和远航为什么结束。第一重意义上感受的骄傲是短暂的，在第二重意义上感到的悔恨，却刻骨铭心。

责编：王卉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