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和广西部分地区，出现过一种只在妇女中流行、传承的神秘文字——“女书”。“女书”秀丽娟细，造型奇特，近2000个符码，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书写呈长菱形，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咏。旧时当地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文字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传记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等内容。江永“女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植根甚古、牵涉面甚广的神奇文化现象，它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具有重大研究价值。
这是湘江上的一座小岛——江永县普美村，是近代江永“女书”的发源传承地。江永县准备在这里建一个“女书文化村”，对濒临失传的“女书”进行原生态的抢救保护。
这是江永县的女书传人——94岁的阳焕宜（右）老人。
这是“女书”字符与汉字的对照。
这是绣在丝帕上的“女书”，内容为（从右至左竖读）“祝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生活快乐美满幸福义运娟”。
这是江永普美村里的“女书学堂”。巳故著名女书传人高银仙的嫡孙女胡美月每周利用周末，从5公里外的婆家赶回来，为村里二十多位妇女上课。
江永县为了保护“女书”文化，准备编一部以“女书”为题材的舞蹈。这是创作人员向已故著名的女书传人高银仙的嫡孙媳（右二）学认“女字”。
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和广西部分地区，出现过一种只在妇女中流行、传承的神秘文字。
它秀丽娟细，造型奇特，古意盎然。近2000个符码，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书写呈长菱形，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咏。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蚊形字”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传记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也编译汉文唱本。主人去世后，它们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寥寥少数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
就在“女书”即将随最后几位缠足老妇人一道消失之际，从上世纪末开始，通过一批学者努力，这种罕见的女性字符“密码”终于从偏僻山乡进入世界视野，引起了海内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作为人类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江永“女书”向世人提供了一串深不可测的谜，一团至今仍未拨开的雾。
扑朔迷离的“神秘来客”
关于女书文字的史料记载，至今最早见到的是太平天国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史载太平天国曾过江永北上。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的《花山》条中，有“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的说法。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瑶文歌》序文也记载道：“一九四五年，何君晓南持猺文一纸，云是猺女读物，系得自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余，此固求之数年而不可得者。入手展玩，纸色红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
“女书”文字记录的是江永土话基础上的妇女群体语，一般人认为它属汉文异形字。但它是否属“汉字文化圈”，则有分歧。有人以“女书”有近半数字符是从汉字蜕变而来为据，认定它是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的系统再生文字。反对者则认为，笔画及其组合结构的异同，是判定不同文字之间有无源流关系的直接依据。“女书”与汉字楷书相比，基本笔画不同，笔画结构和语言功能都迥异有别，而且“女书”中遗存的象形字、会意字均与甲骨系文字大相径庭，因此“女书”文字的源头绝非普通汉字。
“女书”究竟源于何时？何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探索勾起人们久远的联想。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在咸丰年间，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定“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还有学者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他们认定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
此外，一些专家考察“女书”流行地区的地理、历史、人口民族成份和民风民俗状况，认为“女书”是受民族融和、移民文化影响的古老瑶族文字。瑶族曾有自已的语言，但是否曾有自己的文字，这正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隐秘的女性话语空间
“女书”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是性别。
目前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如写在纸张上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多插绘花鸟图案，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女书的使用和传承也很特殊，仅限于妇女中流传，老传少，母传女，或由亲密的结拜姊妹教习。
与“女书”相伴相生的，是当地女性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据老人回忆和文献记载，历史上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尤其年轻姑娘之间，盛行结交“老同”（生辰同者或亲密女友间互相结拜），双方家庭为此专门修书，还有结拜仪式。当地妇女定期赶赴女神庙会请求神佑，并借此交流聚唱女书。一年一度的“斗牛节”成为名符其实的“女儿节”，男人出门看斗牛，女人趁机聚集“读纸读扇”，送字传情。闺房女红也多邀友结伴，边做边唱交流技艺。不但婚前“歌堂哭嫁”唱女书，在当地新娘出嫁的仪式上，姐妹们用女字书写“三朝书”作陪嫁贺礼，且当众宣读。足见“女书”在当地妇女生活中的神圣地位。
女书作品中的民间叙事文学也开始引起关注。目前收集到的25件民间叙事诗歌中，最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作有8部。一些专家注意到，女书记载的叙事作品就整体而言，并非女性所独创，但这种民间口头传承进入“女书”后，成了女性心灵世界的投影。作品完全用写实手法自叙自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许多美好意愿在黑暗中化作泡影的悲苦境遇，并请出民间传说中的神灵帮助逢凶化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仅都是个性张扬的“女强人”，强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们极端厌弃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人们普遍认为，“三从”旧道德对女性的规范束缚，“曾经是世界性的倾向”，但儒家道德伦理的影响力为何会在“女书”中被大大削弱？
江永地处湘桂粤边界，当地婚俗十分完整地保留了封建社会汉族旧婚俗的繁褥礼俗，流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受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瑶族女尊男卑观念影响，妇女婚后三天即返回娘家，直到怀孕生子后才正式在夫家居住。这一古老婚俗客观上使得当地新婚少妇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自由享受少女时光，与同村姑娘玩耍，唱习女红。一些人由此设问“不落夫家”这种由对偶婚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时期的婚姻形式，是否反映了母系制对父系制的顽强抗争？当地这种一方面与男性社会隔绝，另一方面内部又特别活跃的“女性社会”的形成，会不会为一种“女性密码”的滋生成长提供丰厚的土壤？
多种文化边缘研究的宝藏
江永“女书”这块独特的文化“化石”，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植根甚古、牵涉面甚广的神奇文化现象，为人类破解自身之谜提供了含量十分丰富的信息。它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大价值。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交叉综合，是将“女书”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
到目前止，国内外围绕世界现存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妇女文字，已出版论著近20种，发表论文150多篇。但不少专家认为，当前“女书”研究存在大量未开发的处女地，已有的研究也亟需从发掘介绍、文字考据进入到历史文化和女性文化阶段。
不少人提出，“女书”何以独在湖南江永及其毗邻一带妇女中流传？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男子如何能容许妇女学习和使用自己不懂的文字？“女书”这种流传范围极狭窄的字符体系，却能在漫长的社会历史中存活，这种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说明了什么？一些学者认为，女书作为一种丰富的民俗文化现象，无疑形成于十分特殊复杂的文化土壤。当地汉瑶杂居，楚风瑶俗交错，古为楚越文化拉锯之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更迭，对女书的考察研究，应更多置入这种多元文化状态背景。
一些学者还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女书”与日本、韩国某些文字现象也有可比性。如日本的“平假名”和韩国的“谚文”，其产生或发展均与女性有关。公元9世纪平安时代，日本把汉字叫作“真名、男手、男文字”，把平假名叫作“假名、女手、女文字”，这与江永一带人们称传统汉字为“男字”一样。韩国的“谚文”也曾被称作“雌文字”，其初创者虽不是女性，但也是靠女性的使用维持和发展起来的。三国妇女与文字的关系以及汉字文化圈里的一些共同文化现象，令人深思。（记者于磊焰明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