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射俑（秦代）：
修复后的铜车马（秦代）：
玉牒（汉代）：
雁鱼灯（汉代）：
彩绘驯马俑（唐代）：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秦朝虽“二世而亡”，却留下极为精美和重要的遗存。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的发掘举世瞩目。上千件兵马俑的出土，再现了秦国军队威武雄壮的宏伟场面，令人叹为观止；文官俑及其“官府机构”的发现，更加令人振奋。
秦建立郡县制帝国，使中国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封建政治向以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政治转变。廓清其历史真相，对于探索中国国家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咸阳塔儿坡、陇县店子、凤翔高庄等墓地的考古资料表明，秦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贵族政治的衰落，统治集团成员由世袭到选贤，地缘组织的出现以及文化上的包容和开放性。这些是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秦汉以后的陵墓制度是考古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古代帝陵考古的主要有，西汉诸陵的调查和杜陵门址、寝殿的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等，大体明确了陵园规制及布局的变化。各地发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已分别进行了墓葬的编年研究，其中既有广州南越王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丰台大葆台燕王、云南晋宁和江川滇王国贵族墓地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样的贵族大墓，又有各级官吏、地主甚至平民的墓葬等，出土了许多精美绝伦而又各具特色的文物珍宝。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了解不同时期社会生活。各地墓葬出土的数千方墓志，补正了文献记载中的许多史实。
2001年在汉西安城桂宫4号建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件玉牒，是我国考古发现的古代帝王封泰山时用的唯一祭天封禅重器，具有极高的价值。1999年，在山东章丘市洛庄村发现汉代陪葬坑和祭祀坑32座，为目前汉代诸侯王陵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一座。陪葬坑和祭祀坑分布于墓葬周围共分3层，反映了埋葬过程中的礼仪活动。乐器坑中发现的6套共计107件编磬，相当于已发现的西汉编磬数量的总和。在此前后，于抚顺市境内发现60余座汉代烽台，横贯东西、绵延分布150公里，为汉武帝时在辽东构筑的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同年，陕西汉阳陵考古勘探和发掘获重大成果。从已发掘的280多座汉代陵陪葬墓中，出土文物5000多件组；发掘出我国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时代最早、级别最高的三出阙建筑遗址。从这里出土的累累白骨证明，以薄徭轻赋、减除苛刑而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生前曾驱使大批带着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陵园达28年之久。
魏晋南北朝虽然处于战乱时期，安徽宣州西晋墓出土的青瓷器、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宁夏固原北周墓出土的鎏金银壶以及四川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石刻造像，足以使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状况留下深刻印象。
2000年12月至2001年7月，对杭州雷峰塔地宫的发掘，弥补了五代十国时期佛塔地宫考古的空白，对研究唐宋时期地宫及舍利埋葬制度、南北方地宫形态结构的差异等问题有重要价值。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现大量珍藏的唐代皇宫遗物，最为令人振奋的是在这里发现了埋藏1000多年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
“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考古研究”列入国家“九五”社科规划后，研究人员对北区243个洞窟进行清理发掘，出土大量经文碎片，已发现有汉文、藏文、回鹘文、梵文、巴斯巴文、回鹘蒙文、叙利亚文等8种文字，其中后3种文字是首次发现，填补了敦煌文献的空白。更弥足珍贵的还有至今国内未曾见过的西夏文《碎金》，及世界孤本《地藏菩萨本原经》经文碎片。今年2月，反映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的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通过了专家组鉴定，为研究汉、唐等朝代历史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佐证。
唐代长安城附近一些太子、公主和其他宗室贵族墓葬的发掘，及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发现，充分表现了赫赫大唐的风貌。西至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青海都兰的热水墓地，东到黑龙江、吉林的渤海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绚丽多彩的文物既反映出各地、各族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又表现了大唐汉文化对这些地方和民族的深刻影响。（记者陶世安本栏照片均由博文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