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到了恭王府，“再往北一点”，柳荫街的柳树开始繁茂起来，坐在树下下棋的大爷们聚精会神，笼中鸟儿也屏息静气，我只好自己挨家查看门牌号，“找多少号啊？”懒洋洋的声音里带着戏谑，我抬头，杨信正靠着19号精致的雕花门框，在正午的太阳下眯缝着眼，脸上的笑意是一种了解的、不乏善意的嘲弄——外地人在胡同里的笨拙摸索。
自己的胡同史
“胡同之于北京人犹如珊瑚礁之于海洋生物。”
进门以后，宽敞的两间屋全是中式家具，端方的太师椅，漆成墨绿色的曲尺柜、朴拙的条案；盖碗茶端上来了，茶气氤氲间，墙上那些出自杨信笔下的胡同风情画蓦地鲜活起来，“一开始是从我记事起的分司厅胡同画起，”从1962年到现在，40年在胡同里住着的岁月“构成了我所有回忆的场景”。60年代初老北京胡同里，那个留着茶壶盖头，愣头愣脑的胖小子，曾蹲在卤煮火烧摊前小大人般地叫掌柜“再盛点热乎的”，曾坐在门墩上捂耳抵抗“卖冰棍儿”的诱惑，曾在李大爷遛鸟时恶意弄脏过鸟雏儿的口，趁张大娘不留神抽她家的竹帘子条去粘老琉璃（老北京话的蜻蜓）。突然运动来了，大字报的流行还得归功于胡同，要是都是高楼，贴着容易，看着可不大方便，梳着冲天辫子的杨信的姐姐也加入早请示晚汇报的行列，“接着的70年代，我的胡同生活是在墙上画批林批孔；是搭砖窑深挖洞建新的防空胡同；是一不留神就碰到的李铁梅唱腔。革命的热情里老的胡同生活趣味并没完全消失：爬上屋顶轰两圈鸽子；在夏夜乘凉的树阴里斗个蛐蛐儿；几个胖小子叠罗汉偷枣儿吃，怕给李大爷发现，连洋剌子（毛毛虫）掉在脖子里也不敢出声。”新的生活隐隐来到，胡同里拉水的大车不来了，公用水管装好了；向阳院56号有了9寸电视，杨婶早早就叫着街坊去看《大西洋底下来的人》；当然，“胡同生活的气味里也渗入明显的时代特征”：杨信们在简陋的乒乓台前用“破光板儿”球拍实践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80年代的胡同青年开始穿喇叭裤，“老人们讽刺：面口袋做的吧？小心，别绊着！”，全民经商和流动人口增加，“把胡同变成了难民营”，大杂院里家家增建小厨房，生活倒是日新月异，平房里开始安土暖气，排队抓票买限量供应的彩电，姑娘们开始用火钳烫头发，杨信结婚时“朋友们找了十辆夏利，把我住的胡同排了个满当当，那是真够排场的。”90年代，在胡同里“最常见的一个字就是拆”，住了一辈子胡同的人们搬到通县或别的郊区，用距离换来了宽敞——对这一族人群来说，一个完全适应的、如鱼得水的生态环境永远地消失了。杨信家的胡同暂时还没被拆，“我们一家还住在四合院里，我分的楼房有两处了，都让它空着，住楼房没感觉呀。”
搜寻老北京
“地道北京人都有点八旗遗风，懒，光知道说不会做。”
前几年的北京胡同里，杨信带着他的照相机、摄像机、小本子奔跑其间，访人无数，为他的“京味绘画”搜集素材。“有段时间，我一听到拆哪条胡同，就急。就特别有紧迫感，我自己对老北京太有感情，不忍心看见那些传统建筑、传统文化、传统的生活方式统统不着痕迹地消失。我想我还可以把他们留在画上，”那个收集门墩的日本老人岩本公夫使杨信感动，“为什么总是外国人先替我们狠心抛弃的东西心疼？他连中文都不太会讲，可他还艰难地奔跑着、寻找着。要是我们北京人行动起来去搜寻那些淹没了的故事，会容易得多。”
地道北京东城人杨信至今仍只去吴裕泰茶庄总部买茶叶喝，他绝对不掺假的京味太易得到老人们的认同。在八大胡同采访，一老人看见相机十分警觉，杨信赶紧着抖他的京腔“咳，咱没事瞎转悠”，多次“瞎转悠”下来，老人终于邀他进自己家吃炸酱面。他在那顿炸酱面里知道了地道炸酱炸一碗要用一小时，要用当年新麦子做的六必居黄酱才够味；还知道了张一元怎样贿赂八大胡同，靠送茶叶铺平了整个南城，张一元也讲究工艺严谨，茶叶一斤包成80小袋，全部摔出去，小包不能有散的。
在东城胡同里，杨信“总藏起手机，去一家小卖店打公用电话”，而且“东扯葫芦西扯瓢”，为的是让那店主——当年为国民党一军官拉包月的洋车夫能说点什么。“洋车那么高，那老人很矮，他跟我说‘拉洋车得脚不沾地似的一溜小跑，所以到现在他也不会走道。洋车周围包白铜活儿，车左右挡泥板和扶手，还有车灯一对，东洋脚铃一个，比铁皮车讲究。”
在什刹海荷花市场里，杨信仔细观察遛鸟族的一切，鸟的种类颜色，鸟笼的好坏评价。“有人养鸟，是为看彩儿，有人则是为听声儿，选的鸟就不同，前者养红绿鹦鹉、碧玉鸟、珍珠鸟，自个儿瞧着眼睛舒坦；后者养画眉、百灵，红靛颏，这种鸟费功夫，每天得赶早儿遛。”
这样才有了第二本彩铅画册《京城老行当》，里面搜罗了老北京意趣横生的街巷风景、世俗万象和行业百态。文字是京韵京腔，图都是单幅故事。杨信说“如果有一天，北京古老的痕迹都消失殆尽，我希望这些画能让人体会到老北京人别有风情的生活画卷以及生活智慧，感受那种古朴和悠闲。”所以杨信奔跑、搜集、不知疲倦地画着，他知道有一天，他的画终于会像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切无法回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