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37年前我10岁时，就读的北京小学从府右街迁至宣武门外的新址。那时北京人少、房少、出了城就是荒郊野地。从学校北望可见到古老斑驳的北京城墙，一道清澈碧绿的护城河静卧其下，河边绿柳如荫。我耐不住寄宿生活的单调与寂寞，常常溜出严守的校门，到护城河中游泳嬉水，时而捞些蝌蚪、鱼虾带回宿舍秘设的“水族馆”，自然界中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那么新奇，我深为朴质无华的自然而陶醉，我渴望着了解存在于其中的无尽奥秘。使我终生难望的是班主任傅老师，她仿佛了解我们的心，允许我们课上做完作业后自由选读课外书，从书中找寻答案，于是我便坠入书的海洋。一次我借到了儒勒·凡尔纳写的神秘岛和海底两万里，我立即被作者在科学基础上撰写的幻想小说所深深吸引，对有些情节竟信以为真。作者成了我最崇拜的人，我努力地学习各种知识，希望能成为他那样了解自然一切奥秘的人。记得在小学一篇以“我的理想”命题的作文中，我第一次选择了遨游于太空、漫步于海底的探险家为我的理想。以后随着思想的成熟，理想与志向都有了很大变化，但如就我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而论，仍不难发现它与我少年时代志趣的关联。就读大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负责筹办学校的珠峰科考成果展览，我潜伏在心底的探险热情又被燃起。大学毕业后我被发往农村插队锻炼，为了实现我的理想，我始终执著地追求着，1974年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我终于调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并光荣地加入到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行列。迄止今天，我已20余次赴青藏高原考察，足迹遍布我国西南、西北的西藏、青海、云南、四川、新疆各地，现在足迹又扩展到广西、海南等我国其他省份，并延伸到美国、日本、法国、委内瑞拉、尼泊尔、泰国、冰岛以及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山地，在世界范围内探索山土植物的奥秘。
说起探险，我认为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我的理解是“探险是指人们为了揭示自然的奥秘而从事的各种有危险的野外工作”，所以我们在探险时为取得成功将尽力避开和减少危险，而决不为寻求刺激而冒险。例如1982—1983年我带领中科院南迦巴瓦峰登山科考队越冬组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考察，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许多江段没有桥过江仅靠峡谷间的一根溜索，为了查明两岸原始热带森林的植物组成、群落结构，我们经常不得不冒着危险攀越溜索过江。有一天我们要到雅鲁藏布江东岸调查，刚下到峡谷半坡，一群在溜索下方岩凹处新定居的野蜂就将我们一名队员的脸盯肿了。这里河宽100余米，溜索架在高离江边几百米的悬崖上，攀渡已十分危险，如果攀越时再遇到野蜂的进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征求当地门巴族老乡的意见，他们说只能在夜间野蜂入巢时才能攀越。对岸的热带雨林以前一直无人进行过实地调查，为了填补这一科学空白，我们最后决定利用夜间攀越溜索。就这样，我们在夜里打着火把，冒着蒙蒙细雨，下到了江边，当我用一根绳子将自己系在架在溜索上的“∧”形木滑向江心时，周围一片漆黑，下面是万丈深渊和轰鸣的急流，使人觉得是在做一场与人世离别的演习，但对岸无穷的自然奥秘在吸引着我，使我忘掉一切危险滑到溜索垂下的最低点然后使尽全力拼命向上攀爬，终于胜利地渡到彼岸。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野外考查时经常发生一些无法预测的危险，如暴雨造成的塌方、滑坡和泥石流，雪崩、毒蛇、猛兽的袭击，毒虫叮咬引发的病害，交通事故以及由于考察队长指挥或队员自己失误造成的危险。我们83年在墨脱考察时，有一次向导爬上山坡时突然与一头野猪在狭路相遇，双方均无准备，野猪见有人阻挡立即扑了过来。向导举枪防卫，但来不及打开保险，说时迟那时快，野猪张开大口便咬，向导用手阻挡，结果野猪把他的头部和臂部咬伤，然后夺路逃去，我们后面的队员一个个被扑倒在地，幸亏这是头母野猪，没有獠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情况虽然很少见，但极其危险，我国不少考察队员都是在这类突发危险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探险精神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民族最宝贵的品质，它激发人们为探求自然界的奥秘不惜牺牲生命，促进了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发展时期，即凭借这种精神，造就了发现美洲、南极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我国的青少年在这方面仍有明显差距。欧美青少年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求新的开拓精神是很值得我国青少年学习的。
近几年来我国曾掀起过几次探险高潮，这是民族觉醒的一种表现，但远未进入成熟阶段。值得推崇的探险应是在进行全面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寻找需要探求的问题，而为探索这种奥秘进行的探险活动。为此我希望有志于探险的青少年们在你们热爱的某一专业中，积累广博精深的知识，明确探险目标，以科学态度，战胜一切艰险而揭示人类尚未知晓的自然奥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作者:李渤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