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族的语言和文字，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在归附唐朝以前，党项族曾一度为吐蕃族所统治，曾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写语言。西夏语言和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与彝、傈僳族、纳西等族同属一种语族。
语言文学
西夏语有它独特的语法结构。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而形容词有时则放在名词之前，有时则置于名词之后。经过国内外学者近八十年的研究，对西夏语言的规律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而制成的。西夏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字体有草、篆、隶、楷等。字体的构成，多采用汉字的会意法，也有和汉字相同的以类相从法，有的则直接借用汉字。西夏文结构和汉字一样，以偏旁、部首组合而成。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宋史》把西夏文字的创造归公于元昊。《辽史》记载为“李绩迁子德明，制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则把西夏文字的发明归功于德明；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则认西夏字是由野利遇乞创造的。
说这三种说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把西夏文字说成是某一个人的创造，这些说法和把汉字的发明归功于仓颉一样，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认为西夏文字是党项族劳动人民在长期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结构创制而成的。元昊称帝时，令野利任荣造番书，不过是把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和推行。西夏文公布以后，汉文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大量的事物表明，不仅劳动人民，就是在统治阶级中，也往往两种文字同时并用，汉文在西夏文化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语言文字学
西夏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并有许多论著。据出土的刊本和写本，西夏人编撰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五音切韵〉等有关语言文字的著作多种。〈音同〉刊印于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成书的时间则可能还要早些。收集六千一百多字。它仿〈切韵〉的分类，以每个字第一个子音的次序排列。子音又分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牙音、喉音等九类。每一类中又将含有相同发音系数的字，依次归纳成同一小类，所以在同一类中，只要知道其中某各字的读音，其余各字的音也就可以随之读出。〈文海杂类〉排列方法和〈音同〉按韵排列的方法相似。每字下有三部分注释。一是分析字形，二是解释字义，三为反切注音。〈文海〉残缺很多，今只存有三千字左右，依韵排列，也分字形、字义和字声三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乾佑庚戍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它是一部汉文和西夏文对音的字典。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说，这本书供西夏人学汉文、汉人学西夏文用，以达到互通语言，增进党项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情谊。全书按内容分为天、地、人三大类，每类又分成列，每列四行。右数第一行为西夏字的汉字注音，第二行为西夏本字，第三行为西夏字的汉文意义，第四行则为释意汉字的西夏对音。这部字书，为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此外，又有名为〈杂字〉的书，收集的字分类排列，有天、地、人三大部，以下再分小类，如男子衣服、妇女服饰、树木、蔬菜、草、五谷、西夏姓氏、器具等。解释字义用小字，并注明其汉字，如西夏字“琵琶”下注曰“汉名琵琶”。可能是作为启蒙教育的杂字课本。
由于西夏时期大力推行用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史典籍及佛经，所以西夏文字在一部分党项贵族的影响。西夏灭亡以后，元朝的统治阶级曾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余卷，分施与原西夏统治的主要地区，继续利用佛教来加强对党项民族的统治。考古材料证明，西夏文在个别地方还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河北省保定市近年还出土了晚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字雕写的石经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