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未来巨大的城市化前景，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俞孔坚教授前瞻性地提出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战略。
（一）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
城市之于区域自然山水格局，犹如果实之于生命之树。因此，城市扩展过程中，维护区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一大关键。
面对高速公路及城市盲目扩张造成自然景观基质的破碎化，山脉被无情地切割，河流被任意截断，俞教授提出了严重警告：照此下去，大量物种将不再持续生存下去，自然环境将不再可持续，人类自然也将不再可持续。因此，维护大地景观格局的连续性，维护自然过程的连续性成为区域及景观规划的首要任务之一。
（二）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态环境系统
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道路修筑及水利工程以及农田开垦过程中，毁掉了太多太多独具特色且弥足珍贵、被视为荒滩荒地的乡土植物生境和生物的栖息地。大地景观是一个生命的系统，是一个由多种生境构成的嵌合体，而其生命力就在于其丰富多样性。哪怕是一种无名小草，其对人类未来以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意义可能不亚于大熊猫和红树林。
历史上形成的风景名胜区和划定为国家级省市级自然保护区的地区，固然需要保护———那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国土生态安全的最后防线。但俞教授认为，这些地区只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十几，不足以维护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国土生态系统。而城市中即使达到30％甚至50％的绿地率，由于过于单一的植物种类和过于人工化的绿化方式，尤其因为人们长期以来对引种奇花异木的偏好以及对乡土物种的敌视和审美偏见，其绿地系统的综合生态服务功能并不很强。相反，在被城市建设吞没之前的土地上，存在着一系列年代久远、多样化生物与环境的乡土栖息地。这些地方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和休闲价值，保留这种景观的异质性，对维护城市及国土的生态健康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三）维护恢复河道和海岸的自然形态
河流水系是大地生命的血脉，是大地景观生态的主要基础设施。污染、干旱断流和洪水是目前中国城市河流水系所面临的三大严重问题，而尤以污染最难解决。然而，人们往往把治理的对象瞄准河道本身。
耗巨资进行河道整治，而结果却使欲解决的问题更加严重。犹如一个吃错了药的人体，生命遭受严重损害。这些“错药”包括：水泥护堤衬底，大江南北各大城市水系治理中几乎没有幸免，结果———许多动植物无处安身；截弯取直———事实上，弯曲的水流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利于消减洪水的灾害性和突发，为各种生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境，且尽显自然形态之美。
河流是地球上唯一连续的自然景观元素，也是各种景观元素之间的联结元素。而当所剩无几的水流穿过城市的时候，人们又不惜工本拦河筑坝，以求提高水位、美化城市———此举有许多弊端。城市河流中用以休闲与美化的水不在其多，而在其自然的动人之态。其它对待河流之态度包括盖之、填之和断之，则更不可取。治河之道在于治污，而非改造河道。
（四）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
湿地对城市及居民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如：提供丰富多样的栖息地、调节局部小气候、减缓旱涝灾害、净化环境、满足感知需求并成为精神文化的源泉。
在城市化过程中，因建筑用地的日益扩张，不同类型的湿地面积逐渐变小，在一些地区已经趋于消失。不合理地规划城市，导致湿地斑块之间的连续性下降，湿地水分蒸发蒸腾能力和地下水补充能力受到影响；随着城市垃圾和沉淀物的增加，产生富营养化作用，对其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保护、恢复城市湿地，避免其生态服务功能退化而产生环境污染，对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五）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
带状的农田防护林网是中国大地景观的一大特色，而以“三北”防护林为代表的防护林体系，则是在区域尺度上为国土的生态安全所进行的战略性工程。全国范围内目前已启动了十大生态防护系工程，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俞教授指出，这些国土生态系统工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无论在总体布局、设计、林相结构、树种选择等方面，都忽略了与城市、文化艺术、市民休闲、医疗健康、保健等方面的关系。这些已成熟的防护林体系，往往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被忽视和破坏。一些沿河林带和沿路林带，往往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因河岸整治或道路拓宽而被伐去。一些林网也在由农用地转为城市开发用地过程中被切割或占用，原有防护林网的完整性受到严重损坏。
只要在城市规划和设计过程中稍加注意，保留原有防护林网并纳入城市绿地系统之中是完全可能的。通过逐步丰富原有林带的单一树种结构，使防护林带单一的功能向综合的多功能城市绿地转化。
（六）建立无机动车“绿色”通道
熟悉国际城市发展情况的俞教授说，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是缺乏人性、不适于人居住的，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可持续的。“步行社区”、“自行车城市”已成为国际城市发展的一个标志。社区内部、社区之间、生活与工作场所，以及与休闲娱乐场所之间的步行或非机动车联系，必将成为未来城市的追求。
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似乎并没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启示，而是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效仿西方工业化初期的做法，“快速城市”的理念占据了城市大规模改造的核心。
作为城市发展的长远战略，利用目前城市空间扩展的契机，建立方便生活和工作及休闲的“绿色”步行道及非自行车道网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绿”道网络不是附属于现有车行道路的便道，而是完全脱离车行的安静、安全的“绿色”通道。它与城市的绿地系统、学校、居住区及步行商业街相结合。这样的“绿色”系统的设立，关键在于城市设计过程的把握，它不但可为步行及非机动车使用者提供了一个健康、安全、舒适的步行通道，也可大大改善城市车行系统的压力。同时，鼓励人们弃车从步，走更生态和可持续的道路。
（七）开放专用绿地，完善城市绿地系统
单位制是中国城市形态的一大特征，围墙中的绿地往往只限于本单位人员享用，特别是一些政府大院、大学校园。对此，俞教授有自己的见解：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小农经济影响、大工业社会形态很不发育、对围合及领地的偏爱等原因，形成了开放单位绿地的心理障碍。而现实的安全和管理等考虑也强化了绿地的“单位”意识。但现代的保安技术早已突破围墙和铁丝网的时代。事实上，让公众享用开放绿地的过程，正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和公共意识的过程，在看不见的保安系统监护下，一个开放的绿地可以比封闭的院中绿地更加安全。
（八）“溶解”公园，使其成为城市的绿色基质
公园概念至今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公园设计、建设与管理中。设计者挖空心思，力图设计奇景、异景；建设部门花巨资引种奇花异木，搭建假山、楼台，甚至摆放各种娱乐器械，以此来吸引造访者。公园的管理部门则以卖门票为生，“以园养园”。这实际上是对公园性质的误解，是把公园同娱乐场所、主题公园和旅游点混为一谈。
在现代城市中，公园应是居民日常生产与生活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城市的更新改造和进一步向郊区化扩展，工业化初期的公园形态将被开放的城市绿地所取代。孤立、有边界的公园正在“溶解”，而成为城市内各种性质用地之间以及内部的基质，并以简洁、生态化和开放的绿地形态，渗透到居住区、办公园区、产业园区内，与城郊自然景观基质相融合。这意味着城市公园在地块划分时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绿色块，而就是弥漫于整个城市用地中的绿色液体。
（九）“溶解”城市，保护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有机组成部分
保护高产农田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田园城市模式也将乡村农田作为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在现代中国城市扩张模式以及规划及管理方式上，农田实际上很难在城市用地范围内存在。从总体规划和审批开始，城市就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土地利用单位，凡是进入城市边界的，所有土地便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用地，当然还包括绿地系统。农田则迟早被征用，城市中是不允许有农业用地的。
随着网络技术、现代交通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城市形态也将改变，城乡差别缩小，城市也在“溶解”。大面积的乡村农田将成为城市功能体的“溶液”：高产农田渗透入市区，城市机体延伸入农田之中，农田将与城市的绿地系统相结合，成为城市景观的绿色基质。这不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农副产品，同时提供了良好的休闲和教育场所。
（十）建立乡土植物苗圃
俞教授对这样一种现象持反对态度：不惜工本到乡下和山上挖大树进城。虽然中国大地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乡土植物区系多样，但人们在城市大街上可见的绿化植物品种单调，且往往多来自异地。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城市建设者和开发商普遍酷爱珍奇花木，而鄙视乡土物种；二，缺乏培植当地乡土植物的苗圃系统。改变前者，有赖于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改变后者，则需要前瞻性的物质准备。因此，建立乡土植物苗圃基地，应作为每个城市未来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大战略。
俞教授指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生态基础设施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本质上讲，它是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的基础，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是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这需要城市决策者提前50年—100年进行规划和投资。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前瞻性，更需要突破城市规划的既定边界。
此外，建设生态城市不能急功近利。目前，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和城市建设决策者，只是忙于应付迫在眉睫的房前屋后的环境恶化问题和街头巷尾的交通拥堵问题。应研究长远的大决策、大战略，哪怕是牺牲眼前或局部的利益来换取更持久和全局性的主动。因为只有这样，规划师才有他的尊严，城市建设和管理者才有其从容不迫，城市的使用者才有其长久的安宁和健康。(铁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