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写下了《狂人日记》
难得一个无风的午后，我一路询问，止步在南半截胡同的7号门前。仅仅几十米之外便是扩建后车来人往的菜市口大街。
这里曾经是绍兴会馆的旧址，鲁迅的故居之一，现在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82岁的王老太在绍兴会馆里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她不是绍兴人，但年轻的时候给绍兴会馆在南岗子的墓地守过墓，解放后跟随丈夫和公婆一起搬进了南半截胡同的7号。
王老太至今还记得当年一迈进大门便迎面瞧见一株大槐树，三座大四合院干干净净豁豁亮亮的。后来就总有人上院子里来拍电影，穿起长袍大褂走来走去，很是热闹。眼见着住进来的人家越来越多，原本是一片草地的后院盖起5间房子；地震那年家家又在院里盖起小房，除了走路所有的空间都被占据了，四合院被填得满满当当，自然也就再没来过拍电影的。
当年的老住户搬走的搬走、去世的去世，留下的把加盖的小厨房出租给外地打工的，一个月赚上200块钱的房租，就这样原先不到十户的人家不知不觉中增加到了四十几户。院里的人们在绍兴会馆与南半截胡同7号之间似乎更认可后者。
鲁迅当年在《<呐喊>自序》中曾对绍兴会馆有这样的描述：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他蛰居于此写下了小说《狂人日记》、《孔已己》和《药》。
安徽会馆重新修复了戏楼
你找到后孙公园胡同3号，就能体会到北京的胡同是怎样的柔肠百转。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兄弟在清初学者孙承泽的别墅故址上兴建同乡会馆。会馆内议事大厅、休闲场所、戏楼、馆舍、花园一应俱全，占地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可眼前的一切让人难以想象规模宏大的安徽会馆会蜗居于此。
敲开一扇铁皮的侧门，看馆人穆师傅带我们参观了如今闲置一旁的安徽会馆。4年前，宣武区文化委员会从一家工厂手里买回了部分会馆的土地，重新修复了神楼、戏楼和集会的文聚堂，但这仅仅只占原来面积的九分之一，大部分地方仍被居民的住房所占。
站在透进天光的戏楼舞台上，我突然想起了电影《霸王别姬》里的一幕：空荡的坐席，无可奈何的别离。想必这里也曾经喧哗热闹过吧！
让旧会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湖广会馆是成功的一家。湖广会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捐出私宅修建了全楚会馆。嘉庆12年（1807年）全楚会馆翻修后更名为湖广会馆，道光年间又加盖了大戏楼，当年的谭鑫培、田桂凤都在此上演过堂会戏。
1987年市政府决定全面整修湖广会馆，经过整整5年的搬迁，修复工程才启动了。工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古建筑配置了声、光、电、暖、消防、排水等现代功能，开辟了戏曲博物馆、京剧演出和餐饮服务项目，耗资2000多万元，做到了自主经营和对文物的合理再利用。可以说这是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创举，当然并不是家家会馆都能够做到的，但至少它显示出北京的会馆也有另外一种命运的可能，安徽会馆就在做着这样一番努力，等待一个再度辉煌的时机。
宣武区是京城会馆的聚集地，有356所
如今研究会馆的人把北京的会馆分成三类，一类是给旅京的同乡和参加会考的士子居住的，一进或四、五进的四合院，大小不拘，全由在京做官的乡人让出自己的私宅而设。另一类以祭祀、集会为主，也供少数同乡中的达官、富商和名人暂住，这类的会馆占地规模很大，而且配有戏楼和花园。第三类是专门用来祭祀和议事的，大部分为行业会馆和会馆的专祠。
清朝以后，朝廷规定内城只准居住旗人，会馆便全部迁往外城了。中原和南方各省的人员进京，经由涿州，再北过卢沟桥入广安门，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就近停居宣南，会馆因此也多集中在这里。乾隆时有一份对北京会馆的最早统计：“采录省郡会馆著者”共182所，其中宣南100所……但它并不包括行业会馆和“非著者”，所以远远不够全面。北京的会馆究竟有多少一直难有定数，有的会馆身兼两职，有的又分主附，还有的另设专祠。据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全市会馆达491所，宣武区占356所。
许多会馆见证了历史风云
1898年9月18日的清晨，康有为在南海会馆里捧着光绪皇帝下达的密诏，神色凝重。皇帝得到秘密消息，十月里在他陪西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朝廷的顽固派就会展开废立皇上、解决新党的行动。康有为与同仁们不得不做出紧急决定：冒险劝说袁世凯以解救皇上，听从皇上催康有为南下的命令以保全火种。
自告奋勇夜访袁世凯的是谭嗣同，然而他错看了这个心怀不轨的大阴谋家。戊戌变法失败后，好友“大刀王五”愿充当保镖护送他出逃，大义凛然的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流血者，故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终日守在浏阳会馆不走，直到最后被捕。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讲会五党合并，在湖广会馆成立了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引来会馆内雷鸣般的掌声，他畅想将来的中华民国一定会成为地球上最优美最文明的国家。
民国以后，每3年一次的会试被取消了，近代旅馆的兴起也逐渐取代了容量有限的旧式会馆。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会馆都上交到当地房管局，由政府统一分配给老百姓居住，而承担起联络同乡、为同乡提供服务与帮助的是各地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
一些会馆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早在50年前，文物局对城内的会馆就做了全面的调查，建立起详细的档案资料以备恢复原貌。但被区政府审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会馆只占总数的极少部分，市政规划在地理上甚至能为它们改变路线；而那些大多数没有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建筑本身也不够完整、缺乏代表性的旧会馆，只有随着胡同的改建拆迁化为废墟，会馆里的居民也盼着早一天能住上楼房，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设施。
从事古建维修的专家们为会馆做了客观的分析：旧会馆的建筑在保温、通风、采光、节能和容纳量上距离现代建筑差距太大，很难加以利用；若重修一平方米古建筑，它的费用是建筑一平方米高级住宅楼的5倍，即使翻修后老百姓也居住不起，而政府无偿分配又负担太重；更重要的是市内有限的土地容积率也不允许这样的做法。
古建筑每3至5年就要进行一次维护，从2000年起，尽管北京市政府每年拨款1.3亿元投入文物保护，仍有顾及不周的地方，当然比起那些国家保护级的文物，旧会馆只有退而求其次了。
现场考证
“会”在古时是用来形容商业集中的名词，有大商就有大会，大会便能形成大城大都。唐末以后，商业发达的地方兴起许多民间组织，它们多以“会”、“社”为名，由当地的富户主持事务，可见“会馆”是先因商而设的馆邑。北京为众都之首，不但是全国的商业中心，更是各地应试生员和待命官员汇集的地方，会馆云集自不必说了，又因进京的士子居住会馆的数量最多也最频繁，“会馆”也就又称作“试馆”。据写于明代的《帝京景物略》一书记载，北京的会馆始于嘉靖、隆庆年间。然而1949年北京民政局的调查显示，在33座明代会馆里，最早的南昌会馆建于永乐年间，它将会馆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年。
名目繁多的各色会馆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风貌，有以省份命名的，多由本省在京任一品大学士的高官创办；有以州、府、县名冠名的，也都是一朝功名加身，恩报故里的游子。(颜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