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与地名
在我们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度里，自然界的植物千姿百态，因而以植物命名的地名俯拾皆是，其中有些物产带上了地名，而有些地名也携带着物产。前者著名的有：党参、石榴、哈密瓜、普洱茶、小站稻、莱阳梨、嘉应子、黄岩蜜橘、天山雪莲等，而后者为数更多。
梅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今天都以观赏为主，古人则多采梅果用作调料，其花有红、白之分，果也有白梅、青梅、杏梅、黄梅之别，味均酸甜。南朝齐时，在今湖北东部析置了一个永兴县，因县境有一座盛产梅子的黄梅山，所以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索性将它改名为黄梅县了。至今，该县江心古寺中还有一株古老的晋梅，系东晋一高僧所植，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旧枝业已枯死，新枝从旧枝中发芽、成长而成为树干，仍然挺拔粗壮，还能开出艳丽耀目的白梅花儿呢。明清时期，这个县的劳动人民在采茶调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地方戏剧，道光年间（1821—1850年）传入邻近的安庆地区，日后逐渐扩及安徽全省和江西等地。由于这种戏目来自湖北黄梅县，人们便将它唤作“黄梅戏”。
今天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山岭，历代为南、北交通要隘，秦汉以来叫大庾岭，为五岭之一。唐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路旁广植梅树，宋代又倡导满山植梅，于是便产生了“梅岭”一名。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改敬州为梅州（今广东梅州市），嘉礻右八年（1063年）又在岭上建筑了梅关。
李果色泽鲜艳，其中有一个果实呈扁圆形、暗紫红色而味道香脆甜美的品种，叫木隽李。因为吃了之后令人如痴如醉，所以也叫醉李。
春秋时代，东南沿海地区吴、越两国的分界处，有一个因盛产这种李果而名叫木隽李的地方（故址在今浙江桐乡市东部或嘉兴市一带）。
公元前496年5月，吴师南征越国，新即位的越王句（gōu，勾）践带兵给予迎头痛击，在木隽李把吴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连吴王阖闾也在这次战争中受伤，回国后就死了。木隽李这个地名，后世不见记载，湮没无闻，以至于它的确切位置在今天什么地方也无从知晓，但今天桐乡市出产的木隽李仍是浙江省优秀名果之一。
生长在我国的桃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很广。在今陕西潼关、河南灵宝一带，商周时代生长着大片的桃树林，因而古时候叫“桃林”；由于此处控扼关东、关西来往的交通要道，所以也叫“桃林塞”。
隋于此置为桃林县，唐天宝元年（742年）改名为灵宝县。北方产桃，南方也产桃，著名的南朝文学家陶渊明，隐居庐山脚下，写下了有名的《桃花源记》。“桃源仙境”到底在哪里？有人说原型在桃林塞，有的说就在庐山脚下，而有的更说在洞庭湖以南的沅江流域，因而早在宋代就新置了一个县，这便是今天的湖南桃源县。
唐代诗人杜牧《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关于诗中“杏花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文人墨客打了1000多年的笔墨官司，大致意见可归纳为两种，一种认为在今山西汾阳县，那里的杏花村至今仍生产著名的汾酒；另一种认为在今安徽贵池县西，向以产酒著名。不过，这首诗作于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那时杜牧正在池州（治今贵池县）刺史任上，所以杏花村在今贵池县西的说法较为合理。
“荔湾渔唱”旧为羊城八景之一，荔湾今为广州市一区。在珠江中，原有一沙洲，南朝宋时因产荔枝，冬夏不凋，遂命名为荔枝洲。唐时渐与陆地靠拢，称“荔枝湾”，简称荔湾。
今湖南长沙市西的湘江中，有一片沙洲，系由江水带来的泥沙经水力运动冲刷而成，西晋永兴年间（304—306年）始见记载。南朝时，因沙洲上盛产橘子而得名橘子洲。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的名句，则使橘子洲名扬天下。
花卉、树木与地名
桂花也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广西桂林与它有着不解之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先，曾开灵渠而越过五岭攻取陆梁地，置为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这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因当地桂木丛生、桂树成林、桂花芬芳而得名，所以唐代诗人曹邺还有“桂林须产千株桂，未解当天影日开；我到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寄阳朔友人》）的诗。至今，广西仍盛产桂树。“桂林郡”一名后来消失了，南朝梁天监六年（507年）新置了桂州，仍以桂树为名，并在大同六年（540年）迁治于今广西桂林市。尽管桂州日后曾改名为始安郡、建陵君、静江府、静江路，治所均在今桂林市不变。明初改置桂林府，作为广西省会前后长达250年，直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省会才迁往南宁。
桂林山水，南宋以来即享有“甲天下”的盛誉，以至于它在今天中国十六名胜中排行第二，“桂”字也成了广西的简称。当然，不独广西盛产桂树，在广东珠江口西侧，北宋有个香山盐场，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划出附近几个县的海中洲岛建立了香山县，因境内五桂山位于热带地区，桂花常开、花草芳香，故名香山。1925年，为纪念伟大的孙中山先生而将它改名为中山县，1983年撤县建市。
芙蓉也是花。四川成都以“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得名。五代时，前蜀、后蜀均定都于此，后蜀国王孟昶在扩建罗城时命令在城墙上遍植芙蓉，九月芙蓉花开，繁花似锦，盛开的花朵把整个城市装扮成一个美丽的大花环，从此成都有了“蓉城”的美称。
在河西走廊的东端，今甘肃武威市东南，西汉时曾设立过一个苍松县，系因县南山上松林参天、森林茂密而苍劲得名。尽管后来曾改名为仓松县、昌松县，作为一个县继续存在着；但唐朝中期废掉这个县后，再也没有恢复，如今武威市的南山，松树已非常罕见了。
江西古称豫章。豫章本义是指大的樟树。西汉置豫章郡，治所设在今南昌市，辖有今江西全省境域。清朝末年，鲁迅的祖父在江西做官，他希望这位长孙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便给小鲁迅取字为“豫才”，意为“豫章之才”。江西中部浙赣铁路与赣江交汇的地方，有个以樟树直接命名的樟树市，是全国有名的“药都”，五代南唐时置为清江县，1988年升格为樟树市，历史上它是赣江中下游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尤其以中药材集散地著名，明清以来享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
福州今天是福建省省会。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福州知州张伯玉通令州城之内家家户户种植榕树，十几年后，绿荫满城，夏天也挨不着太阳的暴晒了。从此，州民广植榕树养成了社会风气，福州也被叫做“榕城”了。现在，福州大街小巷还有不少根须垂挂的古老大榕树，点缀市区，形成了独特的景致。福建南部的海港城市泉州，宋元时代曾为我国第一大外贸港口，五代闽国在扩建子城时环城遍种刺桐树，所以泉州别名“刺桐城”。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般解释为维吾尔语“优美的牧场”之意；但据最近考证，在维吾尔语形成之前的唐宋时期，“乌鲁木齐”一名即见于古和阗塞语文书的记载，意为“柳树林”。乌鲁木齐地处天山北麓，自然条件比周围地区要好，以“柳树林”命名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清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时，就选定乌鲁木齐作为省会。
柳条边是清朝在东北设置的边墙。先用土堆成高、宽各三尺的土堤，然后堤上每隔五尺插植柳条三株，中间用绳子连结起来，形成一条柳条篱笆，篱笆墙外挖了深深的壕沟，是为柳条边。东北是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又盛产人参、鹿茸、貂皮、珍珠等贵重物品，为了阻止汉人前去采挖，早在顺治年间便修建了柳条边（称“旧边”），以威远堡（今辽宁开原县东北）为中心分为东、西两段，东段从威远堡起，往东南延伸到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县）南大东沟，西段从威远堡西南行，直至山海关附近与长城相连，全长1950里，设有兴京、凤凰城、法库、梨树沟等十六、七个边门，因为它把盛京辖区围绕起来，所以也叫盛京边墙。到了康熙初年，又筑了柳条边新边，从威远堡向东北，一直展筑到松花江畔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下游的法特哈地方，全长690里，设有四个边门。新、旧边全长2500多里，结成一条呈“人”字型的边墙。各边门有门卫把守，稽查出入，来往行人必须走边门门洞，不得翻边越壕，否则以违禁论处。直到晚清以后，伴随着闯关东人数的日益增多，东北的膏腴黑土大多垦为耕地，柳条边的作用也就废弃了，如今仅存一些残迹。柳条边既是统治者禁止人们到边外采人参、放牧、打猎的一个柳条篱笆，也是当时国内政区盛京、吉林与直隶、蒙古的分界线，并非国界线。前苏联的御用文人千方百计在柳条边的“边”字上做文章，硬说“边”就是边界，柳条边就是“清帝国的边界”，是“帝国北部疆界的标志”。这种说法是荒唐的，是别有用心的。
植物地名与环境变迁
黄土高原是历史时期自然物件变化最大的地区，主体地域在今陕西、山西二省境内。现在的陕北黄土丘陵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的一个革命老区，原有的自然植被已被破坏殆尽，但历史上的状况并非如此。有人从陕北延安、榆林地区18个市县的地名档案中整理出600多个植物地名，其中以乔木命名的480多个、灌木命名的近40个、草本命名的约100个。就乔木地名来说，有野生树种，也有栽培林木，有表示树木数量的，如一把树、双树台、三杨树庄、四柏树等，也有表示林木年龄及其形态的，如大树梁、大树塘、老林湾、老柳树沟等。植物地名的结构一般是：“植物名称＋黄土地貌名称”，如榆林山、杜木原、杏树梁、松树峰、柏树峁、槐树土焉、梨树土瓜、椿树台畔、枣林坪、核桃树湾、青杨台、柳树滩、榆桃涧、白杨树岔、枣杨河、桐树沟等，鲜明地反映了不同植物适宜生长的生态环境。这600多个地名所反映出的自然树种有榆、山杏、山桃、杨、柳、柏、杜梨、木瓜、椿、冷杉（枞）、桦、黄榆、松等10多种，栽培树种有枣、梨、桑、槐、桐、核桃等，灌木有红柳、酸刺、酸枣、宁条等，草本有白草、芦苇、黄草、艾蒿、地椒等。
这600多个植物地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这一地区某些植物的客观存在及生长状况，呈现出一派由多种树木构成的森林景观，但今天这里已看不到自然状态的森林，是一片草原景象，完全是由于人为的不合理的长期毁林开荒、滥施耕垦所造成的。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大面积地营造人工林、恢复植被，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植物地名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树种的分布特点、分布地貌和分布范围，为今后拟定造林规划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黄土高原状况令人担忧，北京及其以北的围场地区情况也不容乐观。北京西山现在几乎没有原始林木的残存了，但在地名上却保留了它们的影子，如昌平县的五里松林、白杨城、柏峪口沟，门头沟区的东、西胡林、檀木沟、松树、杨树地、榆树湾、椴木沟、杨木林子，海淀区的前、后柳林，房山区的柳林水、杨林水、榆树沟、榆树子、大黑林、八里松、檀港等地名，说明古代这里曾经有过大片的原始森林。而历史记载也证明，西山是盛产木材的地区；但在元、明时代，西山林木被大量砍伐。元代修建大都（今北京市）宫殿、衙署、寺观、房屋等所需大量林木，多半来自西山，有名的《卢沟运筏图》，以生动真实的艺术手法，对此作了极为形象的描绘。人们在图上可以看到从上游流下来的一行行木筏，在桥北的东岸有一处码头，桥南两岸则是巨大的木材转运站，那儿堆积如山的木材，正在用车马装载转运，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明初迁都北京，修建宫殿的大量木材也来自西山，明末朱国桢《涌幢小品》载：“昔成祖重修三殿，有巨木出于卢沟，称之神木”。这些史实，充分显示了元、明两代西山伐木盛况和森林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时至清代，西山的树木就不多了。只有保存至今的这批西山植物地名，仿佛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是林森叶茂之区。现在我们见到的西山林木，多是建国后人工种植的。
木兰围场是清朝皇帝打猎游乐的场所，全称“热河木兰围场”，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里，大体上相当于今河北围场县境域。围场始建于清初，300多年以来，已由原来一个草丰水美、森林茂密、动物繁多的皇家猎场，演变为现在一个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趋于恶劣的沙化地区。其环境退化之迅速，令人触目惊心。
早在唐朝，这里属于契丹人自治的松漠都督府，辽朝时已被皇帝辟为狩猎之地，有“千里松林”之称。到了金代，东部立为松山县。
元朝定都大都后，东部为松州，北部为皇家围猎之所，并筑行宫，叫“围场行宫”。从此，便有“松漠围场”之称。以上地名，都与“松”
有关，可见当时松树在该地植被中所占的比重。在清朝初年，这里是蒙古诸部的游牧地，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蒙古诸部敬献的名义被划定为皇家的禁苑猎场，定名为“木兰围场”，设立七十二围，不久康熙帝又赐名“万树园”，派满蒙八旗驻守。这72围名称，均系蒙古语，其中有十个围名是表示林木分布的，如巴颜木敦（“树特多的地方”）、毕图舍里（“森林茂密之地”）、图们索和图（“灌木丛多的地方”）、鄂尔索和图（“有灌木丛的山”）、巴彦布尔噶苏台（“柳灌丛多的地方”）、扎苏乌里雅苏台（“附近有杨树”）、默尔根乌里雅苏台（“杨树明显的地方”）、威逊格尔（“用桦树皮做的房屋”）、多们（“椴树地”）、爱里色钦（“树旁的河源”），其它如乌梁苏、纳喇苏图、楚克尔苏、海拉苏台等地名，也都分别表示有杨树、松树、杉树、榆树的地方，像毕图舍里、乌梁苏等地名还一直沿用至今。这些蒙语地名充分表明了清初围场的林木茂盛。
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开放木兰围场。禁区打破了，这里成了汉、满、蒙各族人的杂居之地，人们根据森林的面貌用汉语命名了一批地名，如黑林子、长林子、四方林子、三道林子、五道林子、南大林子、干柴林子、箩圈林子、杨树林了、桦树林子、榆树林子、松树沟、松檩沟、柏松沟、杨树沟、榆树沟、榆木沟、桦树沟、梨树沟、柳条沟、黄榆栅沟、梨树甸子、松树梁、松树坑、千松柏、红松洼、扦松沟等，这些地名现在多为围场县（始置于1913年）的行政村或居民点。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清水河流一步过，树木遮天不见日”，“骑马湿透鞋，摔倒草来救；转眼不见人，风吹不见牛，坡地不见土，草铺一条路”。因此，开围初期围场的森林覆盖率至少在60％以上。
围场的森林树木，经晚清、民国、日伪统治阶段和剥削阶级的掠夺破坏及严重的森林火灾，资源逐渐减少，相继形成了一棵松、孤榆树、双榆树、四颗树、六棵桦、七棵树、六十棵杨树这样表示树木稀少的地名。到建国初期，围场的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只有7％左右了。
围场是首都北京绿化带的北部边缘部分，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保证生态良性循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