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洪州琵琶歌，一定要在这样诗情画意的地方。
没有清清溪水的侗寨不叫侗寨。
三位在自然中吟唱的侗族少女。
廊桥·阳光·水。
声音是旅行的灵魂。
乘乌篷船飘在江南的狭窄水道中，若是没有一点吴音相伴，几缕越曲相随，那旅途就跟对着一张雷峰塔的照片一样乏味；在西北的莽原或荒漠中策马扬鞭，马铃、“花儿”或“信天游”都是最好的背景声；坐车颠簸在丝绸之路上，则需要秦腔裂帛般的控诉……一切名声响亮的地方，都有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如果把一次好的旅途比作一部好的电影，优质的“电影原声”是烘托情绪、引人入胜的必要元素，抽去这元素，对着再奇丽的景致也只如看默片一般，减少了许多发生共鸣的机会。
说到西南形胜，广西与云南都是声音最响亮的地方，那恐怕多半因为广西成功包装了“刘三姐”，云南刻意打造了“阿诗玛”，刘三姐热情，阿诗玛浪漫，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勇敢，民歌大发展时代的标志性成就至今影响着人们对这两个地方的虚拟感受。
同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贵州的声音就没有云南和广西响亮。如果说云南和广西已经进入了彩色有声片时代，贵州则仿佛仍处于黑白默片时代。缺少鲜明的声音形象塑造，她的整体形象也就乏善可陈。有关贵州的形象，我们至今印象深刻的倒是小学地理课本里曾经下过一个可怕的结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句话在孩子们听来似乎包含了“气候恶劣、环境糟糕、百姓穷苦”的潜台词。不知道现在的小学地理课本中有没有替贵州摘掉这个“三无”帽子。在两次深入贵州后，我发现这顶帽子实在有点不负责任：贵州山清水秀，风光绝不在云南之下；贵州人的生活细腻祥和，带着少有的桃源气息。教科书的力量真是巨大，我现在还记得有关贵阳多雨而昆明四季如春的气象学成因。如果说贵州在国人的心目中不是一片适宜居住的地方，一半的责任得怪在这顶“三无”的帽子上。
今年10月，我第二次去贵州前，对这里仍然没有太多印象，除了那挂印在各种旅行纪念品上的黄果树瀑布——那是我第一次去贵州时被不懂旅行的主人安排的必游项目，结果是在瀑布前留下了一张看起来像布景的相片。中国有太多的风景被设计固化成了明信片，以方便“到此一游”。如果搞一场名为“到此一游”的行为艺术，我身着条纹毛衣一脸庄严地站在黄果树瀑布前的姿势绝对可以入选。
民歌·现场
第二次去贵州缘于两张刻录CD，一位朋友从贵州带给我，上面用蓝色签字笔写着“侗族大歌”的字样，据说在黎平的一家街边音像店购得。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两张CD转录于哪里，无论如何，必须感谢那位盗版者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民歌听觉经验，正是这经验促使我答应与那位痴迷上侗族歌曲的友人一同踏上前往贵州黎平之路。这条路极其漫长，需要坐飞机到桂林，再从桂林坐8个小时的汽车到黎平。这种复杂的交通经验也是我以前的旅行中从未有过的。8个小时的山路颠簸，即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不免在途中后悔自己的疯狂决定。但是这种后悔只是一闪而过，第二天，闲坐于肇兴洪州的花桥下，听着桥上一对男女用洪州琵琶歌特有的假声细细吟着“哎呀呀……哎呀呀……”，侗寨奇特的温柔气息令人窒息地扑打上心头。那正是贵州特有的声场，细腻、祥和、挚情、恳切，你无法形容那种声音带给你的安详，只能感叹一声：那就是生活的本真。
在黔东南，才知道民歌原来俯拾即是，并不是舞台上伪造的异域风情。有一次，我们在肇兴一个老乡家里吃长桌饭，侗族人待贵客的腌鱼还没有吃惯，人已经被侗族姑娘灌醉———那里的酒规非常霸道，敬酒的姑娘们唱一首歌劝一杯酒，只劝酒不陪饮，那劝酒实际上就是灌酒，酒碗端到你嘴边，躲到哪里都不行。在半醺中，忽见那位50来岁的男主人手中多了一把三弦琵琶，自自然然对着我们用侗语唱了起来。唱完后告诉我们，他唱的是一首《快乐的单身汉》，歌词大意是：单身汉，运气好，壶里常满酒，饭悠悠里长有糯米饭；看见别人孩子一串串，半夜还要起来换尿片，觉也睡不安；我单身人一个，夜晚睡觉，任你打如雷的鼾。我愿永远做个单身汉。说完后继续唱。这时胖胖的女主人端菜进来，旁边一位知情的当地人告诉我，其实老汉唱得比他太太差远了，老汉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老婆才是真正的歌师，年轻时在专业歌队，还进过北京。我们于是央求她唱一首，她看来很不情愿。据说侗族的女人嫁人之后就不再参加姑娘小伙的踩堂会了，需要一心一意地操持家务、务农。那女主人经不起央求，最后唱了一首劝人敬老的歌，果然比老汉嗓音醇厚正宗。侗族的男人看起来比女人自由一些，听说他们踩堂会可以踩到40岁，由那老汉50多年纪还唱《快乐的单身汉》可见一斑。
生活在文字之外
这几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年年上侗族大歌，以至于外界以为所谓侗歌就是多声部大歌一种。其实侗歌的形式非常丰富，至少分为大歌（嘎老）、琵琶歌（嘎琵琶）、礼俗歌（嘎礼乡）、酒歌（嘎告）、踩堂歌（耶堂）、儿歌（嘎腊温）、笛子歌（嘎笛）七种，其他还有牛腿琴歌、去山歌等，礼俗歌中又包括拦路歌、夸赞歌、哭歌等。几乎每一种生活场景中，都存在一种歌的样式。
侗族人对歌的依赖源于他们没有文字。一个生活在文字之外的民族，只能靠歌来传承历史、习俗，这使得他们较少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相对独立地传承了自己的生活样式。侗族人即使接受外来文化也是以音乐的形式接受，譬如说侗族有自己的侗戏，由侗戏的鼻祖吴文彩结合汉族的戏剧在1830年创立，侗戏里的许多故事如《朱砂记》和《二度梅》，根源都在汉族那里，只是人物被置换成了侗族的人物。
文字和文明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在侗寨里，你恐怕要对既有的观念产生怀疑。有文字才算文明吗？没有文字就是野蛮吗？在黔东南那些民风温柔的侗寨里，你实在无法赞同这样的观点。你可能发生的感慨是：基层的生活者也许并不需要文字，需要文字的是统治者。没有文字的侗族人公共文化生活其实非常丰富，每个寨子里都建有公用的戏楼，少则一两个，多则三五个，人均拥有戏楼的比例比城里人人均拥有音乐厅的比例高多了；鼓楼和风雨桥（又称花桥，其实就是廊桥）就更不用说了，是寨寨必有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都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属于侗族人的常态生活范围，比如说鼓楼，每天下午必然聚集着一帮老汉，聊天、下棋、讲古，在堂安，鼓楼边的栏杆上挂着大小芦笙，这里显然经常有歌会；风雨桥是侗族人在田间干活间歇休息的场所，有时也是男女对歌的场所……从公共建筑与文化活动的普及可以看出，侗族人的整个生活形态极富人情味，与大部分缺乏公共建筑的汉族村寨相比，侗族人看起来更懂得生活，他们的社会秩序也更完整。在一些侗寨里，以前遗留下的乡规民约还在，寨老还可以发挥自己权威的力量，处理邻里纠纷，寨中公务，与政治权威相比，这种权威更受当地人重视。
歌师
与寨老相比，歌师在侗寨拥有另一种超然的权威。一个歌王的风光不仅仅在于赛歌时获得桂冠，他还代表整个寨子的光荣与梦想，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与现代都市人钟情于足球运动的光荣与梦想也并无太大差别。如果说歌队如球队，歌师就是教练，或者金牌球员。一个真正的歌王，在获得桂冠的同时将收获无数姑娘的芳心。
能够约略与侗寨歌师的地位相媲美的只有11世纪的游吟诗人，他们在欧洲宫廷里潇洒来去，过着上等人的生活，同时收获无数贵族生活的轶闻趣事，像侗寨歌师一样为历史提供口语的鲜活补充。但是在传承历史这一点上，游吟诗人顶多以一个野史纪录者的身份存在，作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在贵族们的荫庇下生活，得到贵族们的纵容，已经比中国古代乐师的奴隶身份要强多了。侗寨歌师的地位还不止于此，他们在传承历史这一点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们就是侗族的史官，一切传统的继承者、传播者与缔造者。歌师就这样生活在历史与梦想之中，他们拥有一切世人向往的尊荣。
但是这种历史造就的尊荣正在受到商业化的挑战。当砍伐木材的致富途径被禁止后，侗族人为生计，不得不把歌唱事业引向更为商业化的发展方向，在这条路上，歌师们顺理成章成为歌队的代表，他们开始有机会从自足的农耕生活中走出，获得他们的第一份自由职业。然而尊荣这种稀缺的社会地位显然是存在于职业之外的，歌师一旦职业化，他们相对超然的身份将不复存在，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作为历史的独立传承者的身份也将改变。商业化将会怎样改变当地人的生态？很难预料。一个大胆的假设是，如果缺乏保护，用不了多久，歌师这种职业就将消亡。
侗族最稳定的歌师阶层开始面临生存际遇的改变，显示出“默片”时代在贵州毕竟行将结束。那种贵州特有的隐藏在黑白镜头下的静穆语言必然要被炫目的色彩与夸张的言辞代替。在我的黔东南之行中，触目所及，发展的硬道理越来越显著地摆上当地政府的案头。一个个节日在兴办，侗族大歌也越来越频繁地在世人面前露脸。作秀才能生存，这样的全球化生存法则显然与黔东南温柔静谧遗世独立的性情相悖。作为与西藏并列的世界“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十大胜地之一，黔东南目前正靠一些生态组织对游客量的限制保全着这最后一片温柔家园的宁静。生态旅游的概念正在提出，外界善良的保护意愿和当地发展的欲望之间在赛跑，到底哪一方会取胜？我们会不会在发现贵州的声音的同时，失去贵州的声音？
这似乎已经超出了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的思考范围。于是，放弃思索，打开音响，那温柔家园的独特声音再度回旋室内……
有人走上来，问一声：什么歌，这么好听？
（文/子非鱼，本版图片资料提供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