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哪一个城市，由于深厚的历史原因，本身即拥有一种‘精神品质’，能施加无形然而重大的影响于居住、一度居住以至过往的人们的，这就是北京。”赵园先生在《北京：城与人》的开篇说了这样一番话，她的这番话使我产生了一些联想。在这本书中，她原本要谈论的，是“城与人”这个话题，她所要探究的，是城的文化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将如何影响到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我则由此想到，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或曰精神品质，将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出版文化？
北京味儿的味儿
前不久得到一本书，是著名的《浮生六记》。这是自晚清至民国以来备受文人推崇的一本书，曾以各种形式一版再版，林语堂先生还有英译本问世，我手头就保存着不止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典藏插图本”，此书一出，其他版本就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了。出版者为此下了很大功夫，它的装帧设计、版式编排，都在精致秀美中透着一种古朴的味道；用纸也很讲究，是那种古色古香的轻型胶版纸，又称蒙肯纸；更让我惊叹不已的，是书中的插图，编校此书的王稼句先生专门挑选与此书时代比较接近的绘画、版画以及摄影作品作为插图，有二百五十余幅之多。而且，每一幅插图都尽可能地与书中所记相配合，读者可以互相参照和把玩，由此也可见编者之慧心。
在这样一个以读图相标榜的时代，即便是典藏插图本，应该也是见多不怪的。但此书却让我想到另外一些东西。它出自北京出版社，责编是钟情于京城文化的老编辑杨良志先生，这一点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使我们感觉到城市气质与出版文化之间微妙而具体的关系。
“味儿”这种东西很难说，它是在人与城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又是自金以来近千年的都城，尤其是明清两代的造就，使得北京这座城市散发着独特的味道。它对出版文化的影响，主要的倒不在题材的选择，不在于是否“写北京”，而是出版物自身所体现的能够代表文化古都审美趣味和审美态度的精神气质。我举《浮生六记》的例子，就是因为，它所传达的信息远远不止书中所讲述的那些故事，更重要的还有，它使我们感到，北京以其文化的温厚蕴藉，给了这本书许多它所没有的东西，比如它的超凡脱俗。这样的书我们在北京的出版物中轻易就可以找到很多种，像陈师曾的《北京风俗》，陈志农的《旧京百影》，汪尧民的《古都旧景》，金受申的《北京的传说》，这些书都显示了北京的城市气质对于出版者的文化选择与审美选择的干预。不是因为这些书都和北京的文化历史有关，而是它们显示了一种北京才有的气度和精神。
旧北京与新北京
固然，北京是座古城，它的精神气质包含了很多历史性的审美积淀，但它同时又是一座新城，每一天都发生着新的变化，吸收着新的养分；它曾经是一座古都，1949年以后，这里是新中国的政治中心，但它还包容了一个相对完整和自足的市民社会；北京还是一座文化城市，旧文人，新文人，都被这座城市所塑造同时又施加影响于这座城市，但它也是一座政治城市、革命城市，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里。所以仍然为当今的读书人心向往之。而清王朝覆灭之后，宫廷艺术、贵族文化流入民间，对于造就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面貌也是有贡献的。北京人的优雅趣味和文化消费心态，很多就来自贵族文化的民间化。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在提高了北京市民的文化素质的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文化价值意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再次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北平旧有的文化机关和知识分子、由解放区迁移进京的文化机关和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尤其是上海）抽调的文化机关和知识分子，三路大军会师北京，使北京真正成为“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一座城市必然要寻找可以感应它的召唤的出版者，创造自己独有的出版文化。而出版文化也在一定意义上滋养了、呈现了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性格。学术性、思想性、专业性，是北京出版文化最突出的特点，而精致、优雅、书卷气则是它的内在气质与审美趣味。1949年以后，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以及三联书店等上海出版业的重要角色相继迁往北京，发展至今，北京所拥有的出版社已经占到全国出版社总数的一半。这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三家老店，作为北京出版文化之城的建造者，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等等，都是功不可没的。一座城市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它的出版文化的精神面貌，而出版也时时塑造着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这也可以看作是，这座城市与出版者缔结的一种精神契约。其实，任何打算给一座城市或一种文化规定其本质特征的企图，都必须准备承担片面性的风险。一座城市固然有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但这种气质也只是存在于人们的不同描述之中，这些描述是非常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而时间的流逝，往往也成为城市气质中此消彼长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我们总是能从一些书中嗅到北京出版文化的新的气息，它们的身后是新一代的出版人和出版观念。我们只要看看这些年来北京这座城市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没有理由怀疑出版文化的新的气息的真实性。新一代出版人要和这座城市缔结新的契约，这是迟早的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这一点。最近我发现，连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一些老牌大社，也改变了经营方略，向着流行和时尚的方向悄悄地移动，而一些新崛起的出版社和出版公司，也千方百计要在北京出版文化的大背景下上演自己的作品。这些都预示着，在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北京的出版业面临着新的挑战，也蕴涵着新的机遇。但它不会变得面目全非，不会变成另外一座城市，它的城墙没了，它的四合院也快没有了，但是，它的文化底蕴和根基不会随着推土机的轰鸣而烟消云散，它还会活在每个老北京和新北京人的心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的大树。这是北京出版文化的希望所在。说，北京的文化特征其实包含了至少三个方面，即王官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文化表征，而且，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这样看来，上面谈到北京城市气质的时候，如果只强调它的传统的一面，那么，就将它简单化、单纯化了。有人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来概括“京味儿”：⑴乡土味，即北京城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习俗；⑵传统味，古都文化的积淀和老北京人的人格、心理；⑶市井味，北京下层市民的生活状态、品格气质。这种概括或许也是有失完整和准确的。文化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城市与出版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迁流。老舍笔下的“北京文化”，其实是北京的胡同文化，而王朔笔下的“北京文化”，则是北京的大院文化。所以说，北京的城市气质或精神品质，应该是以其内在的包容性、差异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作为条件的，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变动，当代社会更为剧烈、更为戏剧性的文化重构，都使得我们不得不以弹性尺度对待“京味儿”这个概念。北京出版人的社会视野我们再来看《以公民的名义》这本书。作者孙春龙是《西安晚报》的记者，书中的主角则是西安一位被尊为“马哥”的出租车司机。作者写他如何自觉地运用法律，维护出租车司机的权益，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出租车司机讨回公道，他也因此成为出租车司机这个弱势群体的“保护神”，并升华为一种精神，一种以平凡而神圣的公民名义命名的精神——马哥精神。从这个角度切入，作者揭示了西安市出租车行业艰难困窘的运营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然而，这本书不是陕西或西安的某家出版社出版的，出版它的，却是北京的中国工人出版社，责任编辑是以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而闻名的郝宏丽。
这样的例子很容易找，仅以我手头现有的一些书为例，像李静主编的《中国问题——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中国工人出版社），像黄树民著《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像凌志军著《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都是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关注并进而探讨中国现实性、前沿性社会问题的论著。这些出版物总是使我想到北京人留给别人的印象，似乎人人都是政治家，都肩负着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重大历史使命，而作为文化人的出版工作者在这方面似乎就更加敏感，更加显得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我以为是很少见的，我们出差到外地，常常听到人们以嘲讽的口吻说起北京人在饭桌上谈论政治，有人说，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这种情形将北京和其他城市区别开来，成为它的“气质”或“性格”之一。它规定和影响着北京的出版文化，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这本书可能挣多少钱，而是它在圈子里和社会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政治城市与文化城市
如果说，北京的城市社会和文化生态是围绕着政治权力、官场生活而结构的，那么，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造就了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高度重合。而它的意义还在于，北京因此拥有了不同于任何城市的文化消费群体，这个群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平。实际上，自明清以降，六七百年来，北京一直是读书人最向往的城市。明清时的科举制，自然使京城具有了最强大的聚集、吸收知识分子的功能，即使是在帝制被废除以后，北京仍然以其文化古都和学术中心的特殊地位，及其特殊的人文传统、人文资源、人文环境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生态，吸引聚合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派文人的沙龙和客厅，至今还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理想国”，那种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朋而不党、超脱潇洒的行为态度，以及文化古都温厚蕴藉的历史文化陶冶和名士气的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