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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同学到台上来？
央视国际 2003年09月04日 09:48
编者按：《时间的重量》第一期播出以后，观众反响是十分热闹的。这种热闹，到了制片人客串主持人的陈晓卿那里，就演变成了一种曲折的心路历程（见下文）。原因不消说的了，值得说的是，他既抱定委屈了自己来献身的决心，虽则心事浩渺，还是再一次鼓起勇气，坐进了《时间的重量》第二期演播室（《时间的重量》第二期14集将于2003年9月1日开始播出，敬请到时收看）。古人云，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时间的重量》一共50集，分三批播出，我们都庆幸，此节目的播出量真是拿捏得好，陈晓卿同学的勇气“竭”了，也就止了。
哪位同学到台上来？
■陈晓卿
上学的时候，我属于那种智力充沛，成绩平庸的学生。这类学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上课不老实。尤其在课堂提问的时候，一些老师喜欢的学生总被老师叫起来问问题。那么最幸福的时刻往往就在这时到来了：当他们回答错误，而这道题的答案你又知道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右手高高地、笔直地举起！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你还必须把身体与课桌弄出点儿响亮的关系。
比如有一次，地理老师在黑板上庄严地写了一道填空题：
我国的煤都是
几个同学的答案有的填北京，有的填上海，还有说是海南岛！简直乱来。老师悲痛欲绝地用板擦擦去他们的字迹，转身深情地望着台下：“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到台上来？”
“我！”我高高举起了右手，骄傲地向讲台走去。很明显，我的周围聚集着老师和全班同学赞许和信任的目光。我不轻易举手，但在这种艰难的时刻表达自己的观点无疑是使自己成为公众关注焦点的捷径……
假如我坦白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成为公众人物你一定要说我比较矫情，但不幸这是真的，尤其在N多年后我已经退步成了一个中年人，你知道，中年正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时候，中年人在拥有了许多之后，也丢失了两样东西：一是酒量，二是勇气。当然现在还有更确切的比喻说中年人是易碎品，脆弱之极。所以我不像许多人那么残忍，居然去看罗大佑叔叔的演唱会，看中年人难以掩饰的局促与羞怯。
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而且这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举手。
事情是这样的，今年年初，我所在的《纪录片》栏目正在酝酿改版。领导要求我们在改版后加强栏目的色彩，包括统一的包装、标识以及主持人。到了五月份，栏目正式改版为《见证·纪录者》，新片头，新标识，连新的开播节目——汇聚全国纪录片创作菁英的纪录片集《时间的重量》——都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时，主持人的问题再次摆到了我们面前，可是，居然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当然你知道这也不完全是我们的错，全国好的男主持人的数量比熊猫还要少，稀缺得很。
记不清是第几次商讨主持人的问题了，又到了相持不下的境地。突然，我们的特约总策划康健宁指着我说：“我看就是你来吧。”我一下懵了。在我还没有醒过闷儿来的时候，他显然准备得特别充分。“纪录片栏目的主持人一定是懂纪录片的，找个其他的人来我觉得不合适，况且你长相也不能说是难看到无法接受。是不是？”
我本能地往后缩，嘴上急忙表白不行不行，还是换其他人吧。心里却说，好赖我是个做纪录片的，咱们卖艺不卖身哪！而且现成的例子摆在那儿，比如我哥儿们老毕毕福剑，十年前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艺青，他当年的好几位跟班儿、马仔、小兄弟现在都开始玩儿电影，一不小心就成了“第N代导演”。没想到老毕前几年冷不丁地出现在一个叫《梦想剧场》的栏目里，言不由衷地在那儿傻笑，简直就回到了20多年前他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山东快书的水平。眼瞅着电视台多了一个一般化的主持人，咱们却少了一个大师级的导演，比起从前拿着执导筒的英俊潇洒，他现在的样子真让俺痛心啊！
“我知道你有点儿瞧不上‘坐台’这件事，” 我们的领导、也是我们栏目的监制魏斌同志简直是一眼看穿了我心里的小九九，让人不得不感叹“一级干部一级水平”。他说：“我想你出镜的定位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是一个创作的参与者在说你们拍摄的背景和故事。这与纯粹的靠器官吃饭的主持人是有本质区别的。”魏斌魏大爷先前也是做纪录片的，现在成了央视好几个纪录片栏目的决策者。他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讲道理，他能把一个行政命令用商量的口气掰开了、揉碎了解释给你听，让我们做部下的拼命干活的同时，还洋溢由衷的幸福感，心说遇到这样的领导，咱们得少走多少弯路啊！简单说，那天开会魏大爷一通分析之后，我深深地感到，如果再推三阻四就简直有点故作姿态、不识抬举甚至撒娇了。我这儿都通不过。
就这样，尽管我从来没有当过主持人，尽管许多主持人还健在，我，坐到了镜头的前面。
但不久我就有点后悔。因为在此之前，我委婉地向我一个好朋友透露了此事，不料他立刻用无限同情的神情摇了摇头，然后缓缓地和我商量：“以后别跟别人说我认识你，行么？”这么说来，这事儿还真的有点儿恐怖。所以，为了尽可能缩小影响，录像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准确的说，录制现场就在办公室，摄像是我徒弟，化妆是我们栏目家属……而且录像时室内不得超过3个人，大门紧闭，门口有人站岗。后来一个傻小子闯进来看了看，冒了一句：“这不是穿着衣服呢吗？”——他当是拍少儿不宜的东西了。
但风声还是走漏了。录像当天，王小丫同志就打电话来说，尽管工作挺忙，但她愿意千方百计腾出时间，时间由我定，而且不要酬劳，连盒饭都自己带，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不忍心见我去丢人现眼，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什么意思嘛？倒是李咏同志比较客气，当面说：“给我们留口饭吃好不好？”转头就说：“当制片人真好，想干什么事都行。”真是骂人不带脏字！
节目总算录完了。看着串编完成的磁带，我自己都憋不住笑了。里面那个猪头怎么会是我呢？而且都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所以到了播出之前，我心里有点儿打鼓，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好在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开播前主编肖博士还在鼓励我说：一定要挺住。加上我们栏目的播出时间很晚，估计也没有多少人看。但不幸还是发生了，电视的影响太大，连我失去联络30多年的小学同学都通过这个节目和我取得了联系。开播不到两分钟我的手机便成了热线，显然，大家被吓坏了。梁碧波在电话里先是笑了一分钟，然后基本没说什么——如果把脏字儿删掉的话；段锦川开始还像要和我认真探讨栏目包装问题，但不出30秒他就绷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电话里我几乎能看到他的满嘴黑牙；杨小肃是在喝夜酒的时候看到节目的,电话里他想和我确认他是不是喝高了……真怪，这些人怎么都不睡觉呢？
短信也是五花八门，第二天早上一查，将近一百条：比如“他们用枪逼你干的吧？”“哥儿们缺钱告诉一声啊！”“为老不尊！”“陈老师我很痛心。”“士可杀不可辱！”“西装在哪个摊儿上买的？”等等，最短的只有一个字——“呸！” 简直是考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那几天我就像个犯了错误的失足青年，走路都溜边，生怕见了熟人。还是魏大爷会解人心宽：“批评意见多，起码说明大家关注这个栏目了，更何况表扬的信件更多呢？”看看，领导就是不一样。不过他也谈了一点意见，不，他的词儿叫“希望”，而且特别委婉：“下次录像，你要是能穿自己的衣裳可能会更好一点……”我晕！！！
惟一让我欣慰的是，改版后的节目收视率比原先有了提高，当然这里有节目本身质量提高的因素，但我拿这个事儿美化一下自己总不算太过分吧。要不然，我不是白受了一场惊吓了？
经过了这一次出镜历险，我也再不敢看不起主持人这个行当了，要当众把话说利落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起码我是没有这种资质。电视台的主持人就像上讲台回答问题的学生，而出题目的老师就是成千上万的观众，想博得他们的满意，除了有勇气之外，还得要付出很多很多。
对了，还是回到N多年前我举手发言的段子上吧。当时，我骄傲地走上讲台，庄严地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的答案：
我国的煤都是 黑的！
200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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