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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者——汪伪政权秘史》上 12月3日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03日 15:54
（编导：舒心）
在中国抗战舞台上，一个人的出演短暂而醒目：由辉煌于世到不齿民族不过数年。这就是曾写出豪迈心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以“精卫”自励的那个汪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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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10日梁鸿志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毙前 |
这位追随孙中山20年，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开门揖盗，与日寇沆瀣一气，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了超级震荡。脱离重庆政府的汪伪政权在战火里飘摇了不过5年光景，随即瓦解冰销。汪氏一生的抱负转眼即成春梦。
8月13日登陆的日军三个师团在上海近郊遭遇到中国将士的顽强抵抗，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预期。经过军政各方协商，在10月1日由内阁总理、外相、陆相和海相四人共同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宗旨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使事变尽快结束。”
25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召开国防最高会议，针对停战问题进行秘密商议。
会议决定在有利条件下，可考虑接受停战或短期停战。
11月5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接见了肩负具体调停工作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陶德曼转达了日方提交的七个所谓和平条件。对此，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
就在蒋介石与陶德曼会面之际，日军增派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形成夹击之势。12日，上海沦陷。日军继续西犯，直逼南京。战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于11月15日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
12月2日，陶德曼来到南京，再次与蒋介石会面，斡旋和谈事宜。这一回明确表示可以谈,认为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还不是亡国的条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基础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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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汪精卫曾经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转变喜出望外。12月6日，在汉口中央银行，汪精卫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
一个星期之后，南京陷落。日方认为又增添了要价的砝码，他们乘机追加了四项新条件，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该区设立‘特殊机构’，也就是政权”。如此苛刻的亡华条件，根本无视国民政府的存在，公然分裂中国，蒋介石表示“决无接受的余地”。
如此结局让汪精卫颇为失望。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幼年时家境贫寒。1904年，21岁的汪精卫通过考试，取得了广东省公派赴日本学习法学的机会。汪精卫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谈到，他是通过在日本学习宪法，才得知国家和主权在民的观念。
一年后，汪精卫第一次见到了从法国辗转到达日本的孙中山。从那时起，他一直追随在这位革命先驱左右长达20年。
由于孙中山组织的多次起义连告失败，革命一时陷入低潮。1909年汪精卫发起成立一个暗杀团体，准备直接攻击清朝权贵。事情败露后，汪精卫最终被判处永远监禁。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迫于压力决定特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三人得以释放。走出牢房的汪精卫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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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汪精卫 |
有人说，孙中山1925年病逝，是汪精卫生命中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他草拟的孙中山遗嘱，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处处遵奉，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更是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格言，这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赢得极高的政治资本。但这个能干的写手却并没有控制军队的能力，也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
与理性严肃的蒋介石不同，汪精卫给人的感觉要和善许多。
对于纷扰的战事，汪精卫很善于表现出文人的悲悯，这比蒋介石的冷静更容易使人印象深刻。
初期，中日两国在上海交战，汪精卫称“军事上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他还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明爱国之义，尽守土之责”。
但其后中国军队频频受挫。随着战事的深入，他越来越觉得前途暗淡，终于不再提及抵抗，而认定要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谋求和平了。
围绕着汪精卫的主和派的小圈子，在陶德曼调停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1938年初，国民政府委婉拒绝陶德曼调停之后，近卫文磨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达了日本政府有意扶植中国的傀儡政权，以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
1938年初，高宗武经蒋介石批准，来到香港设立“日本问题研究所”，实际负责收集日本情报。6月下旬，他大胆赴日，与敌国军政界进行了正面接触。现有的资料已经证明高宗武擅自赴日，蒋介石之前并不知情。
1938年7月25日，蒋介石约请汪精卫共同讨论高宗武报告。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想到要取代蒋的位置，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利中心的蒋介石不能不顾虑广大抗日军民的民心向背。汪精卫深深感到自己求和的主张难以通过党内决议的办法实现。
此后，他通过高宗武，开始直接与日本人走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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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扶植的三个伪政权的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 |
1938年的10月里，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门户的意见。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
11月20日，筋疲力尽的中方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是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的。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
12月7日，外出的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动推迟。12月9日，蒋介石召集重要人员会议。此时的汪精卫一边担心计划泄露，一边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蒋介石能忽然转变，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着反党叛国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汪精卫终于离开重庆，走出了他人生中最错误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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