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消失与复活》第一集 2月23日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01日 09:57

　　编导：韦大军(探索发现2004-026)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人燕青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直到五十七年后的1986年，这些器物的一部分才得以重见天日。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错肩而过。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他们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三年后，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

　　从1970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上火。

　　敖天照先生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与霍威、李勇宪及20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发掘。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一个巨大的秘密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

　　陈显丹：“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在我们整理时的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被他们挖土的民工抢了，大家把它们哄抢了。”

　　通过考古队的成员向当地百姓的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

　　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

　　陈显丹：“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象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现场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陈显丹：“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

　　赵殿增：“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这个主任，这个陈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门，一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头、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是派人去守了，说赶紧去。”

　　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当人们看到一号坑出土的众多器物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另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迅即赶到。

　　经过七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发掘。

　　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开明九世，开始建造都城成都。在今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以北1公里处，曾经有一座高10米、直径14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遗迹。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使人们和三星堆联系到了一起。三星堆的建造年代比羊子山土台更早。其方向被后人测定为北偏西约45度。引人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也是北偏西45度。而考古者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的方向同样也是北偏西45度。这种方向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妙的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