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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那追寻的冲动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19日 17:05
在《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即将播出的纪录影片《幼童》和近期的演讲中，我们一再提及：“留美幼童”的故事，像一件珍贵瓷器的千百碎片，散落在中国和美国。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因为有一位又一位寻踪者的共同努力，那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被一笔笔勾勒清晰。
其实，历史更善于遗忘。许多真相成了永远的秘密，许多人事只剩下变形的传说。“留美幼童”，这群远说不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故事居然可能活生生重现于今日，不能不说有一份侥幸和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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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朋友特维（Ben Tivey）也是“留美幼童”史料的热心搜寻者，他在和钱钢一同核对公墓里的碑文 |
我们时常被问到，那120名孩子的巨细靡遗的资料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紧接着的另一个疑惑，却连我们也不能完全解释：在美国，在中国，那一个又一个身份不同、处境迥异的寻踪者和史料的珍藏者，和“留美幼童”有什么样的不解之缘呢？
我未能考明，民国初年，那位曾徘徊北京、天津街头的美国牧师亚瑟.罗宾逊（Arthur G. Robinson）的更多背景。当“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幼童”已然凋零之时，罗宾逊却开始追寻他们的故事。2002年，我们在美国见到的第一份资料就是“罗宾逊文件”（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earliest Chinese Sr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罗宾逊逾越传教士的“职务行为”，想撰写史学论文，甚至申请美国的学位；结果，合乎逻辑地被挡在了学术殿堂门外。
可是那“不解之缘”没有断。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拉法吉（Thomas Lafargue）博士又开始搜集“留美幼童”的史料，并意外获得了罗宾逊牧师赠与的资料。1940年，这个40岁的学者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访问硕果仅存的“留美幼童”，回国后写成有关中国“留美幼童”的第一部英文著作《中国最早的一百人》（China’s First Hundred，1942）。书的封面是一幅木刻，一群穿长衫的中国青年，排列方阵，雄赳赳跨越太平洋，前进方向写着两个字：西方。拉法吉用意了然，然而在人类生死存亡之秋，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执著研究却过于“奢侈”了。
此后的三十年，“留美幼童”的故事几乎无人问津。这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位高宗鲁先生。似乎已经熄灭了的搜寻火把于是复燃，并由此继续“接力”传递。
1972年，在当年中国幼童居住过的康涅迪格州，旅美华裔学者高宗鲁先生投书报章，感慨“中国幼童留美”的历史已过去整整百年。他的投书，引来一位老妇人的信。原来老妇人的祖父曾是中国幼童詹天佑的小学校长，她家珍藏着当年詹天佑寄给他们的京张铁路工程摄影集！并非历史学家的高宗鲁先生，从此把数十年人生岁月全部交给了寻踪“留美幼童”的漫漫旅程。那年他40岁，和拉法吉到中国追踪幼童史料时的年龄一样。
就在这年，仿佛是宿命，高宗鲁先生和另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相逢。比他年长的康州历史学会的金女士（Ms.Phyllis Kihn），竟然已经为搜集“留美幼童”的史料默默付出了多年心血。30年后的2002年，70岁的高先生带我们来到康州历史学会时，我们已经不能与养老院里的九十高龄的金女士相见，看到的是满满两大纸盒的“Kihn’s box”（“金的资料盒”）。不识中文的金女士，在半个多世纪里，几乎查遍当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报纸，一笔笔抄录了所有有关中国幼童的资料。
高宗鲁先生和金女士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友谊”（高宗鲁语），是在追寻“留美幼童”史料的共同经历中建立的。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先生认为，高宗鲁为填补中国近代史缺失的一章，完成了三大工作：一，经手接收京张铁路照片等珍贵史料，并将其转交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二，译注刊行了拉法吉的著作《中国最早的一百人》（中文译名《中国幼童留美史》）。三，编译了《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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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鲁先生在寓所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幼童》摄制组的采访 |
《中国幼童留美史》1982年在台北出版，“留美幼童”书信也几乎同时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连载。但在中国大陆，我和许多朋友对此却茫然不知。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听说“留美幼童”的故事--好友姜鸣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曾耗费相当于两个月生活费的百余元人民币，到图书馆复印了《中国幼童留美史》。对于《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和纪录片《幼童》，创作的冲动事实上正是来自姜鸣十多年前绘声绘色的讲述。在这位海军史专家的激励下，1988年我完成《海葬--大清北洋海军成军100年祭》一书，同时开始留意“留美幼童”的史料。然而“留美幼童”的史料久久难觅，直到1994年，我发现我的朋友戴晴有一堆陈年的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我至今记得那个炎热的日子，戴晴和女儿大汗淋漓地把成捆杂志运到我家门口。虽然那捆杂志中，仅有少量“留美幼童”书信。
那种资讯的封闭是后人难以想像的。2001年，我作为访问学人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一天中午，下山到九龙逛书店，被突降的暴雨浇了个湿透。意外的惊喜，却是终于在佐敦集成书店订购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更没有想到，从罗宾逊牧师手中交下来的“接力火把”，戏剧性地传到了我的手上。
我所访问的大学服务中心（今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一盆昙花，某日将“一现”，因此有一个派对。昙花比预计的时间晚开了一个小时，来自美国的蓝梦林女士（Patricia M. Thornton）一边守候一边和我聊天，她问，你去过美国吗？如果有机会，想去美国哪个地方？
我说，想去哈特福德。
她听成了--或想当然地认为我说的是--哈佛大学。
“不，”我说，“我想去哈特福德，康州的首府。”
蓝梦林惊诧地睁大了眼睛。她说那是她的家、她的学院所在的城市。“你为什么--？”
“是因为一个中国人，叫容闳……”
“容，红？女孩子？”
我想起来，容闳以及他所带到美国的幼童，大多数人的姓名都是用粤语发音拼写的。于是我说出“Yung Wing”，这个蓝梦林和哈特福德人所熟悉的名字。
感谢那迟现的昙花！就在这晚，蓝梦林决定向她的学院提出请求，邀请我赴美国访问。而蓝梦林自己，也饶有兴致地加入了史料搜寻者的队伍。她一回美国，就驱车到耶鲁大学参加有关容闳的研讨会，并给我寄来大批资料。我从中第一次看到1875年美国《哈泼斯》周刊上那幅中国老师训斥幼童的木刻画。2002年夏，如同在梦境中，我已经站立在“留美幼童”当年生活过的地方。
蓝梦林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天天早起，驾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和学校，然后开始紧张的教学。可她仍然挤出时间，帮助我四处查寻资料，包括一一核查在哈特福德居住过的中国幼童的住址，并希望让我亲眼见到留美幼童住过的老房子。
那是个星期天，她让丈夫在家陪孩子，带我到哈特福德近郊的新不列颠小镇。为寻找中国幼童住过的房屋，到美国后我四处踏访；时过境迁，一无所获，却心有不甘。我们按图索骥，依据档案资料找到一位幼童住过的一条老街。哦，满眼殖民时代风格的建筑！中国幼童130年前住过的地方！当她缓缓驾车，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开过去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喉口。眼看就要到达我们锁定的门牌号码，旧建筑群“戛然而止”。恰好是在幼童旧居的位置，一座新建的医院巍然矗立。
沮丧之极。我们说了许多互相安慰、激励之类的话，印象最深却是她给我的一个青苹果和一支管状奶酪。我们相互加油：吃，吃饱了，再找！
终于如愿以偿，是在半个月后。帮助我的，是《哈特福德报》的记者史蒂夫（Steve Courtney）和库布鲁克镇历史学会博物馆员鲍布（Robert Grigg）。这又是两位“留美幼童”史料的热心追寻者。他们不但让我看到了“留美幼童”谭耀勋住过的房子，而且还看到了幼童监护人卡琳顿夫人130年前的日记本。
这是什么样的“缘”？
2004年3月13日，我在香港作过一次有关“留美幼童”的演讲。就在会场里，有位香港小姑娘过来对我说，她叫Michelle Wong，在美国念中学。她所在的康州华盛顿镇Gunnery学校，当年曾来过三位中国幼童，一个叫“Lok Wingchuan”（陆永泉），一个叫“Tsai Cunchang”（蔡锦章），还有一个“Ying Fo”（不知是哪一位）。她说，她要做一篇有关这三名幼童的论文。
这又是什么样的“缘”？
除了告诉Michelle ，“Ying Fo”是吴应科（甲午海战的英雄），以及有关陆永泉的一点背景资料，我能给她的帮助不如她给我的更多。她拿来了我从未见过的“留美幼童”陆永泉在耶鲁大学雪菲尔工学院野外测量的照片，还有记录中国幼童生活的动人资料。那个华盛顿镇我没有去过。许多地方我都没有条件去。我知道，还有许多许多有关“留美幼童”的历史碎片尚未被人拾起。书出版了，纪录片就要播放，但对“留美幼童”踪迹的追寻，一个新的热浪似乎刚刚兴起。“接力火把”到了Michelle她们的手上。
在纪录影片《幼童》的结尾，我们写道：
容闳远去了
容闳的幼童，那一百二十个孩子，也早已远去
这是一个百年的传奇
一群孩子的悲欢离合
一个古老国家的命运跌宕
他们是荒原中第一个探路人
是惊涛里最早的远航者
他们欢乐
哭泣
成功
失败
亲历激荡的百年
被遗忘，又被重新发现
“留美幼童”被“重新发现”，是无数人追寻的结果。本文仅仅提到极少的几位。直接帮助过我们采访调查的，是一份长长的名单。
要说的不只是谢意。我想看清，那个无数人情感的共鸣点：它超越时间和空间。政治、宗教、国际关系、甚至“文化”和“人性”，都无法尽然解释那追寻的冲动。(作者：钱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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