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看罗马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05日 17:33)

　　（文：孙机）

　　前3世纪中叶，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建国。其后双方日臻强盛，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霸主；汉朝也奠定了西逾流沙、东濒沧海的广袤版图，君临“天下”。这两个分处东西、遥相辉映的大国，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是从全然不同的背景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文明。由于两国间缺乏直接联系，汉代人很少有机会目睹罗马制品。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这类文物亦不多见。中国境内发现的约20枚东罗马金币，均出土于北朝及隋唐墓。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绿色鸭形玻璃器，虽应产于罗马，但传入中国的时代已晚于汉。在这类文物中，最重要的实例为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长颈玻璃瓶，它在深褐、橘黄、绀青、暗紫之不规则的地色中缠绕乳白色线纹，又由于表面有风化层，浮现出闪烁的金黄色光泽，斑驳绚烂，非常美观。这是一件典型的罗马搅花玻璃器，吹制成型。它在汉地出现，会令人耳目一新，惊奇不已。所以《汉书·地理志》中有汉武帝时使人入海市玻璃的记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也说，大秦出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对之盛加赞誉。不过洛阳出土的这种瓶子，罗马人本用于盛香水。而我国长期使用熏炉燃香；香水初名“蔷薇水”，始见于五代时。则汉代人可能将这种珍贵的瓶子移作他用，从中亦足觇两国风习之不同。

　　除了洛阳出土的玻璃瓶外，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也是罗马产品。广州为汉代交通海外的门户，这里的玻璃器很有可能来自海路。汉代海船已能航行至中南半岛甚至印度洋，但尚无远航波斯湾，登上罗马属地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记录。当时汉代的造船业技术相对先进。本次展出的公元1世纪罗马战船图石雕，船上站满执盾荷矛的战士，两舷有12-14对桨划水，却只在船尾两侧各设一支操纵桨掌握航向。这种作法在欧洲长期使用，直到公元1200年前后，才在尼德兰出现尾舵。而广州先烈路东汉墓出土的陶船，却已在船尾正中装舵，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且安装在专设的舵楼中。尽管它们均不能代表双方之远洋航船的船型，但纵使乘大船出海，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

　　我国出土的罗马玻璃除上述诸例外，新疆楼兰遗址也曾发现过它的碎片。楼兰位于亚洲腹地，这里的标本无疑是循丝绸之路来的。提起丝路，人们立即会想起驼铃、商队，以及甘英赴大秦受阻、恺撒穿丝绸衣服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丝绸是我国的特产，也是当时东西方贸易之主要的商品。可是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条世界上最漫长而艰辛的商道上运输之物，除丝绸外，还有高质量的汉代钢铁制品，即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所亟口称道的“中国铁”。沉重的铁器何以能成为丝路上的商品呢？这与我国早在先秦时已能生产铸铁，汉代又发明了铸铁炒钢的新技术有关。汉代炒钢的夹杂物少，性能优良，从而使我国冶铁业的水平在世界上遥遥领先。15世纪以前，铸铁技术并未在中国文明影响以外的地区广泛传播，西方使用的铁器多以海绵铁煅打而成。通过丝路，我国始将这一特产亦与远西的邻人共享。

　　不过无论通过陆路或海路，汉代均未能与罗马直接接触。已知之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均与我国边境尚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俄厄，是公元2-6世纪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的规矩镜、夔凤镜和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于公元前152年及马可·奥勒留于公元前161年-180年间铸造的罗马金币。出土的锡印章上刻有印度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可见当地所出罗马文物应自印度转运而来。再如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发现了6座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大月氏贵族墓，其中出土了3件汉代的连弧纹镜和精白镜，以及罗马皇帝提比略于公元16-21年间铸造的金币。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带有希腊、罗马、安息以及大夏风格的贵金属制品。但以这些文物为代表的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显然停步于帕米尔高原以西，未能以其强劲的势头继续东进。还应一提的是，有学者称，位于今甘肃永昌县之汉代的骊 城，曾安置过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在郅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所俘“降虏千余人”。他们并以《汉书·陈汤传》载有步兵用“鱼鳞阵”操练为由，认为这些人是罗马军人，亦即公元前53年执政官克拉苏与安息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大溃败时，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安置在骊XUAN城呢？因为颜师古说过：“ 即大秦也，张掖（郡）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其实参加过公元前53年与公元前36年这两次战争的人员之间互不相干，骊 也和作为外国地名之对音的 （或作黎轩）无关。近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之记事表明，骊 得名于骊 苑。汉代在西北地区设苑养马，多至“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骊 的意思是剽悍的黑马，用作苑名正相适合。这里的汉简还证明，骊 县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已经设立，那时卡里之战与郅支之战尚未发生，更谈不上安置战后的俘虏兵了。

　　汉与罗马直接接触很少，距离遥远与交通困难确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就陆路而言，除沙漠地区可驱赶驼队外，一般应骑马或驾车。如《后汉书·西域传》说，自乌弋山离至条支“马行百余日”，自条支至安息“马行六十余日”。但骑马作长途旅行，当时是一件苦事。因为马具不完备，特别是没有马镫。展出的罗马战士骑马行进图陶板，战士皆垂足跨马，只靠双腿夹住马腹；如迅速奔跑，首先须防止坠马。汉代的情况亦然。且因汉代使用高桥鞍，其后鞍桥还略高于前鞍桥，更增加了上马的难度。但这种情况却促使我国发明了马镫，先是用单马镫，继而用双马镫。最早的铁马镫见于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不过这已是公元3-4世纪的事了。比瓦尔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马镫是我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宗礼物。至于驾车，展出的庞贝出土之银把杯上的赛车场景将罗马古车表现得最为生动，驭手所驾之双轮赛车与罗马战车的形制并无大殊，只是轮径更小些，更加轻捷。驾车的马一般用两匹，也有用四匹的。尼禄皇帝在奥林匹亚亲自参加赛车时，他的车竟驾十匹马。但驾驭十匹烈马洵非易举，皇帝陛下先是被甩下车，后来未到达终点就退出比赛，裁判员却仍将桂冠授给了他。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赛程要跑4公里，当中有13个急转弯。参赛者有时故意互相碰撞，所以经常发生翻车。在罗马镶嵌画的赛车图中，也往往安排几辆翻倒摔坏的车，以显示其表现手法之忠实。并由于驭手习惯于将缰绳缠缚在腰间，翻车后如不能及时割断绳子，被奔马拖曳而去，将面临不测。我国古代没有这种比赛，但先秦时的车战要在战车与战车之间进行格斗，更是生死存亡的考验。一辆战车上有两或三名战士，如因伤亡减员，只余一人，势将无法同时既操纵缰绳又使用兵刃，所以使用了一种被称作“弓形器”的挂缰钩。将“弓形器”缚结在驭手腰前，用其上之两条曲臂挂住缰绳控制行车，使战士得以自由活动。并可根据战况将缰绳解下，重新用手操纵。可惜当丝路畅通以前，中国未能将这项发明介绍给罗马，使罗马多产生一些获取代表胜利的橄榄枝的驭手。还应当指出的是，罗马人驾车仍采用自古埃及沿袭下来的“颈带式系驾法。”驾车的马被用颈带固定在车衡上，马颈是曳车前进的主要承力部位，从而使马的气管受颈带的压迫，马跑得愈快，愈感到呼吸困难。而汉代中国已使用双辕车，采用“胸带式系驾法”。胸带绕于马胸，避开了马的气管，使马力得以更充分地发挥。这种系驾法在西方的出现，则不早于公元8世纪。

　　虽然罗马与汉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汉代中国对罗马充分肯定。《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清薛福成《出使日记》解释道，秦为“亚洲大一统之国”，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故号罗马为大秦。这比起古代中国给某些异族所用之缺少敬意的译名如猃狁、匈奴等，诚不可同日而语。《西域传》又说，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JI之。”其作者或未能亲履其地，但通过传闻，这座城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汉代的夯土城不同，罗马是一座占地面积20多平方公里，居民达100万的“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柱廊、凯旋门、大浴堂等之雄伟壮观，即便是临街所建二层或三层的公寓楼也并逊色。至今走进罗马的建筑遗址，徘徊瞻眺，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但由于东西方建筑体系大不相同，在古代，罗马式石构建筑无法引入我国。不仅建筑物本身，连其内部的陈设也与汉代大相径庭。罗马人用高坐具，而汉代人在室内于席上起居。扶手椅、靠背椅、圈椅，罗马已应有尽有，或类似古希腊之流丽潇洒的式样，或类似古波斯之凝重端庄的造型，风格不一，洋洋大观。虽然矮背椅在埃及古王国时代已经出现，此物并不是罗马的创造，但它在罗马人手中得到长足发展。椅子于东汉末已辗转传到我国新疆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出土雕花木椅残件。然而依照华夏风俗，在席上应敛膝跪坐，示敬时则耸体长跽或俯地顿首，其他较放任的坐姿如箕踞、垂足，皆涉“非礼”之嫌，所以椅子长期进不了玉门关。隋唐以来，情况有所改观。但直到南宋时，陆游还提到“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讥笑其无法度。”此时已属12世纪末，可见历史形成的传统诚不易遽改。不过在展出的陶板上，还看到坐折凳的罗马神像。折凳即我国俗称之马扎，古名胡床。《后汉书·五行志》说汉灵帝喜好“胡床，胡坐”。献帝建安年间，曹操也曾“坐胡床”指挥军队。此物自魏晋后在我国广泛流行，以迄于今。罗马虽然也并不是折凳的发源地，当仍不妨视之为其传播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罗马制品注意精确、实用，表现在工具制造上尤其明显，从这里展出的圆规、矩尺、斧、凿等，也能看出这种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展出之公元一世纪的铁制刨。这种木工利器在我国的使用远较罗马为晚。我国古代平木的工序是先用锛（即斤）再用鐁，鐁亦可称之为刮刀，各地自先秦至隋唐的古墓中多有出土。而带刨床的推刨在我国要到明中叶才有。在罗马，推刨和锯大木的框架锯相配合，于公元一世纪已经同时出现；我国却要到北宋时才有框架锯。时间差得这么多，表明我国的这两种工具不存在直接传自罗马的可能。

　　精确实用与优雅美观并不互相排斥。这次展出的罗马灯具虽为数不多，但亦可从中略见一斑。罗马的灯非常讲究，小型的红陶灯、青铜灯，浅浅的油槽，前端一个小灯嘴，玲珑可爱，令人不禁联想起我国的紫砂小茶壶。也有两个流的，三个流的，印花的,饰以塑像的，带矮座的台灯，带高灯檠的落地灯和多枝吊灯，不一而足。住宅的会客室和饭厅中都要摆设高灯具。因为罗马人饮宴时侧卧在比椅子还略高些的靠榻上，光源矮了不行。汉代人饮宴时则坐席或坐矮床，灯可以放在地上，汉代点灯用麻油或荏（白苏子）油，罗马用橄榄油，都有烟气。但汉代人发明了灯上加导烟管的办法，将灯烟导入灯腹，融入其中所贮之水，以减少室内的烟炱。这一装置罗马人没有想到。

　　无论汉代或罗马的宴会上都佐以乐舞，汉代还有说唱，罗马则有哑剧，双方都有的是杂技。罗马杂技声名远播。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安息使臣来献“犁 幻人二”。安帝永宁元年（120年）掸国又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跳丸即现在所称抛球，须用双手同时抛接，目前世界杂技界能抛九个球的演员也不多。在古罗马的折合双连画中有抛七个球的演员，他不仅用双手，而且前额、足尖、小腿都参加运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表演，他们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飞剑跳丸”。山东安丘出土的画像石中，有跳八丸飞三剑的，还有跳十一丸飞三剑的。起落纷繁，芦奏急促，表演者掷雪回电，观赏者目眩神驰，真是罕见的热闹场面。这当中或曾受到罗马幻人的启发，但青出于蓝，难度更大。

　　罗马人的娱乐似乎并不满足于看抛球，最刺激而且带血腥味的项目是角斗，在罗马的许多城市中都修建了竞技场。罗马城中的科洛赛姆大竞技场完工于公元80年，可容观众5万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建筑之一。这次展出的角斗士所用头盔及胫甲，犹闪出森森寒光，不知道有多少角斗士曾穿戴上它们走向惨烈的结局。这在尊奉儒家学说的汉代人看来，更有点匪夷所思了。

责编：陈玥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