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日记写于2003年5月13日，是直播的第3天。因为天气变坏，登山计划调整为从这天开始登山队在6500米前进营地停留2天，这意味着这两天我们无法提供给观众他们最想看的登山过程。
2003年5月13号 直播第三天
传说中的大风还是没有来，天气预报和登山计划也成了营地里永远变化着的传说。
戏剧性的登山，戏剧性的一天。
下午5点40分，王队长从对讲机传来好消息。在6500瑞士队营地准备开一个国际协调大会，商量8300以上合作修路的问题。会议还没开始，天气预报的变化先让山下山上的人欢欣鼓舞。因为有了天气得利好消息，这次国际协调会也开得很成功，几个强队达成了合作修路的协议。
回想今天早上的直播，我觉得算得上是真正的直播了，因为太多的情况不在控制之内。一个对队员来说相当重要的会议被直播了。原来计划这是一个分组的会，结果直播一开始，永远不受控制的王勇峰队长就告诉我，或者说告诉电视观众，组,早已经分好。从这一刻开始,我就在想着我要找个当口把分组情况介绍给观众。
另外，原本我们担心队员顾忌镜头，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谁知一上来，队员就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并且不断提及登山计划不应该配合直播的时间。
我的状态紧张起来，一方面，分组的背景没有交代给观众，另一方面，从我们的本意上讲，都是尊重登山计划的，尽管从一开始这种介入就注定了。正当我紧张地关注山上的会议,满脑子都是一些非说不可的话，导播乔艳琳在耳机里告诉我，时间的关系，要从会议直接切回北京。我没有犹豫，告诉导播我有话要说。1分钟之后，导播真的把现场交给了我。直到现在我还是能感到被信任的温暖。这种信任，符合了我对理想的主持状态的想象：因为有事先充分的沟通和共识，你的脑子和嘴可以代表你的团队，而不再需要审核。你和同事之间的配合是建立在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不过，现在想想我们当时都挺勇敢的，导演敢把时间给我，比我更勇敢。
大致，我当时说了三点：第一，对刚才的会议做一个简单评论，第二解释为什么要分组以及分组的情况，第三，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我说：“我们要告诉登山队和电视观众的是，我们直播的计划一定是尊重登山计划。”说完，现场就交还给了北京。
也许因为说这些话过于由衷，大家反应我说话时，表情很像江姐。不过，我安慰自己：在紧要关头，把要说的内容说出去是第一位的。导播乔艳琳说，大萌，要学会举重若轻。我心里明白，但火候不到，急也急不得，装也装不像。
直播之后，大本营紧急开会。会议在于老板的帐篷，一进帐篷，就看见登协的人，一手对讲机，一手电话，在把北京的天气预报一天一天地传给6500前进营地。全部都是坏消息，天气从今天开始，大风、低温，这正是登山最忌讳的天气。一派紧张气氛。
计划改变了，第一组的李伟文夫妇被撤到第二组。不管天气多恶劣，17、18号登顶计划不变，全力保障第一组登顶。第二组，作为接应，并等待20号开始的好天气周期。
一直被良心折磨的我们，终于被这个计划触发了。总导演赵淑静带着我，表达了希望第一组不在17、18日登顶的想法。纠缠我们的是刘福勇在直播的会议上表达了自己希望在好天气登顶的愿望。尊重人本，尊重自愿，不干涉事态的进展，是我们的共识。
赵老师说，她是有多重的身份的，她是要考虑她的社会身份，但她更重视她作为人的身份。
我想我同意，而且支持。
登山协会副主席李致新说，我们这样制定计划也不是盲目的，30%的好天气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放弃，你怎么知道22号就是100%的把握？这个好天气我们错过了，今年这个登山季也许就都没有希望了。85年到88年，连续几年没有一个人登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热带风暴是要到来了，但是它移动的速度、方向，都无法预料。也许有了这次的冒险，第一组就可能是今年唯一的幸运儿。
尊重事件和当事人最原始的状态，是很多电视人的初衷，我们无法回避自己的良心。但是，我们出于良心的不赞成意见，本身还是来自媒体的意见，这是不是又形成了另外一种介入？本来登山就够哲学的了，我们又把媒体变成了另一种令人头疼的哲学。
关于媒体介入生活、直播干预登山、镜头压迫队员，是我这次珠峰之行，一直挥之不去的一个纠缠。自从到了大本营，我就四处询问：同事、队员、队长，包括外国队的。不知是不是 以我的身份，问别人这样的问题，别人自然会给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媒体的介入对登山和登山者都是良性的影响。当然，王队长说得更极端：“你想干预就能干预得了么？在山上，我说了算，谁会拿生命开玩笑？”
不管怎么样，我从心底里希望每一个登山队员，都能在这一过程里享受到快乐，不要受委屈，不要有不公正待遇，安全、健康。
至于说登不登顶，节目是不是好看，都成了退居其次的标准。
日记写到这儿就结束了。后来，登山的计划又是变了再变，直播计划随之调了又调，而我们渐渐适应这样的变化，并且喜欢上了这种对观众、对自己都充满了悬念的状态。登顶那天，直播进行了6个半小时，竟也浑然不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