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午一时起珠峰上飘来阵阵云遮蔽山顶，到下午四时云层下压到八千米左右，高空风为西风，云层由西向东运动得很快，地面风为南风从罗拉山口向北吹来，帐篷顶被风吹得压在身上，地面阵风达到六级。17时40分钟开始下雪，19时珠峰全被云雾笼罩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5月2日，昨晚雪不大下了3-4厘米，天气仍然不理想，早晨珠峰7400米以上什么也看不见，下面还算不错，虽有3-4级风可是散射光很强。一小时行军走完1400米距离，终于来到罗拉山口。站在山口南望：脚下弯曲的孔布冰川气势磅礴向南面天边流去，令人心旷神怡。我们东边是珠峰西山脊末端的巨大冰雪坡，下方有雪崩堆积物，西南方是著名的“少女峰”卜莫里峰馒头状的冰雪山顶。各种摄影器材飞快的准备起来好赶在天气变怀之前拍下资料，不知是谁叫了声：快看下面，山口南侧坡度很大，一眼看见紧贴山坡的孔布冰川急转弯的地方有一个登山大本营，资料上介绍珠峰南侧大本营的高度是5350米，我们这里是6006米，相对高差六百多米。高山地区空气透明度大，那么远的营地也看得很清楚，这是印度队的营地，60年印度队从南坡登山失败，中国队北坡登顶成功，上去了三个队员，当时有外电评论：中国队以三比零打败了印度队，没想到今年印度队又来了。印度队大本营帐篷很多但都因地形而建，看上去比较零乱，大的蒙古包形的帐篷有五顶，三顶白色、一顶黄色、一顶蓝色，估计一顶住20人，可容100人，加上其它众多小帐篷可住人数也不少，可见印度队规模不小。今年登顶的决心很大。在5600米左右的冰瀑区里有一顶黄色帐篷，估计是过渡营地。其下方有两条平行的大裂缝，上面架有借以渡过的梯子，裂缝上方的冰壁上持有软梯通向约6000米的营地。我们正好观察到三名穿蓝色服装的大个子队员向这个营地行进。没想到他们休息时转过身体正好看见了我们，于是“啊嗬啊嗬”的叫起来，他们叫我们也叫，他们大本营的人也从帐篷中出来对我们大喊，两国队员相距遥远的用照相机对拍起来，我们无形中都成了对方登山的观众。
喊叫归喊叫，我们的工作不能耽误。印度队6000米营地上有树立的长杆，看不太清楚，可能是过裂缝的工具也可能是昨时气象站的器材，共有四根长杆。这个营地上下方插有2-3米高的路标，上面有红色的三角旗，路标高而清楚，这是很重要的技术细节，否则在复杂的冰爆区中行军容易迷失方向。印度队三个队员从过渡营地到6000米营地行军用了两个小时。
许竞在山口仔细地观察脚下通向印度大本营的地形，征求队员们对这段陡坡的看法。议论的结果是：地形太复杂，要通过相当困难，但精干的登山队伍借助登山技术装备可以通过罗拉山口到达下面的大本营，这是一条连接珠峰南北两则最近的陆上路线，结合从5600米一直到罗拉山口的观察，珠峰西山脊从6000米到顶峰也可以找到路线，最困难的地形应是8300米到8600米的一段岩石峭壁，也可以从它的北侧找出通向顶峰的路线来。
工作结束时天又变了，返回途中云雾笼罩了一切，风刮起一人多高的吹雪把我们全都罩在雪雾之中。回到5900米营地，都累得支持不住了，早上的半碗稀饭真顶不住一天的劳累，早早地钻进了睡袋。
5月4日回到大本营结束了对西山脊和罗拉山口的侦察活动。
24日早上4时，屈银华摸出手电筒轻轻向两边挤了挤，坐起来，在脚下腾出了一小块地方，从脚边拿出煤气炉和茶叶筒，摸出火柴，连擦了好几根，才把煤气炉点着。空气变得有点暖和了，但是帐篷顶上结成的薄薄的冰霜又开始融化，水滴掉到脖子里，冰凉冰凉的。屈银华小心地看护着煤气炉，生怕哪个人不小心给碰倒了，一个小时过去，冰终于化成了水，屈银华又从门外拿起了几块碎冰，往水里放。刘连满一翻身，打翻了正烧着水的茶叶筒，花了一小时才化开的半筒水，全洒在那双鸭绒袜子上。刘连满居然还“呼噜呼噜”地睡着，屈银华拿着两只湿透绒袜，拧了拧便拿到火上去烤。经验告诉他，在这里想烤干鸭绒袜，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从睡袋里拿出自己的鸭绒袜，把它轻轻地塞到刘连满的睡袋下，重新化冰烧水。
6点，水烧开了，屈银华一边轻轻地推大家，叫他们起床，一边用手护着炉子。再打翻了水，可就不好办了。屈银华掏出一点红茶放进开水里面，热茶下肚，尽管每个人只喝了一点，也觉得身上暖和了起来，精神也好些了，动作也比较灵敏了。王富洲第一个钻出帐篷，向东方看去，只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呈现出一道乳白色的光线，大地开始苏醒了。今天真是好天气呀！他兴奋地向里边喊：“老许，天气很好！是不是可以提早一点儿出发？”
为了防备万一，决定每个人都带上睡袋，刘连满先给王演洲的背包里装上两个氧气瓶、睡袋，又把七斤半重的35毫米电影摄影机放在里面。许竞背包里是两个氧气瓶和一条睡袋，贾布的背包也是两个氧气瓶和一个睡袋，还有一盘100英尺的彩色电影胶片。贡布用五星红旗包好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放在自己背包的口袋里。刘连满的背包里除了两个氧气瓶和睡袋外，还有一条登山绳、一把铁锤和两个冰锥。另外，每个人都带了一支冰锥。这样，加上每个人的氧气面罩和调节器，平均负重在14公斤左右。从这里到顶峰虽然有不连贯的冰雪地形，但冰雪岩石的混合地形给行动带来很大困难，从五号营地到这里也主要是混合地形。根据经验还是穿上冰爪比较安全。可是在这里穿冰爪费了他们不少的力气。
上午9时，贡布在前，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在后，4人用胸绳和王绳结组，拿起冰镐，离开了建在第一台阶西边山脊上的突击营地，开始出发。屈银华留在帐篷里准备再喝一点水，便返回8100米去。离开帐篷没有多远，刚刚爬上西边那个小冰坡时，王富洲听见许竞无力地说道：“富洲，不行了。”王富洲没有抬头，他以为许竞说贡布不行了，因为贡布在第三次行军护送队友下山时，右脚扭伤。王富洲看见贡布在前面走得很好，便说：“没事，他行走吧。”又慢慢地走了几米，许竞两脚一软，一下倒在雪坡上，王定洲这才意识到刚才误会了。跨上一步，把许竞氧气调节器的流量开到每分钟4升，急切地问：“怎么啦，老许？”许竞的胸部急促地起伏着，坚持着坐起来靠在背包上：“富洲，我怕我没有体力继续上山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胜利，现在由你担任突击队的组长。”接下来短暂的几分钟里，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和许竞一起决定让屈银华换下许竞参加突击小组，并决定许竞当天回到8100米。
屈银华知道让他参加突击小组后，几分钟之内钻出了帐篷，打好绳结，挂上铁锁，把许竞解下来的结组绳套在铁锁里面。9点30分，四个人与许竞告别，向雪坡上走去。贡布在前面开路，因为第三次行军时他曾经走过这一段路。四个人越过雪坡后，便斜着插上了陡峭的岩石坡。贡布的右腿虽然没有完全好，但这时行军也慢得看不出他的脚有问题了。贡布一边走一边回忆上次行军时的路线。大约走了100多米的岩石坡，前面一堵峭壁阻挡了去路。贡布停下来对大家说：“第三次行军时，我就到了这里，碰到史占春和王凤桐从前面过来，他们是从岩壁的旁边绕过来的。”四个人停下来打量这个突出的峭壁，不太高，但需要侧着身子才能绕过去。由于峭壁那边的路贡布没有走过，第三次行军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实地经验也只是到这个地方了。王富洲决定让刘连满代替贡布在前面开路，这样结组的顺序就成了刘连满第一，然后王富洲、屈银华，最后是贡布。刘连满开始横切这段七、八米宽的峭壁了，王富洲在后边保护注视着刘连满的一举一动，一寸一寸向前放结组绳，刘连满一寸一寸向前挪动，绕过这段岩壁大约用了20分钟。现在由刘连满和屈银华保护王富洲通过。王富洲过去以后再和贡布保护屈银华通过，最后大家保护贡布通过。刘连满仔细地探寻前进的路线，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开路的队员要花费更大的体力，因为他要探索安全的路线，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大约走了五、六百米，上升约70米。
现在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便是英国登山家所称之为的第二台阶。资料告诉他们，这是一道陡峭的岩石绝壁，相对高度约30米，很难找到攀登的支撑点。眼前的地形和资料上给大家的印象不太一样，经过仔细地分析，他们发现由第二台阶的下部有一条不太明显的裂缝，下面较宽，向上渐渐地变窄了，最后与一道岩壁融成一体。仍是刘连满在前面开路，来到裂缝底部时，已经是中午12点左右了，太阳无情地转到了头顶上，他们基本上沿着这条不太明显的裂缝向上攀登。一边攀登，一边还要小心别滑倒，结组绳拉得紧紧的，越往上裂缝变得越窄，四个人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上到了这条纵裂缝上面，裂缝消失了，立在他们面前的是3米多高的峭壁，两侧没有地方可以绕过去，只有从这里上去，才翻上去，接近顶峰。他们站的地方是那样的小，以致四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这一块岩壁上支撑点很少，有几条只有拇指那么宽的小裂缝，但左右相距达一米半，很不便于攀登。大家将剩下几十个压力的氧气瓶放在岩壁上，换上机关报的氢气瓶，准备下来时再用放在这儿的氧气。刘连满要求开路，攀登这个峭壁，他从背包里拿出铁锤和冰锥，他把一个冰锥打进右边的一条裂缝里，又向左边跨了一步，再与胸部差不多高的地方打上了第二个冰锥。有了两个冰锥就有了两个支撑点，虽然这两个支撑点左上右下相距太远，但总比没有好点吧。刘连满抬起左脚，刚刚接触到左边的冰锥时，身体向右一歪，擦着岩壁掉了下来。刘连满张着嘴直喘气，几分钟以后，他推开王富洲给他的氧气面罩又开始了第二次攀登，比第一次上得高一点，又摔了下来。三个队友的身体挡住了他，又一次推开氧气面罩，刘连满第三次攀登，又摔了下来。这三次摔倒，刘连满还不死心，还要上。直性子的贡布看到刘连满被摔得这个样子，便向王富洲点点头，让他和屈银华保护，自然攀登，可是贡布又摔下来两次。屈银华也试了两次，没有成功。这时刘连满想起了在消防队时曾经用过的搭人梯的办法。“对呀，为什么不能用搭人梯试一下呢？”三个人一听都赞成这个办法。刘连满坚持自己垫底作人梯，让屈银华踩在自己的肩膀上。屈银华脱掉了高山靴，又脱掉了两双毛袜，只穿着一双线袜，踩在了刘连满的肩膀上。刘连满双手扶着岩壁，用尽全身力气一寸一寸地站起来了。屈银华伸手抓住了一个比较大的支点，左腿踏上左边的冰锥上，慢慢地离开了刘连满的肩膀，这时他大约已经攀上两米高了。屈银华的成功鼓舞了大家，但要完全攀上去还需要打一个冰锥。王富洲递上了铁锤和冰锥，屈银华尽量保持自己的平衡，慢慢地把冰锥打进了一个小裂缝，他把一个铁锁套在冰锥上，把结组绳穿过铁锁做好保护，终于攀上了那3米多高的峭壁。下边的队友看到屈银华站在第二台阶的顶部，都高兴极了。王富洲喊到：“能不能看到顶峰？路线怎么样？”屈银华看着显得非常近的顶峰兴奋的说：“顶峰看得很清楚，快上来吧。”大家把屈银华的高山靴、袜子拴在结组绳上，让他赶紧拉上去穿上。刘连满第二个上，借助屈银华在上面拉，突然刘连满脚下一滑，摔下下来。“保护！”王富洲喊了一声。屈银华赶紧拉绳，想缓冲刘连满下滑的力量，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抓紧绳子了，刘连满一直坠到王富洲和贡布的身边。好危险耶！屈银华重新检查自我保护，又把结组绳的一端拴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试了试牢固程度，感觉没有问题了，便叫贡布先攀上来。贡布比较顺利地上来了。好，有两个人在上边就更好办了。王富洲决定让刘连满先上去，他在下边把大家的背包垫在一起，让连满踩在背包上往上爬。这样屈银华和贡布在上面拉，王富洲在下面推，终于帮助刘连满攀上了第二台阶。把四个背包都拉上来以后，大家开始拉王富洲，可是由于体力消耗过大，没有上多高王富洲就再也爬不动了，不得不把他又放下去。刘连满提议用抓结技术把王富洲拉上去，大家同意。刘连满拿出备用主绳拴在突起的岩石上把组绳上打好抓结。王富洲套在脚上，贡布和刘连满把自己的胸绳解下来在结组绳上打好抓结。王富洲知道用抓结的办法可行，自己不费多少体力，三个队友可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才行，三个队友可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才行。现在已经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了，上去要紧。做好一切准备后，王富洲喊道：“上了！”然后在“左”、“右”、“左”、“右”的呼声中交替着抬着脚一寸一寸地接近了队友。最后把绳子收上来了，刘连满伸出手，将直喘气的王富洲拉了上来，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了，为了克服这道难关，他们整整用了3个小时。
刘连满还是在前面开路，他们现在是在一片冰雪和岩石的混合地带上行走。刘连满的体力越来越差，一走便摔倒。但他仍然坚持着在前面开路，但是他的速度越来越慢。有时迈出一两步，便不自觉地停了下来，这里的高度大约是8700米，时间是下午7时。从早上出发到现在，他们已经奋斗了10个小时，天色将晚，氧气不多，体力越来越差，万一天黑了怎么办？四个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喘气一边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大家都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氧气，每个人的氧气瓶都只剩下六、七十个压力，要想用这点氧气登上顶峰是不可能的，大家决定从此以后间断用氧，尽量节约。最难决定的是刘连满怎么办，他的体力消耗太大了，把他放在这儿，其他人接着登顶，他能坚持到他们从顶峰上回来吗？这实际上关系到刘连满的生死存亡。带着他一同登顶，显然又不可能，刘连满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总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而影响全队的登顶任务，许竞离开突击队不也是从全局考虑的吗，刘连满十分冷静地接受了大家的决定：在此停留，等待战友下山。
三个人依依不舍地和刘连满告别，心里想的都是一个问题：刘连满的氧气瓶也只剩下六、七十个压力，无论如何也难维持一个晚上，他会不会在睡梦中离开我们呢？三个人艰难地向主峰东侧的三角形冰坡接近，到冰坡脚下时太阳终于隐到群山的后边去了，夜色开始笼罩了山峰，谁都没有讲话，继续攀登。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在不但黑夜来了，严寒也来了，更危险的是在这严寒的夜色中，任何一点疏忽大意将带来终生的遗憾。
终于踏上一道冰雪坡，坡很长，大约有100米，而坡度却有五、六十度左右。当他们来到冰雪坡三分之二的地方的时候，有一段一米多长的坡上没有浮雪。贡布踏上去便滑了下来，王富洲和屈银华试了几次也没能爬上去，大家都穿着冰爪，为什么冰爪也踩不进去呢？原来这晨的冰受高空风的吹压和极度的严寒变得非常坚硬，又由于他们三个人的体力消耗太大，根本没有力气把冰爪踩进冰层里去，所以一再地滑了下来。“用老办法吧”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屈银华和贡布在后边推王富洲，王富洲在前面往上爬，借着冰镐一点一点地爬上了这一米多的冰坡。攀上冰雪坡的上部已经是夜里12时左右了。
在他们的前面与冰雪坡相连的是一道几米高的岩石峭壁，在星光下，他们发现岩壁左侧是巨大的雪檐地形，无法通过，便决定从峭壁的右边绕过去。绕过这座峭壁后，他们怕失去已经到达的高度，就选择“什么地方高，就往什么地方爬”的办法。接近顶峰时，三个人的氧气瓶里的氧气几乎同时用完了，呼吸越来越困难，这是在夜行军中遇到的又一个困难，也是离开刘连满以后早已预见的困难，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它却提前出现。人离开了充足的氧气，就好像鱼离开了水。生理学知识告诉我们，海拔8000米的高度，空气中氢气的含量只相当于海平面的四分之一。由于严重缺氧，使他们感到头昏眼花，气喘，四肢无力，行动越来越迟缓，但是都对已经没有氧气的氧气瓶抱着一线希望，幻想着氧气瓶里面还有一点氧气。因此没有人把空氧气瓶丢掉。屈银华估计已经爬到顶峰正北的位置了，再往前走可能会绕到顶峰的西边去了，便对贡布说：“贡布，该往上拐了。”在朦胧的夜色中，贡布发现左前方有一个山头，就向那里爬去。三个人好不容易上到这个山头，王富洲打量了一下四周，说：“贡布，这不是顶峰啊，你看那边还有高的呢。”果然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比这里高的山头。一股即将成功的激情激励着大家，一起向那里爬去。
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终于上到了一个满是积雪的山顶，现在，在他们的四周再也找汪以任何可以向上攀登的地方了。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天空仍旧晴朗，没有月亮，只有星星，王富洲看了手表，这是一块瑞士产的“瓦斯针”机械手表，它的夜光效果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4时20分。这已是5月25日黎明前的时间了。顶峰上是一片皑皑积雪，这就是神秘而令世界登山家向往的珠穆朗玛峰峰顶。
贡布从背包里小心地拿出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把他放在冰雪下的岩石缝里。王富洲取出“体育日记”本和铅笔借着微弱的星光，用快冻僵了的颤动着的手，费了好几分钟才写了一句有历史意义的话“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把这张纸撕下来，只好叫贡：“贡布，帮我撕一下。”两人一起才撕下了这张很轻很薄的纸片。贡布把纸条折叠了一下，塞进一只白色的手套里面，也塞进了石堆里，又在顶峰上敲下九块岩石标本放在背包里。做完这一切，三个人如释重负地喘起气来。王富洲叫大家找找看，有没有外国队留下来的纪念物。根据资料记载，英国登山队和瑞士登山队曾经在1953年和1956年登上过珠峰。三个人摸索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东西。王富洲还不甘心，便问贡布：贡布，拔出来没有？”王富洲是河南人，说话带有口音，把“挖”说成“拔”，贡布回答说：“富洲，拔的没有？”王富洲一听，又听成了“洋蜡”，心想：外国人在顶上留“洋蜡”干什么？怪事。“洋蜡”也要。贡布走近王富洲，王富洲问：“贡布，洋蜡呢？”贡布这才听清楚，说：“什么洋蜡？什么也没有！”没想到这世界最高峰上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他们当时带了武器在身上，贡布想打几枪试试，拉开枪栓，把手一伸一伸地扣着扳机，可是没有声音。王富洲想：怎么他带的是无声手枪？便问贡布打了几枪，贡布告诉他一枪也没打响。电影摄影机就在王富洲的背色里，可是天色太暗，无法拍照。屈银华觉得自己走路时老是一高一低，坐下来一看，原来有一只冰爪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在顶峰上停留了15分钟左右，4点45分三个人开始了艰难地下山。上山无比艰难，下山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方便，过度疲劳的身体，加上每个人不同程度的冻伤和长时间的严重缺氧，下山时使他们的行动更加艰难的危险。回到三角形冰雪坡时，东方渐渐发白，好不容易来到雪坡的下部，他们的心中又被刘连满的事情所牵挂，希望早一点知道他的情况。
送走三个队友以后，刘连满便静静地躺在睡袋里休息。从氧气瓶里连续吸氧使他的头脑尚清醒，他忽然想到；我在这儿吸氧睡觉，战友们还在艰难地行军，他毫不犹豫地关死了氧气瓶开关，拿出笔记本，费力地写上了几句话：“王富洲同志，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完成任务，我看我的氧气瓶里还有点氧气，留给你们下山时用吧，也许管用。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以后，他把笔记本压在氧气瓶下，便安然地合上了眼睛。
经受了一夜严重缺氧折磨的刘连满，这时迷迷糊糊地感到天已亮了。他费力地睁开眼：这是在哪里啊？那边不是珠穆朗玛的顶峰呢！想起来了，我是在8700米的地方。他向那一片冰雪坡上望，依稀看到了两排脚印。哦，他们肯定从山上下来了。这时，他拉开睡袋的拉链，爬出睡袋站了起来。这时，王富洲等三人也看到了刘连满，不约而同地喊到：“连满，连满！”当他们会合以后，刘连满拿起那瓶氧气让他们喝时，大家年岁了那本笔记本，看见了他的留言，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屈银华从王富洲的背包里取出了电影摄影机，用牙齿咬着上发条的手柄，双手转动着摄影机，上了几圈发条，然后趴在地上对着主峰的方向拍下了几秒钟的镜头，再也没有力气去上发条了。四个人互相保护，慢慢从岩壁上下到第二台阶下边。
他们找到了上山时留在这里的几瓶仅残存有很少剩余氧气的氧气瓶，开始拼命猛吸。这时从西南方向漂来了浓厚的云雾，大家预感到天气可能会突变。走到第二台阶的裂缝中时，天上开始降雪，不一会儿整个山坡都变白了，这时正是25日下午2点左右。能见度越来越低，横切到第二台阶东边的坡上时，雪下得更大，大家决定翻到山脊上再找8500米营地。下午六点左右，四个人才回到设在8500米高度的帐篷里。刘连满虽然经受了一夜的折磨，但是体力比大家好一点，他给大家烧了点水喝。大家躺进睡袋便进入了梦乡。
26日清早醒来后，为了更快地把登上顶峰的消息传回到大本营，决定刘连满和贡布先走，尽量在当天回到北坳营地的观察哨去。王富洲和屈银华由于体力消耗太大，还有一些冻伤，可以慢慢下山。他们用冰镐将仅有的一根结组绳截成了两段，一段给刘连满和贡布，一段留给王富洲和屈银华。这一天也是满天大雾，风不算太大，所以刘连满和贡布走了一会儿，便消失在浓密的云雾中了。当天晚上12时左右，刘连满和贡布拖着极度疲劳的身体回到了北坳营地。北坳营地的报话机将胜利的消息传给了6500米的营地，又迅速地传到了大本营的电台。大本营立刻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向北京……。
5月27日，王富洲和屈银华下到7600米营地时，与赶上来迎接他们的边安民和藏族队员扎旺会合了。这天深夜他们在北坳观察哨队员的护送下回到了6500米营地。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和参加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在副队长许竞的带领下，安全地返回了5120米的大本营。
写到这里，40年前的攀登历程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史占春担任这次重大登山活动的队长，无任是在总体计划的制定、中外资料的收集、队伍的组织、物资装备的筹措、战术的安排和天气时机的应用等等方面都付出了巨大心血，但由於在第三次行军时受到冻伤不得不住院治疗，而未能指挥关键的突击顶峰的活动，甚是遗憾。我想1960年第四次行军，也就是突击主峰的活动能够成功，除了全队的努力之外，韩复东同志在大本营坐阵指挥这次活动功不可没。副队长许竞更身先士卒，一直把突击队带到8500米的高度，他的行动也为成功地登上顶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再一点，应该记入历史的是：从1960年到现在，真正身体力行攀登过第二台阶最难的峭壁的只有四个中国人，他们是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英国人欧文和马洛里是否在1924年爬过第二台阶或到达过什么高度现在还是个谜）。1975年中国队第二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索南罗布、贡格巴桑、大平措和大次仁多吉四人在5月26日将四节一米长的铝合金金属梯接起来架在第二台阶最难的峭壁上，27日九名中国队员只用了四十多分钟便顺利地攀上了第二台阶，从那以后，从北坡沿东北山脊登山的中外队伍凡要攀登第二台阶的无不利用这架金属梯。
从24日上午9时开始攀登到25日凌晨4时20分登上顶峰，他们三人用了19个半小时的时间，经历了千辛万苦又加上黎明前的黑暗，虽然带着电影摄影机但没有拍下登顶的镜头致使有些国外登山界对这次成功持怀疑态度。其实，只要分析一下登山路线和因为夜行军所用去的时间不难判断中国队的成功。1975年5月27日中国队再次登顶成功地顶峰采集岩石标本时发现了15年前留在石疑宫的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的石膏像。
在祝贺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繁多的贺电中，有一份引起了我的注意：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致电中尼边界标界委员会函中的一句话：关于珠穆朗玛峰的标界问题，交由两国总理处理。不久，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就成为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境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