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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三节 另一类的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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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末期，电影还担负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地下抵抗组织进行联络的任务。卡瓦尔康蒂为了用降落伞把影片投送给游击队而拍摄了《三支抗战的歌》（１９３４）。有时，地下组织也把拍摄的片子送到英国。荷兰的地下组织战时在哥本哈根利用汽车和敌人进行摄影战，穿上纳粹服装的司机手握方向盘，把纳粹的活动以及自己一方偶尔进行的破坏活动记录下来。这类影片有时通过瑞典送到英国，并为英国的新闻影片或纪录片所采用。丹麦的地下组织大胆地利用来自英国的和自己的影片。有时，他们采取突袭方式，进入电影院强迫影院放映他们的地下电影。突击队员们把守住出入口，命令观众不得离开。影片放映完毕后，他们就像影子一样消失了。许多战时的丹麦人就是通过这种渠道看到反纳粹电影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期间，和其它时期比较起来，全世界电影工作者由于战争原因扩大了流动和迁移。到处转移的部队或携带、驱逐着他们，使他们不自觉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电影遗产。相对于电影制片厂的稳定作业，战争纪录片的摄制者是四处“流浪”着完成一个又一个镜头拍摄的。同时，战争也引起很多电影工作者世界范围内的的流动。
应当说，战时纪录片拥有很高的地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战时纪录电影工作者已经十分习惯于靠近权力的中枢机构。一旦战争结束，这种地位自然会被削弱。但并不等于就没事干了。实际上，战争结束了，但关于记录战争，尤其是记录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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