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月22日，东北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贫困父亲写信遍求中国富豪》，这条新闻发出来之后，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转载。到底这个父亲贫困到什么程度，因为什么要遍求中国富豪呢？春节刚过，我们找到了贫困父亲刘福成。在沈阳一家每人每天收费5元的家庭宾馆，刘福成和妻子就暂住在这里。

　刘福成的女儿叫刘帅，去年夏天，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刘帅被诊断为“永存动脉干”，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平均十万个孩子里只有三到四个会患上这种病，得了这种病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小刘帅现在在医院的重病监护室，由于监护室的无菌要求，我们不能看到她现在的样子。女儿治病的花销成为刘福成一家十分苦恼的事情。在监护室门口，刘福成给我们展示了女儿三天内的医药费清单，三天加在一起是5400元，平均一天最低是2800元。

　　刘福成的家在吉林省四平市孤家子镇，家中还有一个18岁的儿子和80多岁的老母亲。10万元的医疗费用已经把这个家庭击垮，刘福成开始想方设法四处借钱。由于刘福成本人老实厚道，和乡亲们相处的十分融洽，在得知他的遭遇后，村民们开始自发捐款。刘福成在村里筹集了2万多块钱后，他又去了当地的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最初帮他解决了6000元。

　　对于帮助他的人，刘福成心存感激。但是手术日期临近了，26000块钱还远远不够小刘帅的手术费用。此时的刘福成已经绝望了，他甚至想到如果医院不允许孩子继续治疗，他就把孩子扔在医院。

　　元旦过后，沈阳下了今冬最大的一场雪。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刘福成在沈阳《华商晨报》上突然看到了一篇关于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施正荣的报道，互联网上这样介绍他，身家已达161亿元人民币，成为2006年中国内地的新首富。《华商晨报》的报道让刘福成眼前一亮。十几天后，另一篇报道出现在《华商晨报》上，名为《救女 写信遍求中国富豪》，这一次，报道的主人公换成了刘福成。

　　刘福成说，女儿动手术之前他本想求助于民政部门，他找过镇政府，找过民政局，还找过四平市慈善总会，但是面对这笔巨款，这些单位都表示无能为力。在四平市慈善总会，刘福成曾经求助过的地方，记者了解到慈善组织的救助资金渠道主要来源于社会，现在这里每年收到的捐赠款都在100多万元左右，但是困难群众和需要救助的人很多，这些捐款无法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在慈善组织求助未果，施正荣这样的企业家成了刘福成最后的救星。他在信中写到：施总经理，我在《华商晨报》上看到了你的报道，你说要拿出一部分钱作为社会的基金救助，我感觉到我可能就是第一个向您求助的人，我希望你能救救我的孩子。刘福成把信寄给施正荣后，又陆续给国内的另外五位企业家写去了求助信，他们在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均榜上有名。

　　最初信件犹如石沉大海，刘福成的求救声仿佛淹没在了春节的欢庆声浪里。几天后 ，《华商晨报》的记者感受到了这个微弱的声音，他们将刘福成的行为进行了报道。此后，这篇报道迅速被国内许多媒体转载，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然而企业家们是否会回复呢？无论是刘福成还是媒体，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等待。

　　1月25日，离春节还有3天，沈阳的大街小巷早就张灯结彩，不知是命运对小刘帅的眷顾还是为了给刘家增添一点喜庆气氛，刘福成的求助信突然有了回应，施正荣首先答应给小刘帅捐款，刘福成的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继施正荣捐赠了两万元后，其它的捐赠也纷至沓来，国美电器总经理黄光裕和东方希望集团总经理刘永行分别捐赠了5000元，上海金友软件公司看到报道后也自愿捐赠了1万元。对刘福成来说，这些钱解了燃眉之急。

　　更让刘福成夫妇感到惊喜的是，1月27日，除夕前一天，沈阳军区总医院决定暂时不收取小刘帅的医疗费用，刘福成的生活似乎一下子有了希望。美中不足的是，就在记者打算离开沈阳之前，刘福成希望记者帮他打听一件事，现在他的手里只有1万多元捐款，另外有三万元在沈阳的慈善总会。施正荣和上海金友软件公司捐赠的三万元善款一直在沈阳市慈善总会，为什么不能交给刘福成呢？

　　记者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沈阳市慈善总会。慈善总会的负责人说，这笔捐款本来是用于孩子疾病的治疗，应该把钱存入孩子在医院治病的帐户里。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按照沈阳市慈善总会的理解，医院已经不再收取刘帅的治疗费用，三万元善款就不能存入医院账户，自然也不能交到刘福成的手中，他们觉得捐赠人奉献的爱心不能被滥用。沈阳市慈善总会还说，如果孩子治愈出院或者出现一些意外不需要这些医药费了，他们将用这3万元钱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和刘帅一样患病的孩子们。同时沈阳市慈善总会认为刘福成向企业家写信求助这件事本身就不可取。

　　记者回到北京后，看到了捐款人之一，东方希望集团总经理刘永行写给我们栏目组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此事也曾让我们难以选择，如不提供帮助，可能给企业或企业领导人造成负面影响，如果提供帮助，因为媒体效应，可能会有更多甚至比刘福成还要困难的人向企业求助。到那时，我们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帮助谁，不帮助谁呢？

　　主持人：现在的刘福成要给孩子治病，从我们救灾救济的角度来考虑么刘福成这时候还可以有什么样的救济途径？

　　王振耀：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向当地民政部门甚至向更高一级的民政部门来申请，看看医疗救助方面有没有一定的资金进行救助。另一方面向慈善类的机构甚至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来申请救助资金。

　　主持人：我们看到刘福成是给中国的企业家们写信求助，针对这个问题，我也专门请教过民事法律的专家。专家说这种行为就是非常简单地要求对方捐赠的行为，如果对方愿意捐赠那没问题，如果对方不愿意捐赠，只需要拒绝这个请求就好了，所以刘福成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没问题的。

　　王振耀：是这样。刘福成这个案例向我们全社会，特别是向行政部门负责救灾救济的同志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像刘福成这样的家庭遇到了特大困难怎么办，这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和尴尬。从道理上来说，我们应该是有求必应，我相信在目前的条件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行政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对人民的痛苦做出反应。但是有求必应并不是大包大揽，有求必应是政府可以动用方方面面的资源来协调，政府可以邀请企业家进行捐赠，这会比个人容易得多。

　　主持人：其实一些中国经济界非常有名气的企业家们普遍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担心，他们说其实刘福成的信不是在开先例，他们平时收到大量这样的来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很矛盾也很尴尬，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王振耀：我觉得不仅是富豪，就一般的企业来说不应该承担着直接救助穷人的责任和义务，当前关键的是建立起一个有求必应的机制，使最需要的人口通过一种很健全的机制来得到帮助，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以此为契机来进一步调整我们的工作并且立即行动。

　　主持人：事情发展到现在，在某种层面上折射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应该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来考虑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在能力尤其是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更多的慈善组织能够有机地有效地投入到社会救助事业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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