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被称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中国的卓别林”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及导演艺术家谢添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9岁。 　　

　　记者昨日联系到谢添的长子谢钢，正在浙江横店拍戏的他语气伤感而镇静地告诉记者，谢添是13日早晨6点多辞世的，生前曾留下遗嘱，要求死后不设灵堂不举行任何仪式，不给大家添麻烦，将骨灰撒到临近天津的渤海中。谢钢表示，家人们将尊重他的意愿。

　　关于谢添导演去世的原因，谢钢说主要是心脏衰竭，“89岁的父亲身体太弱，器官各项机能衰弱。”据了解，1997年拍摄《红娘》之前，谢添做了脑血栓手术，在头盖骨上打了两个洞将淤血引出；1998年11月底，谢添导演在北京某医院住院进行一次全面体检，不幸染上病毒感冒，高烧不退，引起心脏、血压及其他脏器的衰竭，导致生命垂危，由于年事已高，患的又是综合性疾病，这次住院竟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医院曾三次开出病危通知书。几年来，谢添导演主要依靠药物进行控制。12月12日，家人发现谢添每分钟心跳达到100多下，赶忙将他送到医院，没想到第二天就不行了。

　　谢钢今天他将飞回北京和家人处理谢添的后事。谢添的女儿也会在今天赶到，老人的遗体明天火化。

　　郑榕：谢添帮我完成了从舞台到银幕的转换

　　曾与谢添导演在电影《茶馆》中有过亲密合作的表演艺术家郑榕回忆当年的往事时这样说：谢添导演拍摄《茶馆》完全是出于对这出话剧的喜爱，因此在拍摄时他可以说是倾注了心血。开拍前，他非常虚心地征求大伙儿的意见，并和我们一起观看话剧《茶馆》的录像，他是个十分严谨的人，一个场景有时要拍上百个镜头。我记得他对结尾时三个老头谈身世那一段非常满意。此外，他还邀请了孙敬修等人来客串第一场中的茶客，给这些文化名人提供了一个留影的机会。

　　其实在拍《茶馆》前，我们曾在电影《丹心谱》中合作过，我在片中扮演的是方凌轩，那一次谢添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我的表演方式有些过火，太舞台化，拍摄过半，他才渐渐肯定了我的表演。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药厂拍摄一个简单的下楼镜头，拍了七八次他都对我不满意，那次，老舍的女儿刚好在现场，回家后她对老舍夫人说：“您能跟谢添叔叔说说，对老演员客气些吗？”不过，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感谢谢添导演，正是他的严格和认真帮助我完成了从舞台到银幕的转换，后来他评价我是比电影演员还像电影演员。

　　黄健中：“喝醉酒爬手电筒”是谢添的段子

　　1971年左右，谢添导演被下放到大兴的五七干校，我那时是负责看管他的人，当时谢添属于重点看护对象，人们都怕他自杀，因此我紧张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他就说“你睡吧，我肯定不会自杀的”，慢慢的，我们熟了起来，我发现他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怨言。谢添是在“文革”后入的党，我当时还参加了他的支部会。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事一点怨言都没有，有一次我跟他说，“您经历了那么多次运动，我觉得每次运动都会对人进行一次搜刮，感觉像做了场噩梦”。可他回答我说，“还行吧，就是耽误了很多事情”。

　　在干校时，随着看守的放松，我们经常一起打乒乓球，我说：“做导演您是我老师，可打乒乓球，我就是您老师。”但谢添是个非常智慧的人，他的乒乓球很快就练得很好，在北影厂也是名列前茅的。我们去新加坡，他用英语跟人家对话没问题，我们都很惊讶，问他什么时候自学成材的，他说就是年轻时看英文电影学会的。

　　我拍完《小花》后，很想拍一部《蒲松龄与他的女鬼们》，想让谢添演蒲松龄，他非常愿意，还总放在心上，总问我筹备得怎样了。后来这部电影未能拍成，到了1997年我拍《红娘》时，立刻想到让他演那个善良的法本长老，尽管当时谢添已经85岁，而且已经做了脑血栓的手术，但他仍然很愿意出演这个角色。那时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他已经无法上台阶，只能是人们把他背上去，但他在现场的表现依然是一丝不苟的。

　　谢添永远是有说有笑的，不管发生什么，他也始终乐呵呵的，他与侯宝林大师私交很好，侯宝林著名的“喝醉酒爬手电筒”等段子都是谢添讲给他听的。

　　有一年，谢添得了金鸡奖终身成就奖，那时他在医院所以没去颁奖现场，我和北影厂两个副厂长去给他送奖杯，他还亲那个金鸡的鸡屁股，因为谢添就喜欢吃鸡屁股，他管那个叫“后福”。我敬重他的表演、他的导演，尤其敬重他的人品。

　　蔡明：他是第一个看出我有喜剧天赋的人

　　谢添是第一个看出我有喜剧天赋的人。我演《海霞》的时候只有12岁，当时北影厂的厂长想把我培养成谢芳那样演悲剧的演员，而谢添老师却说：“你错了，蔡明是天生演喜剧的料。”

　　我跟他在一起合作永远是快快乐乐的，他就像小孩子一样。一次，谢添住院我去看他，问他想吃什么，谢添说想吃荸荠，可当时北京冬天没有荸荠，我后来去南方拍戏给他特意买了一些，送到他那里时，我说：“老爷子，我要没买到荸荠都不敢来看您。”谢添说：“你要是再买不到，就嫁给卖荸荠的得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萧扬、刘江华、姜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