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牌导演的影片为何与媒体冲突不断，严防记者是否妨碍公众知情权，拍摄保密是否炒作的另一种方式？自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开始，严密封锁拍摄现场以及剧情成为国内一些影视制片方的手段：包括《十面埋伏》、《手机》乃至葛优主演的《窒息》，这次陈凯歌的《无极》也不例外。只是《无极》开机仪式上请来保镖是个新举措，这也引起了种种争议：这种保密方式，合情吗？合理吗？为什么大牌导演或大牌演员的影片频频传出与媒体冲突的消息？剧组的严防死守是否妨害公众的知情权？保密是否正在成为炒作的另一种手段？

　　制片方严防死守和满足公众好奇心之间存在矛盾

　　本周影视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莫过于陈凯歌的新片《无极》3月15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棚内开机。虽然开机仪式没有向记者开放，但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60多人早上八点钟就聚集在开机仪式的现场外面，为了防范记者，剧组做了周密的安排：摄影棚门口站着12名保镖，都是黑色西服、黑色墨镜的“黑客”装扮，还戴着耳麦。开机仪式请保镖，是前所未见的防范措施。

　　而记者们为了得到有关《无极》的新闻和图片，也绞尽脑汁，甚至谋划“登上邻楼的顶层”以窥视被封锁的院内的动静。有几名记者果真实施了这个计划，但多数人无功而返。道理很简单，因为所有临近摄影棚的楼房屋顶都有保镖把守，凡是记者能够想到的地方，保镖们也都想到了。

　　由于导演陈凯歌和主演谢霆锋、张东健、张柏芝、刘烨、陈红及日本的真田广之的知名度，尽管没有从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但投资超过2个亿的《无极》还是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把它放在了文化娱乐版的重要位置，但是媒体也对剧组的这种做法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比如《〈无极〉开机记者无门》、《〈无极〉探班似探监》等。

　　如果说媒体的报道还带有一些自身的感情色彩、“当局者迷”的话，网民的意见相对来说会“旁观者清”一些。记者发现，在对《无极》开机新闻的评论中，网友发表的意见更多集中在“开机仪式上请来保镖”这个新举措上，而且不赞成这种做法的占多数，有：“没想到竟然用这种方式炒作”、“拍一个电影，兴师动众，故弄玄虚”、“做秀而已”等等。专家学者对这种做法怎么看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认为，制片方封锁消息的各种做法虽然有时是出于自我保护，合了他们自己的“情”，但是对于关心影视娱乐新闻的百姓来说，制片方的做法是他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的，这就是不合情，还用上了保镖来防记者任谁也无法接受；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尹鸿教授也认为，这种做法和满足公众好奇心之间存在矛盾。

　　制片方是在操纵媒体还是在和好莱坞接轨？

　　在周星看来，由大牌导演摄制的影片，制作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需要媒体帮助宣传就笑脸相迎，有问必答，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理不睬，回避阻拦，这也不合理，“随着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过去风格死板、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自得其乐的电影电视界，在市场逐渐开放，竞争逐渐激烈的今天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制片方在需要媒体做宣传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热情积极；而同时带来的负面表现就是在不需要媒体的时候就冷脸相对，像陈凯歌等这样如临大敌似的紧张就是十分极端的表现。”

　　而尹鸿则认为制片方保密剧情的做法是合理的，从营销策略来说，产品可以有信息控制和信息发布两种手段，产品的生产过程，生产企业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主动权在生产者手中，电影也一样，“只要是较大规模投资的影片，好莱坞都有一套营销方案，对信息发布的密度、节奏点、方式和各种媒体的选择有自己的考虑”。曾经到美国好莱坞考察过的尹鸿认为，国内少数一流导演正在和国际接轨，“在好莱坞，大牌明星、导演请保镖的不少”。

　　保镖的金属探测器被误会为电棍

　　按照许多媒体的报道，《无极》开机当天有不少“带电棍的保镖”来帮助维持秩序。但据制片方介绍，保镖们携带的不是电棍，而是金属探测器。但是这一举措无疑给《无极》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至少这表明《无极》开机当天没有和记者进行很好的沟通，从而出现这种误会。中影集团是主要投资方之一，集团一位人士对记者说：“防范记者派几个人看着就行了，统一着装，戴着墨镜、耳麦，这样就是做秀了！”此外，周星认为，现在虽然没有新闻法，但记者的职责是了解真相，剧组严加防范，也就是蒙蔽了公众了解真相的眼睛。

　　那么进一步说，保镖是否可以携带电棍呢？北京贝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葛小鹰律师告诉记者，举行活动可以请保镖或者保安来帮忙维持秩序，但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电棍属于管制器具，不论是保镖还是保安，都不准带，“只有公安、司法、武警等在依法执行公务时才能佩带和使用电棍。”葛律师说，私自佩带电棍，如果造成人身伤害，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

　　制片方和媒体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双方都有责任

　　包括周星和尹鸿在内的两位专家都认为像《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影视作品拍摄中信息控制的情况在国内还比较少见，大量作品还是公开的。周星说，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大牌导演的身上，他们认为自己的名气大，不再需要媒体宣传，觉得媒体是在“搅和”；而尹鸿对记者说，有少数导演和明星，他们的举动已经成为公众的关注点，也就具备了这样做的资格。

　　另一方面，报业竞争的加剧和娱乐业的发展使媒体挖掘新闻的手段逐渐趋于极致：像张艺谋在北影厂拍摄《十面埋伏》时就有媒体在邻楼的屋顶上偷拍成功，以致《无极》开机时就考虑到派人在屋顶把守，“如果选用常态手段还算得上合理，但是有些记者出于功利心而不择手段确实出圈了”，周星说，“媒体与制片方已形成一对复杂的矛盾，不能说谁对谁错，即使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至少形成今天的局面双方都有责任。”

　　对于媒体无孔不入的报道手法，不少网友明确表示了不赞同。尹鸿告诉记者，媒体报道时要有利益共享的意识，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要有基本的道德判断，有对他人的尊重。周星也说，记者费尽心思也是为了在媒体竞争中获得优势，拿到第一手资料。目光短浅的人往往就采取了非常手段，尤其是一些小媒体为了打开市场竞相爆冷，这样一来影视界和媒体双方就会逐渐产生不信任感，关系恶劣愈演愈烈。而且，“在行业法缺席的情况下，新闻界的职业道德和自律守则，是记者必须遵守的规范。记者选择常态的采访手段当然合情合理又合法，但是有些记者为了获取第一手材料的功利心往往违背了职业道德，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采用了偷拍、跟踪等非常态的采访手段，这种见利忘义的做法同样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的。”

　　葛小鹰律师也说，虽然公众人物隐私权受到限制，但是在实施偷拍偷录时必须遵循两个前提：“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制片方和媒体之间之所以出现矛盾，中影集团一位人士分析，主要是媒体需要信息的时机和剧组需要发布信息的时机存在时间差，剧组考虑配合发行，媒体考虑抢时效。尹鸿则认为，通过控制信息，影片更能调动观众的好奇心，有利于营销。

　　那是不是影片拍摄越保密越好？对此周星并不认可，他说有些制作方是为了保留神秘感，更甚者用大张旗鼓地阻止记者来炒出新闻，这样既没有“泄密”，又达到了宣传的作用，可谓两全其美。尹鸿也说，社会舆论影响很大，即使对剧组某种做法提出批评，从某种程度上也扩大了影视作品的知名度，从营销策略上说也算是一种成功。

　　国外是如何解决制作方和媒体之间的信息沟通矛盾的呢？尹鸿介绍，一般来说剧组或者公司都会有公共关系专员专门和媒体打交道，会定期做新闻发布，而且尹鸿强调指出，国内一流导演控制信息的做法除了具体方式值得商榷之外，基本上和国际接轨。

　　但如何解决国内媒体和制片方之间的矛盾，尹鸿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他认为在目前没有新闻法的情况下，只能靠媒体的自觉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周星认为双方最合理、合情、合法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协调，制片方提供途径让记者了解情况，获得信息，记者客观地给予报道，“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让大家有规可守，最终能以明确的法律依据说话，谁是谁非就可以说得清楚了。”

　　周星对媒体与制片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抱乐观态度，认为这种相互敌视的状态将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短时间内很难扭转，“现在的状况的确是非常危险，像是在悬崖上搏斗一样”。（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