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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 1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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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生
无论人们把纪录片划分成多少种类，但纪录片的纪录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当我们用活动的影像去纪录人以及人们身边发生的事件时，我们就会遭遇一个必要的前提--与被摄对象的沟通。这种沟通的程度基本上决定了纪录程度的深浅，或者说关乎着纪录的成败。
从心理方面的感受来说，摄影机的镜头等于一只硕大而冷静的眼睛，这只眼睛不仅常常盯着你，而且还把你所有的言谈举止，想要表现的和不想表现的各种意识到的和下意识的动作毫不留情地纪录下来，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个并不普通的人，通常都会对此存有戒心，过去有些少数民族就忌讳你拍他的照片，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魂魄会被摄走。早先拍电视新闻时，一个领导干部在万人大会上侃侃而谈，而当会后你把镜头朝他一对，没准他就变得结结巴巴的，三分钟以内汗也会顺脸而下，他虽然不怕你摄走魂魄，但他怕哪句话说错了影响他的形象。镜头这东西，确实是带有某种侵略性的。即使我们这些经常用镜头与人们打交道的人，一旦被别人的镜头对准了，也还是没有躲在镜头后面去拍别人自在。何况那些对镜头不怎么熟悉的人呢？
从对别人生活介入的角度来说，你是一个不期而至的生人，一个来意不明的窥视者。你所宣称的好意仅仅只是可能性之一，谁知道是不是还另有所图？即便你是好意，别人会不会对你拍的东西产生误解？虽然你纪录的是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但由于世道上的一些人心险恶，利益冲突，人们并不愿意把自己全部真实地暴露出来，而多是躲在某种面具的遮蔽之后，裸露灵魂的不适肯定大大超过裸露躯体的不适。在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里生存，人们不可能没有顾忌和杂念，谁也不期望自己能够天使般地透明。而你和你的镜头，恰恰是要和盘托出被摄者的本相。换位思考一下，你就会理解：无端地信任一个不请自到的陌生人，并且若无其事装做身边好像并不存在一个无处不在的拍摄者该有多难！
当我们自己理解了这些难度后，便开始有了与别人沟通的心理准备。在尔后的沟通过程中，情感投入是贯穿始终的。情感投入程度直接影响着沟通的深浅。
与拍摄专题片不同，我们不能先自家订什么个框框，甚至有个什么脚本，按部就班地截取些与之有关的材料，然后按计划装填进去，制成一个完全表达我们主观愿望的片子。拍摄纪录片至多不过有个大致的原生状态，假以时日，纪录捕捉这种存在演化和变迁，而且在此过程中不断修改和校正某些主观的想法和意图。
既然我们选取了一个关注的对象，就势必要尊重他的人格，理解他的性情。人心是很灵敏的仪器，搀不得一粒砂子。任何形式的虚情假意，即便用最优美的外壳来包装，也难以骗取别人的信任。只有在平等的视线里，呈现你的坦率与真诚，被摄对象才能在确定后把你当做朋友，才能在你面前流露他的真性情，让你了解他的真实生活。
过去在地方台工作时，拍摄一个有关时装模特的节目，有位当时还在高中读书的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总觉得她有些与众不同。后来了解到她是犹太后裔。当时我弟弟是家旅行社的翻译，经常接待一些国外的文化团体。他告诉我，搞学术研究的特别是人类学研究的，对犹太后裔很感兴趣。只是由于牵涉到国际上的一些敏感的民族问题，是不准他们采访的，既然有学术价值，我就有意识地找这姑娘的父母聊天，了解一些情况。他们说他们的祖先大概宋朝就迁过来了（现河南开封有犹太后裔资料馆），而且他家的地位还比较高，已经着手把这一枝七家八姓的家谱修得比过去完整多了。数年前这位姑娘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和情绪方面遇到问题时，我也曾帮过点小忙，因此她父母渐渐地把我当成了朋友。他们说曾经有好几拨人找上门来想要拍片儿，都被他们拒绝了，因为言谈话语之间，让他们觉得有些人主要想拿他们卖钱。他们表示：如果政策方面允许拍的话，会让我拍他们的真实情况，因为信得过我。再往后，这家人搬到外地去了。片子虽然没拍，但这十来年交往形成的信任是重要的。
到朱仙镇拍摄《年画轶事》时，木版年画的这家传人住在镇西边的赵村。这种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手工刻制的套色木版年画，传到他这一代也可能终止在他这一代。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审美的等诸方面原因，它成为民间工艺的绝唱几乎就是必然的。张廷旭从父辈那里学得这门手艺，靠着它把自己的家境从村里最穷的一户变成收入较多的上等人家。但也不过每年比别人多挣几千元刻板、印刷的辛苦钱，其实家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俱，并不算富裕。儿女们各有主张，对继承这门不足以让人发家致富的手艺没多少兴趣。倒是老外们陆陆续续地有近五十来人先后前来采风，国内的新闻媒体也蜻蜓点水似的有过报道。张廷旭身高大约一米六O，人是极聪明的，既自尊又自卑，属于较为敏感的那种。刚去拍的时候，我虽然讲了来的意思，他还是按照以往的习惯很敷衍地重复着说熟了话和做熟了的动作。我当时也缺乏拍摄此片子的经验，片断地捡着稠的捞了一些，镜头和剪辑思路以展示他的日常生活为主。后来看看片子太平，折回头又去拍，慢慢地由关注他的刻呀、印呀的事情转向关注他对生活的感受和对儿女们的打算。第一次去拍时，是由县里和镇里的人陪着去的，后来是自己直奔他家里，在他家里吃、住。一来二去的时间长了，彼此就少了忌讳，聊天和拍摄的内容也就宽了些。有次他说，他要是个能长得高些，绝对不至于只是现在这样子。他在一家面粉厂当过出纳管过账，没正式学过木匠，但在市里一个单位做木匠活儿被定为三级师傅，在村里做过队长，人缘挺好，谁家的缝纫机坏了都会找他去修。就是个头太低总觉得自个儿出门不够排场，也就认命在家里忙活年画了。他说有的新闻记者来拍东西，凳子也不敢坐，水也不敢喝，还嫌家里太乱太脏。碰到这号，他就干脆说农活太忙，没空印画，一推二六五，让他立马走人。"我最怕被别人看不起喽，谁嫌弃我们，我就不跟他配合。反正靠手艺吃饭，年年起五更搭黄昏印上十几万张，放在家里都不愁批发户上门买走，你报道是五八，不报道是四十，尽给我添麻烦。"张廷旭平日里待人还是很谦和的，拍摄时也较为合作。我尽量少干预少耽误他的活计，闲下来时还跟他学学印画，帮他在些小事上出出主意，为了扩大精品年画的销路，他的合作伙伴与他商量印制年画故事集，上面是画，下面是说明文，让人很方便就能明白每幅画的典故。我提出在字行之间加印信笺式的红线格子，以增加色彩对比和装饰感，被他们采用了。另外我还告诉他，我可找人投资，在北京设立一个年画作坊，资助他的一个子女上学进修民间艺术专业的想法。虽然画饼难以充饥，他毕竟能体会其中的好意。在近两年的陆陆续续的拍摄中，有句话经常挂在嘴上：张老师，你说咱咋拍吧。我会对他一句，咋活动就咋拍。
尊重被摄者的人格，与其说是个方法问题，不如说是个立场问题。你这里先将自己的心给放平了，没有高人一头，乍人一膀的感觉，不自以为是的去干予别人的生活，不用自己的价值观去代替别人评判，而是开诚布公地寻求一种合作的关系，甚至一种类似哥们儿姐们儿或亲人般的关系。自己把人做好了做的节目才会有戏。
异地拍摄时，不止一次地听到人说，哎，你这个人没有架子，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要端个什么架子，摆个什么谱呢。无论你顶多大个牌子，到头来还得靠节目说话。三峡拍摄地有个老兄弟开始老是躲着我，但我拍摄的事情偏偏又跟他有直接关系，他负责那块业务，而且在那个节目中他还是个主要角色之一，但急又急不得，我只好先从外围拍起，跟他周围环境里的人打交道。时间久了，也就慢慢地相互熟悉了。我问他为何前段时间总跟李向阳似的难找。他说他是被吓怕了，一个拍新闻的哥们儿来采访，他陪着前往天坑地缝，三角架好像就那样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他文静而瘦削的肩上，一天下来，十几里山路爬上爬下地张罗。你想他在这带大小也是一当官的，哪里吃过这种苦头。第二天肩膀就红肿起来。从此，一见到拍电视的赶快就溜，他是被哥们儿的架子吓怕了。
另一次我奉命去跟拍一个挺有个性的人物，恰好与其他频道的一位仁兄同行，他也要抓住这个人做些文章，这仁兄是个老电视了，挺敬业的，就是话有点大。几个月下来他做了二期节目，却把拍摄对象得罪了。那人到那位仁兄的制片人那儿告状，说对他跟对下人似的，喊过来喝过去，还好像给了他好大的恩赐。虽然这节目对宣传他的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可他却还是不买账，因为伤了他的自尊了。你说这位仁兄值不值，香也烧了，神儿也得罪了。
拍钱浩亮的两位同事显然就棋高一招。钱浩亮因文革中的某些干系蹲过监狱，后来就不大愿意说话，他的夫人不离左右地伺候着，同时在他偶尔说话时还替他把关。他们开始造访这对夫妇的情景恰如《红灯记》里鸠山的一句唱词："几个钉子碰回来"。但这两位同事很有耐心很有韧性。几个回合下来，冰雪消融，认了干亲，成了自家人--"一股道儿跑的车"。我有幸同他们一起，在钱浩亮家混了顿老两口亲手烧的饭。你想家里的饭都蹭上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对付？
《生命里的长征》是命题作文，片子主人公是身患脑癌血癌的少校隋继国，此人37岁。据医生数年前判定，他早就该阳寿已尽了，然而这个意志坚强的前军人活得不仅硬朗，还自费到各地游说，现身说法，号召人们为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资料库）出钱出力。按说他是自愿为红总会做工作的，但他第二次出行却早于红总会宣传安排计划月余，这边想让稍等一下，一块行动并推出他，但隋继国却觉得有生之日或许已不多，白血病友又急需救助，依然照原想法上路。一路上既有鲜花笑脸也有磕磕碰碰，使他的情绪大起大落。隋继国是个人来疯，特善于在人多场合宣传鼓动，一些政治口号式的句子他说出来让人听着也并不很别扭，而且也有一定的表演意识，镜头感挺强。每每把右臂一弯，朗朗对着众人说：……对得起宣誓时举起的拳头。说实话，跟踪拍摄时，还真让我挺作难的。即使是主旋律之类的片子，也不大用过去政治口号式的东西，一不小心还是会引起反感。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似乎在演戏。走到湖北时，一个在京工作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吃了顿饭，找个没人的时候跟我说：操，你拍他呀，干嘛呢？他老装丫挺。后来走到深圳时，街头募捐现场又有一人撇撇嘴冷冷地说，作什么秀呀？到底拍什么怎么拍，路途上我心里也不太有底，边拍边琢磨。好在多是俩人一路上住在一起的机会较多，什么话题都有。过去我有个搭档总结了句话，说两个人如果一块拍片子同住半月以上（同性），基本上该坦白的就全部坦白出来了。此话果然不虚。三个月下来，他的过去，他的苦衷，他的期望，都码到了我的记忆里，当然我这边的也交流到对方去了。信任这东西也是要等价的交换的。
他有个意思给我的印象最深。明知道治好病的希望很小，才要抓紧时间做事，这事与人与已也都有益处，就算哪天躺倒了，但知名度在这放着，成绩在这儿摆着，社会上、组织上就不会把家里的亲属放在那里不管。的确也是用心良苦啊。为了病友也为了家人，就算是唱了一场苦肉计，又有什么不对呢！况且他治病用的药又有些是属于自费的，为此背了数万元的债可他却又把自己写的《战胜死亡》一书义卖的款项一笔笔地捐给红十字会，就算是演戏，又有几个愿意来演？
慢慢地我理解了他戏后面的真诚，也看到了他戏后面的弱点。这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逐渐地在我心中还原出来了。
隋继国有一个深爱他的老母亲，倔强的老父亲和四个骨髓配型都跟他不一致的兄弟。小女是他此生的骄傲，妻子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井坤娟在一家学校教书，其坚强自立不输隋继国。两人间有亲情更有怨气。井坤娟本来不愿上镜头的，几经劝说才同意，一开口就怨气冲天。为人媳为人母的艰辛也就罢了，偏偏遇上一个这样朝不虑夕的丈夫，还满世界跑着张罗别人的事，不用最后的时间来陪陪家人，别人可能认为高尚，但她却认定是自私。她是有理由发牢骚的，换了别人，或许早就吹灯拔蜡了。难得她一直还挺着。
我曾说过隋继国，你到处做好人，哄得老老少少都说你好，就是不哄住自己的老婆。亲人说你不好，你那些好还不是假的？他自我解嘲：我俩都是属免的，可不合适在一个窝里。她是家兔，我是野兔。
我也曾问过井坤娟，隋继国这趟从北京到深圳的路走下来，要是再闹点儿"保尔故乡行"之类的名堂，你怎么办？对着摄像机，井坤娟开始一直是很努力地笑着：跟他离，马上就去把这事办了算啦！这时她脸上还笑着，但眼圈已经红了，眼睛里湿湿的，是泪。
隋继国是很要面子的人，井坤娟也是。
节目编完初稿，制片人觉得井坤娟显得过于厉害了，让修改。遵命后，我在片中让隋继国用画外音形式向井忏悔："其实替她好好想想，也真够难为她的……"
片子播出的前一天晚上，我打通了隋继国家的电话，是井坤娟接的。后来隋继国拨电话过来要请我吃饭，我不想无功受禄。那边他倒得意了：你告诉播出消息的那天晚上，我俩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分开住了。后来说明早一块看完节目再分也不迟，等看完节目后，老婆就看在我态度还算端正的这点上，给我留了点面子，说先不分了。再后来她在学校里又评上了副高职称，一高兴，还用一个真皮手包给我发了奖品。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哇！
这之后，隋继国的"保尔故乡行"阴谋尚未得逞，复发的脑癌就毫不留情地将他扔到了手术床上。术前术后，我各去见了他一次。他缺乏血色的手伸出来，不甘心地在我的手上握了一下。床头上有幅关系绝对纯洁的女战友的照片，在病床上他也还忙着。给女儿写遗书悲壮的神情，打电话安慰母亲的那份细致，以及对妻子不在现场的怨气，比节目里的隋继国更有可视性，但这家伙把形象看得很重，这种关头还是不去惹他为好。脑壳一侧第二次被掀开，他居然又活了过来。他因心大而命大。制片人知道他的事后，派人去慰问了一次，又让隋继国有了次小小的得意。片子没再继续做下去，但朋友继续做下来了。这之后井坤娟也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这饭，我得吃，要不，他们会说我谱大。
眼下我正在三峡间的几个点上来回穿梭，拍摄移民和文物保护方面的题材。移民工作据干部表达是破解世界性的难题，但对移民们来说势必牺牲诸多利益，其间的关系复杂而敏感。去年年底，我已与拍摄地的人们有了些沟通。不对镜头时，彼此可以说些不宜发表的想法。越难越复杂的事情，就越具吸引力，在探险的途中人是兴奋与充实的。真诚可以让人逢凶化吉，得天之助得人之助。
我们在拍摄纪录片时投入情感，投入热忱，我们同对方一起面对生活的艰难、困惑和无奈，感知生命的张力，感受情感的波动，体验每次的挫折与辉煌，于是便有了心灵的沟通，便有了理性的思考，便有了生命的顿悟。我们在对方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我们在自己身上演绎着对方的故事，永远在别人的故事中诉说的自己的心事。
我们对变迁的时代投入情感。我们对鲜明的个性投入情感，我们对人类的境遇投入情感，我们对深爱的自身投入情感。我们纪录，我们思索，我们收获心灵的道白和震撼，我们对已知命运冷静审视，我们对未知命运无限期待，我们用镜头做出时代的影像报告。纪录片是整个人类命运的关照，纪录片也是纪录片人的情感归宿。
我们是感性的，
因此我们更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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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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