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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jy/jmnr/images/1_1_1013jy1.jpg) 我们的县委书记是最让人感动的,他是为兰考活活累死的。——原兰考县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原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时间,这位死去了二年多的县委书记焦裕禄成为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间里,播音员齐越在朗诵通讯的时候,忍不住失声痛哭,以至于中断了十几分钟的录音。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播出后,几乎每天焦裕禄生前所在的河南省兰考县都涌入数以千计的参观者,以致于铁道部破例发布公告,陇海线的列车一律在兰考这个三等小站停靠。 确切说,当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席卷全国时,已是焦裕禄去世的二年后。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去世时,《河南日报》上发表了两万字介绍他事迹的文章。二年后,新华社记者穆清、冯健、周原看似偶然的兰考之行,又使得焦裕禄的故事重新被挖掘出来。 1965年的冬天,已在河南重灾区采访了半年多的新华社记者周原,为了寻找更多的新闻线索踏上了开往豫东重灾区的长途客车。售票员告诉他这趟客车开往兰考县。下车后,周原找到县委大院。此时,他并不知道能够发现什么样的采访线索,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次看似偶然的兰考之行,促成了他半个世纪记者生涯的一次最重要的发现。 县委的通讯干事刘俊生接待了周原。当周原说明来意后,刘俊生的第一句话让周原极受震动。刘俊生说:“如果谈到我们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我们的县委书记是最让人受感动的,他是为兰考活活累死的。”刘俊生流着泪从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拿出焦裕禄的照片,这是周原第一次看到焦裕禄。刘俊生说:“你坐的椅子就是焦裕禄的椅子。”刘俊生接着还为周原从床下找出了一些焦裕禄生前的衣物,破旧的棉鞋、棉袜、棉衣。这些焦裕禄当年下乡穿的衣服,一直被刘俊生珍藏了两年。 据周原回忆,另一个向他介绍焦裕禄情况的是焦裕禄生前的副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当周原和张钦礼下乡了解有关焦裕禄的情况时,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兰考县一共有149个大队,焦裕禄生前跑遍了120多个生产队,跋涉了5000多里。 周原所到之处,兰考的人民都忘不了焦裕禄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在兰考人含泪的目光中,周原结束了第一次兰考之行。他有关焦裕禄情况的汇报引起了时任新华社记者穆清、冯健的重视。 穆清、冯健、周原为了了解更详实的情况来到了兰考县委。在这里,他们召集焦裕禄生前的同事,开了个座谈会,没想到这会一开就是三天三夜。 穆清回忆当时的情况:一讲就把我们讲得非常感动。记得那时从上午开始谈,一直谈了整整一天,谈焦裕禄他是谈着哭着,我们也是谈着掉眼泪,也哭着,其它的任何情况都甩开了,就听他介绍焦裕禄同志。据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焦书记是从尉氏县搭牛车到开封,又转乘火车到达兰考的。焦裕禄的前几任书记因各种原因都没有到兰考上任。 焦裕禄来到县委的第一天,正赶上县委三级会议召开,这是刘俊生第一次看到焦裕禄。他回忆当时的情形:焦裕禄当时穿的衣服很朴素。焦裕禄一说话,就是面带笑容。比较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爱吸烟,吸烟的嘴子按在一个烟台灶上,烟上面是一个玻璃的(嘴)。大家对他这点非常有印象,大家还都发笑说焦裕禄在吸烟上还是很有个特技的。会议一结束,焦裕禄就和几个同志下乡了,这时候雪下的很大,正好到一个五保户群众家去了,当时风很低,雪也很厚,一刮风就起雪。五保户问:“你是谁呀?”焦裕禄说:“我是你儿。”“你是俺儿?我没儿呀?”“我是毛主席派来看望您老人家的!”两个老人一听啊,手颤颤巍巍地摸他的头,摸他的脸。 1962年冬,豫东兰考县正是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期。这年春,二十万亩的麦子被风沙打毁,秋天内涝又淹坏了三十万亩的庄稼,盐碱地区十万亩禾苗咸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兰考县成为全国最穷困的县之一。仅靠政府发放救济粮仍无法解决兰考的灾情,为了谋生,兰考的百姓纷纷出外逃荒、要饭。在兰考火车站上,数千的灾民冒着风雪拥在站台上。村里只留下了老人和儿童。据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焦裕禄来后不久,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一次县委会上,他把县领导带到了火车站。 当时焦裕禄和县领导立即组织了一个劝阻办公室,就设在火车站。他们反复劝阻兰考灾民不要出外逃荒,而火车声音一响,很多人都开始向站台挤。火车站口挤满了拿着包的男男女女,怎么劝阻都劝阻不了。焦裕禄同志非常伤心,就跟当时去的这些同志说:“我们如果不很好地改变兰考的面貌,我们对不起这些父老乡亲们啊!” 火车站百姓逃荒的事极大地刺激了焦裕禄,他开始深入兰考,探寻治沙除害的方法。据县里唯一的林业大学生朱礼楚回忆,风沙下雨最大的时候,焦裕禄总是带头去查风力,探流水,观看洪水流势,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焦裕禄和工作队的同志曾在风沙中紧张工作了41天后,测量出兰考县有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区1600多个,并一一丈量编号,绘了图。朱礼楚曾建议焦裕禄买一些仪器测量兰考土地的盐碱含量。焦裕禄却说,我们还穷,买不起仪器,但我们可以用舌头尝,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卤的是碱。从那一天起,他带着技术员跑遍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个生产队,行程5000多里,硬是用舌头尝出了一张兰考盐碱地分布图。 据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回忆,1959年,焦裕禄在洛阳时已查出患有肝病。据刘俊生回忆,焦裕禄无论作报告,还是开会,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用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子,他坐的藤椅右边顶出了个大窟窿。有一次,焦裕禄肝病复发,痛得不得了,他还要下乡,他也不让我们搀着,一个人走在前头,终于支持不住摔倒在地。我们马上跑上去搀起他,问他,焦书记你咋样,你停停,你要不行,你休息一下。他说,我没事,不用休息,我跟着你们走。那一天,我们走了4个村委,6个村庄,去了100多户人家。 周原回忆他当时听到这些事后的感受:焦裕禄这种人情,是共产党员的人情。他关心群众,不是口头上的。访贫问苦,当着大任务,他的心跟群众动情的。他看到人穷就走不动,看到谁困难就一定要帮助。我就哭,掉眼泪,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啊。 刘俊生回忆,一次到城关区调查,焦裕禄为了向老乡讨教治理风沙的经验,与饲养员肖未峰住在饲养室。老汉肖未峰告诉他,兰考有三宝,泡桐、花生和大枣。要想改变兰考灾害,因沙治沙就要种泡桐。要想翻身,百姓提高收入就要种花生。要想搞好生产,还要搞饲养。肖未峰的话给了焦裕禄很大的启发。焦裕禄开始带领兰考人民集体种泡桐。如今,兰考的泡桐出口日本,叫兰桐,由于木质好,日本只要兰考生产的泡桐。 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回忆,有一次,焦裕禄在乡下看到一个孝顺的村民,从地下挖出淤泥,把母亲在沙地中裸露的坟封住。这个奇特的固沙方法给了焦裕禄很大的启发。他相信,一个人靠一把锹,一个早晨就可以封住一个坟,那么兰考36万人,用两三年的时间,不愁封不住全县的沙丘,这种深翻淤泥封住沙丘的方式,焦裕禄给它起了个好记的名字,叫“贴膏药”。 在焦裕禄的推广下,这个工程整整持续了两年。兰考人惊奇地发现,他们脚下一望无际的沙丘下面竟是红色的胶泥,这些胶泥在他们脚下沉睡了成千上万年。他们把胶泥挖出地面,封住沙丘。人们看到了兰考的希望,外出逃荒的村民又重新返回家乡。有趣的是,土地治碱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贫困的兰考,在众多铁锨的翻挖后,迎刃而解了。 据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他和焦裕禄下乡时,焦裕禄总嘱咐他带上照相机。刘俊生说:“焦书记,每次下乡都叫我带上照相机。我说你让照相,你为啥不让照呀?焦书记笑着,跟我解释说,我叫你带上照相机是叫你给群众照相,你看那一次你忘了没有,我们去城北时,群众正在田里干活,一看你带照相机,就喊道,快点干啊,县委领导来了,还给咱照相嘞,快点干!你看你照相对群众鼓舞多大,你带上照相机是给群众来照相,给群众拍照片,给他们鼓舞,对改变兰考面貌有好处,单给咱照个相有啥意思。焦裕禄本人在兰考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仅留下了四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的泡桐是焦裕禄亲手栽种的,被人们称为“焦桐”。 县里对焦裕禄的事迹座谈进行了三天,每天都是从清晨到深夜。穆青回忆说:“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一面听介绍,一面记录,记录都记录不下去,笔记本上很多眼泪,说不下去,我们记不下去。那几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过的,好像其它的都不占位置了,只有一个焦裕禄在那里,这种情形在我几十年的采访中很少有的。一提起来就哭,提起笔掉泪,这怎么行啊,最后我们说就换个地方吧,这样的气氛太压抑,压抑的我们简直喘不过气来,而且吃饭也吃不完,睡觉也睡不好,这样下去我们要垮了,所以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多礼拜,我们就说到开封府去写,所以初稿是在开封写出来了。” 冯健回忆说:“我想到焦裕禄的一个个的故事,在我脑子里闪现的时候,我就想,我面对焦裕禄在跟他谈话,我这个眼泪呀就不由自主地就滴在稿子上。” 据焦裕禄秘书李忠修回忆,1964年3月22日,焦裕禄的肝病恶化,县委为他买好了车票,送他去郑州治病,可找了半天竟找不到他,原来焦裕禄忍着肝疼下乡了。 焦裕禄的肝癌此时已经到了晚期。他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下,脸都发青了,还在听情况汇报。他脸色发青,拿着钢笔记笔记,痛的连钢笔都拿不住,掉在地上。 当天火车开走了,焦裕禄把治病的时间推到了第二天。半夜,他痛的实在忍受不住了,爱人徐俊雅说我去请个医生再给你打打针吧。焦裕禄说,黑天半夜,麻烦人干啥。 这一夜,焦裕禄和徐俊雅都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焦裕禄用手顶着自己的肝,弯着腰走到了火车站。 好多同志都流泪,说焦书记您去治吧,治好一定回来。焦裕禄上火车的时候还说,我检查回来和你们一块工作。他一直这样讲,讲着讲着,火车就开了。但焦裕禄再也没有回到兰考。 刘俊生说,在焦裕禄躺在病床最后的日子里,曾提出要看一看兰考改造好的盐碱地上长出的麦穗。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爱人徐俊雅回忆说:“老焦临死的时候安排了,他让我今后不要给领导找麻烦,不要随便伸手,张口和领导要钱,要东西。” 1964年5月14日上午9点45分,兰考的好书记焦裕禄停止了呼吸,终年42岁。 焦裕禄去世以后当时埋在郑州。兰考的一些乡里面的基层干部到郑州去开会,乘着会议的空隙就跑到焦裕禄的坟上去哭坟。老百姓趴在坟头上,抠坟上的土,把它抠的都往下掉,抠的很深很深的印子,趴在那不起来。 1966年2月7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立即引起全国轰动。许多报刊纷纷发表了向焦裕禄学习的文章,全国掀起了一股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长篇通讯发表后20天,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经各级领导协商,决定了却焦裕禄生前的遗愿,把他的坟迁回兰考。很快,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送回了兰考。 如今,兰考县已经摆脱了贫困,再也见不到昔日的沙丘和盐碱地,处处是绿意盎然的泡桐树。每年焦裕禄的祭日,许多兰考人总是自发地来到焦裕禄的坟前。平时有什么心里话,老村民还总是会趴在焦裕禄的坟前向他们的好书记诉说。 从1962年12月6日到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只在兰考工作生活了一年零三个月。焦裕禄的名字从那时起被人们怀念着,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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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c.gif) 责编:邵金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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