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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县委书记是最让人感动的，他是为兰考活活累死的。——原兰考县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原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时间，这位死去了二年多的县委书记焦裕禄成为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间里，播音员齐越在朗诵通讯的时候，忍不住失声痛哭，以至于中断了十几分钟的录音。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播出后，几乎每天焦裕禄生前所在的河南省兰考县都涌入数以千计的参观者，以致于铁道部破例发布公告，陇海线的列车一律在兰考这个三等小站停靠。
确切说，当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席卷全国时，已是焦裕禄去世的二年后。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去世时，《河南日报》上发表了两万字介绍他事迹的文章。二年后，新华社记者穆清、冯健、周原看似偶然的兰考之行，又使得焦裕禄的故事重新被挖掘出来。
1965年的冬天，已在河南重灾区采访了半年多的新华社记者周原，为了寻找更多的新闻线索踏上了开往豫东重灾区的长途客车。售票员告诉他这趟客车开往兰考县。下车后，周原找到县委大院。此时，他并不知道能够发现什么样的采访线索，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次看似偶然的兰考之行，促成了他半个世纪记者生涯的一次最重要的发现。
县委的通讯干事刘俊生接待了周原。当周原说明来意后，刘俊生的第一句话让周原极受震动。刘俊生说：“如果谈到我们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我们的县委书记是最让人受感动的，他是为兰考活活累死的。”刘俊生流着泪从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拿出焦裕禄的照片，这是周原第一次看到焦裕禄。刘俊生说：“你坐的椅子就是焦裕禄的椅子。”刘俊生接着还为周原从床下找出了一些焦裕禄生前的衣物，破旧的棉鞋、棉袜、棉衣。这些焦裕禄当年下乡穿的衣服，一直被刘俊生珍藏了两年。
据周原回忆，另一个向他介绍焦裕禄情况的是焦裕禄生前的副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当周原和张钦礼下乡了解有关焦裕禄的情况时，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兰考县一共有149个大队，焦裕禄生前跑遍了120多个生产队，跋涉了5000多里。
周原所到之处，兰考的人民都忘不了焦裕禄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在兰考人含泪的目光中，周原结束了第一次兰考之行。他有关焦裕禄情况的汇报引起了时任新华社记者穆清、冯健的重视。
穆清、冯健、周原为了了解更详实的情况来到了兰考县委。在这里，他们召集焦裕禄生前的同事，开了个座谈会，没想到这会一开就是三天三夜。
穆清回忆当时的情况：一讲就把我们讲得非常感动。记得那时从上午开始谈，一直谈了整整一天，谈焦裕禄他是谈着哭着，我们也是谈着掉眼泪，也哭着，其它的任何情况都甩开了，就听他介绍焦裕禄同志。据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焦书记是从尉氏县搭牛车到开封，又转乘火车到达兰考的。焦裕禄的前几任书记因各种原因都没有到兰考上任。
焦裕禄来到县委的第一天，正赶上县委三级会议召开，这是刘俊生第一次看到焦裕禄。他回忆当时的情形：焦裕禄当时穿的衣服很朴素。焦裕禄一说话，就是面带笑容。比较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爱吸烟，吸烟的嘴子按在一个烟台灶上，烟上面是一个玻璃的（嘴）。大家对他这点非常有印象，大家还都发笑说焦裕禄在吸烟上还是很有个特技的。会议一结束，焦裕禄就和几个同志下乡了，这时候雪下的很大，正好到一个五保户群众家去了，当时风很低，雪也很厚，一刮风就起雪。五保户问：“你是谁呀？”焦裕禄说：“我是你儿。”“你是俺儿？我没儿呀？”“我是毛主席派来看望您老人家的！”两个老人一听啊，手颤颤巍巍地摸他的头，摸他的脸。
1962年冬，豫东兰考县正是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期。这年春，二十万亩的麦子被风沙打毁，秋天内涝又淹坏了三十万亩的庄稼，盐碱地区十万亩禾苗咸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兰考县成为全国最穷困的县之一。仅靠政府发放救济粮仍无法解决兰考的灾情，为了谋生，兰考的百姓纷纷出外逃荒、要饭。在兰考火车站上，数千的灾民冒着风雪拥在站台上。村里只留下了老人和儿童。据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焦裕禄来后不久，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一次县委会上，他把县领导带到了火车站。
当时焦裕禄和县领导立即组织了一个劝阻办公室，就设在火车站。他们反复劝阻兰考灾民不要出外逃荒，而火车声音一响，很多人都开始向站台挤。火车站口挤满了拿着包的男男女女，怎么劝阻都劝阻不了。焦裕禄同志非常伤心，就跟当时去的这些同志说：“我们如果不很好地改变兰考的面貌，我们对不起这些父老乡亲们啊！”
火车站百姓逃荒的事极大地刺激了焦裕禄，他开始深入兰考，探寻治沙除害的方法。据县里唯一的林业大学生朱礼楚回忆，风沙下雨最大的时候，焦裕禄总是带头去查风力，探流水，观看洪水流势，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焦裕禄和工作队的同志曾在风沙中紧张工作了41天后，测量出兰考县有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区1600多个，并一一丈量编号，绘了图。朱礼楚曾建议焦裕禄买一些仪器测量兰考土地的盐碱含量。焦裕禄却说，我们还穷，买不起仪器，但我们可以用舌头尝，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卤的是碱。从那一天起，他带着技术员跑遍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个生产队，行程5000多里，硬是用舌头尝出了一张兰考盐碱地分布图。
据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回忆，1959年，焦裕禄在洛阳时已查出患有肝病。据刘俊生回忆，焦裕禄无论作报告，还是开会，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用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子，他坐的藤椅右边顶出了个大窟窿。有一次，焦裕禄肝病复发，痛得不得了，他还要下乡，他也不让我们搀着，一个人走在前头，终于支持不住摔倒在地。我们马上跑上去搀起他，问他，焦书记你咋样，你停停，你要不行，你休息一下。他说，我没事，不用休息，我跟着你们走。那一天，我们走了4个村委，6个村庄，去了100多户人家。
周原回忆他当时听到这些事后的感受：焦裕禄这种人情，是共产党员的人情。他关心群众，不是口头上的。访贫问苦，当着大任务，他的心跟群众动情的。他看到人穷就走不动，看到谁困难就一定要帮助。我就哭，掉眼泪，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啊。
刘俊生回忆，一次到城关区调查，焦裕禄为了向老乡讨教治理风沙的经验，与饲养员肖未峰住在饲养室。老汉肖未峰告诉他，兰考有三宝，泡桐、花生和大枣。要想改变兰考灾害，因沙治沙就要种泡桐。要想翻身，百姓提高收入就要种花生。要想搞好生产，还要搞饲养。肖未峰的话给了焦裕禄很大的启发。焦裕禄开始带领兰考人民集体种泡桐。如今，兰考的泡桐出口日本，叫兰桐，由于木质好，日本只要兰考生产的泡桐。
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回忆，有一次，焦裕禄在乡下看到一个孝顺的村民，从地下挖出淤泥，把母亲在沙地中裸露的坟封住。这个奇特的固沙方法给了焦裕禄很大的启发。他相信，一个人靠一把锹，一个早晨就可以封住一个坟，那么兰考36万人，用两三年的时间，不愁封不住全县的沙丘，这种深翻淤泥封住沙丘的方式，焦裕禄给它起了个好记的名字，叫“贴膏药”。
在焦裕禄的推广下，这个工程整整持续了两年。兰考人惊奇地发现，他们脚下一望无际的沙丘下面竟是红色的胶泥，这些胶泥在他们脚下沉睡了成千上万年。他们把胶泥挖出地面，封住沙丘。人们看到了兰考的希望，外出逃荒的村民又重新返回家乡。有趣的是，土地治碱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贫困的兰考，在众多铁锨的翻挖后，迎刃而解了。
据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他和焦裕禄下乡时，焦裕禄总嘱咐他带上照相机。刘俊生说：“焦书记，每次下乡都叫我带上照相机。我说你让照相，你为啥不让照呀？焦书记笑着，跟我解释说，我叫你带上照相机是叫你给群众照相，你看那一次你忘了没有，我们去城北时，群众正在田里干活，一看你带照相机，就喊道，快点干啊，县委领导来了，还给咱照相嘞，快点干！你看你照相对群众鼓舞多大，你带上照相机是给群众来照相，给群众拍照片，给他们鼓舞，对改变兰考面貌有好处，单给咱照个相有啥意思。焦裕禄本人在兰考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仅留下了四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的泡桐是焦裕禄亲手栽种的，被人们称为“焦桐”。
县里对焦裕禄的事迹座谈进行了三天，每天都是从清晨到深夜。穆青回忆说：“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一面听介绍，一面记录，记录都记录不下去，笔记本上很多眼泪，说不下去，我们记不下去。那几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过的，好像其它的都不占位置了，只有一个焦裕禄在那里，这种情形在我几十年的采访中很少有的。一提起来就哭，提起笔掉泪，这怎么行啊，最后我们说就换个地方吧，这样的气氛太压抑，压抑的我们简直喘不过气来，而且吃饭也吃不完，睡觉也睡不好，这样下去我们要垮了，所以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多礼拜，我们就说到开封府去写，所以初稿是在开封写出来了。”
冯健回忆说：“我想到焦裕禄的一个个的故事，在我脑子里闪现的时候，我就想，我面对焦裕禄在跟他谈话，我这个眼泪呀就不由自主地就滴在稿子上。”
据焦裕禄秘书李忠修回忆，1964年3月22日，焦裕禄的肝病恶化，县委为他买好了车票，送他去郑州治病，可找了半天竟找不到他，原来焦裕禄忍着肝疼下乡了。
焦裕禄的肝癌此时已经到了晚期。他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下，脸都发青了，还在听情况汇报。他脸色发青，拿着钢笔记笔记，痛的连钢笔都拿不住，掉在地上。
当天火车开走了，焦裕禄把治病的时间推到了第二天。半夜，他痛的实在忍受不住了，爱人徐俊雅说我去请个医生再给你打打针吧。焦裕禄说，黑天半夜，麻烦人干啥。
这一夜，焦裕禄和徐俊雅都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焦裕禄用手顶着自己的肝，弯着腰走到了火车站。
好多同志都流泪，说焦书记您去治吧，治好一定回来。焦裕禄上火车的时候还说，我检查回来和你们一块工作。他一直这样讲，讲着讲着，火车就开了。但焦裕禄再也没有回到兰考。
刘俊生说，在焦裕禄躺在病床最后的日子里，曾提出要看一看兰考改造好的盐碱地上长出的麦穗。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爱人徐俊雅回忆说：“老焦临死的时候安排了，他让我今后不要给领导找麻烦，不要随便伸手，张口和领导要钱，要东西。”
1964年5月14日上午9点45分，兰考的好书记焦裕禄停止了呼吸，终年42岁。
焦裕禄去世以后当时埋在郑州。兰考的一些乡里面的基层干部到郑州去开会，乘着会议的空隙就跑到焦裕禄的坟上去哭坟。老百姓趴在坟头上，抠坟上的土，把它抠的都往下掉，抠的很深很深的印子，趴在那不起来。
1966年2月7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立即引起全国轰动。许多报刊纷纷发表了向焦裕禄学习的文章，全国掀起了一股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长篇通讯发表后20天，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经各级领导协商，决定了却焦裕禄生前的遗愿，把他的坟迁回兰考。很快，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送回了兰考。
如今，兰考县已经摆脱了贫困，再也见不到昔日的沙丘和盐碱地，处处是绿意盎然的泡桐树。每年焦裕禄的祭日，许多兰考人总是自发地来到焦裕禄的坟前。平时有什么心里话，老村民还总是会趴在焦裕禄的坟前向他们的好书记诉说。
从1962年12月6日到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只在兰考工作生活了一年零三个月。焦裕禄的名字从那时起被人们怀念着，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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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邵金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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